王朝中专利

1、西周王朝详细？

文王

姬姓，名昌，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在位5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周文王七年（前1056年），周文王薨，葬于毕陌。前1046年，其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追尊他为文王。

善施仁德

当时商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油的铜柱上，一滑倒就会倒在火坑里，顿时皮焦肉烂。但是商纣的宠妃妲己看见此惨状笑个不停，所以商纣就一直让犯人这样做，以博得妲己一笑。周文王很是气愤，诸侯和人民无不痛恨的咬牙切齿。周文王被拘羑里获释后，向纣王表示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愿以此换取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西伯的要求，废除了炮烙之刑，周文王姬昌得到了天下百姓的爱戴。

武王

姬姓，名发，周文王姬昌与太姒的次子，其正妻为邑姜 ，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在位13年。姬发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又称“武王伐纣”，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进行的决战。由于帝辛（商纣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自焚，商朝灭亡。

分封诸侯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巩固全国政权，昼夜不寐。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追封父亲为文王，另外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

将枉死于纣王之手的比干改葬，释放被纣王禁锢的箕子。

对其他部落实行大分封：神农氏的后人封于焦，黄帝的后人封于祝（江苏赣榆），尧的后人封于蓟（天津蓟县），舜的后人封于陈（河南淮阳），夏朝的后人封于杞（河南杞县）。

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安放在商朝的首都殷。为了包围武庚的地盘，又分封了自己三个弟弟：管叔鲜于管（河南郑州），蔡叔度于蔡（河南上蔡），霍叔处于霍（山西霍州），是为三监。

为了加强对已经受周朝的控制下土地管理，对周的开国元老实行大分封，如将吕尚封于齐，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据记载，周初总计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15个，同姓之国40余个。继而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力量以及东夷势力，据记载，当时共讨伐了九十九国，有六百五十二国向武王臣服。还封了一些前王之后,如焦、祝、蓟、陈、杞等。

成王

姬姓，名诵，周武王姬发之子，母邑姜（齐太公吕尚之女），西周王朝第二位君主，在位21年。

周成王继位时年幼，由周公旦辅政，平定三监之乱。 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还命周公东征、编写礼乐，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驾崩，享年35岁。

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周公辅成王

周武王克殷商后两年去世之时，姬诵被立为成王，由于成王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惟恐诸侯叛周，于是乃亲自摄政治理天下。

周公亲践天子之位，引起了管叔、蔡叔等弟兄怀疑，于是管、蔡联合武庚发动叛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的命令，平复叛乱，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让微子开继承殷朝的后嗣，在宋地建国。又收集了殷朝的全部遗民，封给武王的小弟弟封，让他做了卫康叔。晋唐叔得到一种二苗同穗的禾谷，献给成王。成王又把它赠给远在军营中的周公。周公在东方接受了米谷，颂扬了天子赐禾谷的圣命。

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天下大服。周公在摄政的第七年，成王年长能亲政，于是周公还政于成王，北面就臣之位。

成王以周公治理天下有功，将周公分封到曲阜，地方圆七百里，革车千乘。并命后世鲁公可以天子礼仪祭祀周公。

厉王

姬姓，名胡，周夷王姬燮之子，西周第十位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878年—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在位期间，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即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不准国人（指工商业者）依山泽而谋生，借以剥削人民。他违背周人共同享有山林川泽以利民生的典章制度。 致使百姓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终死于彘地，谥号厉王。

厉王止谤

周厉王暴虐成性，奢侈专横，百姓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百姓不能忍受暴虐的政令！”周厉王大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巫师告谁议论，周厉王就杀掉谁。这样一来，议论的人逐渐减少，但同时诸侯也不来朝拜。

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当时周厉王更加严苛，百姓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周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百姓对我的议论，百姓再不敢有怨言。”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处更严重。水蓄积太多，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让百姓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放言论，使百姓敢说话。因此天子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反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天子，左右近臣要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天子。老臣汇集、整理各方面意见，然后君王斟酌考虑衡量取舍。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很顺当，不会违背常理。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类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饶田沃野，百姓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这是能够产生财用衣食。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赞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几个呢？”周厉王不听劝阻。从此百姓都不敢说话。

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 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穆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劝解下，国人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 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一说由共国国君共伯和代行天子职务）。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幽王

姬姓，名宫湦，周宣王姬静之子，母姜后，西周第十二任君主，前782年―前771年在位。前782年，周宣王去世，姬宫湦继位，是为周幽王。前771年，犬戎攻入西周都城镐京，杀死姬宫湦，西周灭亡。姬宫湦死后，谥号幽王，诸侯共同拥立其子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史称东周。

烽火戏诸侯

据《史记》记载，褒姒不爱笑，周幽王想出各种办法让她笑，但褒姒始终不笑。周幽王设置烽火台和大鼓，有敌人来到就点燃烽火召集援兵。有一次，周幽王点燃烽火，诸侯都率兵赶来。诸侯到后却发现没有敌人，褒姒看到诸侯惊慌失措的样子，果然哈哈大笑。周幽王非常高兴，因此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不再相信，渐渐不肯应召而来。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申国联合缯国、西夷犬戎攻打周幽王，周幽王点燃烽火召集诸侯援救，诸侯却没有前来援救。犬戎最终在骊山之下杀死周幽王，俘虏褒姒，西周灭亡。

三川地震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镐京和附近的泾、渭、洛三条河川都发生震动。大夫伯阳甫（一作伯阳父）说：“周朝将要灭亡。天地间阴阳二气，不能失掉规律，如果失掉规律，便是人扰乱了它。阳气伏在地下不能出来，阴气压迫着阳气不能上升，这样就会发生地震。现在泾、渭、洛三河一带都发生地震，是由于阳气失去应有的位置，而被阴气镇压着。阳气失序而在阴气下面，河川的源头一定阻塞了，源头阻塞，国家一定要灭亡。水土气通而湿润，便能生产东西，为民所用。土地没有水源，民众缺乏财物日用，国家不灭亡，要等到何时！从前伊水、洛水枯竭，夏朝灭亡，黄河枯竭，商朝灭亡。如今周朝的德行也像夏、商二朝的末代了，河川的源头又被阻塞，源头阻塞必定枯竭。国家的建立必须依靠山川，山崩塌，川枯竭，这是亡国的象征。川枯竭一定会发生山崩塌。若国要灭亡不会超过十年。因为十是天数的一个轮回。上天所要抛弃的国家，不会超出十的期限。”同年，泾、渭、洛三条河川枯竭，岐山崩塌。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河枯山崩事件发生正好十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灭亡。

2、化妆不止是女子的专利，历史上有哪些朝代男子也会化妆？

《汉书·佞幸传》中载有： “孝惠时，郎侍中皆冠、贝带、傅脂粉。”汉代还流行帽子上插鲜艳的羽毛，脖子上傅白粉，被称为羽林郎。

羽林郎

古代的粉，其实就是磨碎了的米，再加一点铅，铅不能加太多。中国古代的 l审美观是要整得很白，比如魏晋时期的何晏，被人称为 “美姿仪而色白”
，说明脸涂的白并非古代女子的专利。

何晏

那时还好熏香，“服丹行散后，香飘万里香” ，连皇帝也不例外，《魏志·朱建平传》记载曹丕： “帝将乘马，马恶衣我匡香，惊啮文帝膝。 ”

曹丕

南北朝时期是男人爱美的黄金时代，官员头顶金冠，那时开始流行小冠，露出黑油的鬃发，涂白粉并修眉，眉用螺袋，与女子一样，说话温雅又轻柔，穿宽袖驰的大衫，露出胸膛，用金革带束腰，谓之
“沈腰” ，堪比 “柳腰” 。

小冠

以细腰宽胯为邃喵喷美，主创者是南朝沈约，他 “以风流见称，而肌腰清灌，时语沈郎腰瘦” ，李煜词幼中有 “沈腰潘鬃消磨”
，潘鬃指的是潘安容貌。上穿大袖服，如飞鸟振翅，宽敞的滴等幼交领，腰处紧收，下穿白纱做的宽褡皱纹大口裤子，是何等的潇洒飘逸!

不要以为隋唐男人就不爱美，隋唐起家于北朝，爱美的文化，从汉到隋唐一脉相承，隋唐文化有着大量的南北朝文化遗风。

从唐时期流行的答花习俗宋代一直发扬光大，那时士大夫，也白面玉唇，科举后，头顶官帽井插鲜花。宋朝男子的幞头(古代男子用的头巾)
，有好多种，不亚于女子的发式变换，而且都是朝着“俏”迈进，什么 “花装” ，什么 “曲翅” ，光听名就够艳了，把帽子飘带编成好多花样，盘在头上，个个都成了
“花样美男子” 。

唐朝男人

明朝男人爱美其实比女人还甚，或者说打扮的比女人还漂亮。锦衣卫这名字多响亮，锦衣锦衣，名副其实，上面堆满了金织刺绣，每次列队出行时，裙摆飘飘，雷声振动。民间男子把头发扎起来戴上网巾，保持头发的平整，可见明代男子很重视自己的形象仪表，如果风吹乱了哪怕一根头发丝，估计都是不雅。大家的公子们，穿着艳丽花纹的衣服，精美的湖绸丝绣，腰间别着香囊，拿着扇子招摇过市。明代男子服饰颜色一改宋朝的清雅，清秀艳丽，经常着粉，流行鹅黄等。

明朝男人

女孩家颜色的衣服。戏曲中流行的
“彩衫”就是常看到小生穿绣花的直身，色泽清雅又艳丽，刺绣的帽子，也是粉党白脸，可见明代的审美不比前朝差在哪，这些戏曲的元素，应该都是明朝男子爱美的佐证和遗存。

历代男人也都是爱美的，但什么时候打扮、修饰就变成另类了呢?这与清朝后期大男子主义盛行有关，男人们觉得女人就该打扮给男人看，凭什么男人要给女人欣赏，自尊心受不了。

3、是什么因素导致西周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

在讨论西周崩盘的根本原因时，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个概念：

在当时，并没有“西周”和“东周”的区分，都叫“周”。所谓的“西周”和“东周”，不过是后世史学家方便区分而起的名称。

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西晋”和“东晋”都叫“大晋”、“北宋”和“南宋”都叫“大宋”、“大明”和“南明”都叫“大明”等，不多赘述。

虽说“西周”和“东周”是后世史学家方便区分而起的名称，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以“周平王东迁”为标志性事件呢？

主要原因就在于：周平王东迁之后，整个天下的格局变了。

在西周立国之时，周武王占据了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两个地区，这也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这两个核心地区之外，周武王把剩余的地盘分割成上百块，最好的地盘分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和亲信，其余的分给在各地有重大影响力的人，以及在剪商过程中立有大功的人。

如果我们以公司做类比，那么股权分配大概是这样的：

周武王作为董事会主席，拥有总股权的20%；第一级别诸侯拥有3%-5%的股权，第二级诸侯拥有1%-2%的股权，第三级诸侯拥有0.3%-0.5%的股权……以此类推。

注：本数据仅供举例参考，并不严谨，无需较真。

这样一来，形势就很清晰了：周武王所占据的地盘，对比其他诸侯有绝对优势，周王室自然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使得周天子控制的股权变得越来越少，最终无法维持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

或许有人会问：周天子控制的股权越来越少，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极其昏庸的君主吗？

这自然是一个理由，但最重要的理由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也使得从前稳定的权力格局开始变得极不稳定。

这就好像一家集团公司内部，以董事长为代表的董事会最大，以CEO为代表的管理层次之，下面是各分公司，然后是各部门，最后是各小组，再具体到个人。

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部门和各小组的体量居然在商业活动中迅速扩大，有的甚至成长到了分公司的体量。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各部门和各小组的领导人，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继续受制于分公司，便打算向董事会或管理层报备，自己独立出去成立一家新公司。

这一切虽然还在周天子最初设计的权力格局中打转，但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凸显的。

发展到后来，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不定时会产生内讧，双方在内讧过程中，都会大肆提拔一些分公司来为自己摇旗呐喊，在此过程中，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权力也开始慢慢流失。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说的就是周幽王的爷爷——周厉王时期的事情。

据说，周厉王在位期间，任用一个名为荣夷公的奸臣，搞所谓的“专利”，就是从国家层面搞垄断，范围包括山林川泽。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

这一高压手段使得天下民怨沸腾，最终有好汉站出来振臂一呼，直接把周厉王从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赶到了彘地（今山西临汾霍州市东北部），再也不敢回来，并最终死在那里。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

於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

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周厉王搞垄断最终客死异乡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定论。

但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按照周武王构建的权力格局来看，整个天下并不属于老百姓，而都属于大大小小的贵族。

周厉王搞垄断，并没有逼得老百姓造反，只是伤害了大多数贵族的既得利益，被他们联起手来赶出国都而已。

《诗经·大雅》中有一首名为《桑柔》的诗，据说是周大夫芮良夫所著，内容是谴责周厉王用小人、行暴政、招外侮、祸人民的罪行。

听上去非常有正义感，可这首诗的内容却是“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惟宝，代食维好”。

意思就是说：周厉王就喜欢“稼穑”（农业），并把它当宝贝，完全不顾体面。

按照今天的语境来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就是大力发展农业。

诗中同时还写道“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这就是赤裸裸地诅咒了：你这个君王不是好东西，有好处只会独享，我们一点好处都分不到，谁还会支持你？

按照今天的语境来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就是大力加强集权，或许是方式方法可能过于激进，但或许也是被现实逼得没办法。

从一个君王的角度来看，周厉王只是在劝农和加强集权，何错之有？如果是周武王时期，他大搞劝农和加强集权，谁敢多说半句话？

可到了周厉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实力已经衰退，所以周厉王的这种行为，自然会受到领地内各种大小贵族的抵制。

在这种背景下，内讧自然不可避免，周边的蛮族看到周王室内讧，自然不会放过趁火打劫的好机会，这才是周厉王时期蛮族频繁入侵的根本原因。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就是“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

周厉王命令将士征讨蛮族，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克”。

到底是打不过，还是消极应对呢？大家心里有数。面对这样一个动了大小贵族利益的君王，谁还愿意给他卖命呢？

我之所以要详细解构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事件，就是想以此为论据，向大家揭示周王室逐渐衰微的原因。

周平王东迁则被后世史学家认为是周王室衰微的代表性事件，才有了后来长达五百年的春秋战国。

请注意，周平王东迁只是代表性事件，却不代表周王室衰微是从周平王东迁开始的。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周王室之所以衰微，周幽王或周平王只是点燃了导火索而已，其根源则是数代甚至数十代周天子遗留下来的痼疾。

以上是历史事件的角度，如果我们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周王室日渐衰微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以西周初期的生产力水平，当时人们所能开发出来的地区相对有限，基本局限于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和陕西省南部。

其他地方绝不贫瘠，但相对荒凉是肯定的。

可随着分封的出现和时间的推移，再加上青铜器高度成熟和铁器逐渐发展等一系列原因，以前无法开发的地区都逐渐被开发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周王室曾经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开始变得越来越小。

除此之外，以镐京为中心的周王室核心区域日益富庶，周边的蛮族威胁也越来越大。

其实不止是西周晚期，早在商朝晚期也有类似的问题发生，商纣王的死因和周幽王的死因也没有非常大的区别。

最初，中国的核心区域是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南部，这个区域在商天子的掌握之中。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力的发展，陕西省南部逐渐被周人开发出来，并依据此地的资源，最终反杀了控制着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南部的商王朝。

这种事情放在近现代也毫不罕见。

在十九世纪时，能称得上工业文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只有英法德等寥寥数国而已。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力的发展，美洲、东亚和东欧也逐渐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英法德等寥寥数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低。

在这种背景下，不甘心被淘汰的英法德等寥寥数国只得开始内讧，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重现帝国的辉煌，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近现代史资料丰富，我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世界历史的发展，只是方便大家进行理解。

事实上，商周时期的历史脉络，也是按照这种逻辑来行进的。

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可以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要构建一个分封天下的权力格局。

这是因为周武王大公无私，所以不愿意建立中央集权吗？这是因为周武王时期的人比较愚昧或单纯，大家想不到中央集权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不是不想做，也不是想不到，而是做不到。

正如我前文所引用的公司股份一样，当董事长突然决定，要把所有股份归到自己名下的时候，如果你是董事会成员之一，会心甘情愿地奉上本属于自己的股份吗？

集权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流血的过程，做这种事情必然要考虑成本。

摆在周武王面前的事实是：能够舒舒服服地把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和陕西省南部这种核心区域捏在手上，整个天下就是自己说了算。

只要能够牢牢掌控核心区域，就能够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力。如果还想把周边区域全部控制住，难免会让别人没有安全感，刚刚完成的剪商大业恐怕会出现反复。

但即便如此，周武王依然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和亲信分封在最重要的地区，史称“汉阳诸姬”。

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一点：周武王绝对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多吃多占”这一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那些对西周开口必称“礼仪”的人，我倒是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看不到“礼仪”，只看得到“利益”呢？

4、总督是清朝官场的专利，清朝九大总督中权力最大的是谁？

在清朝官员中，除了以品级官阶区分身份之外，还可以分为：京官与地方官。京官在朝廷中枢衙门担任官职，而地方官则在地方衙门担任官职。

总督一词，可以说是清朝官场的专利，因为，总督一职是从顺治年间才开始设置的。从总督之“督”可见，在名义上不是地方官，是中央差遣的“派出”性质，由此可见，中央是将地方权力牢牢握在手上的。地方没有名义上的大员，提督、知县等也皆属于中央官。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总督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死，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与梦想。但是，同样是在享受权力的同时，也要担负相应的责任，维护清朝王族以及百姓的利益。

这里，先说一下总督的作用：

一方面在于以文臣钳制武臣，防止武臣割据。

另一方面在于协调各省、各镇之间的关系，统一事权，防止各省、各镇有利互相争抢，无利互相推倭的情况，这也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权的加强。

根据史料的记载，总督的辖区有三个省之大，本来官至正二品，如果，再兼有尚书的头衔，就是从一品，同样，总督还有军事的实权。这样的总督，在清朝共有11个，其中，2个是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总领运输业。另外9个则是封疆大史，分别是：东三省、直隶、两江、两广、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云贵总督。

虽然，表面上总督之名没有区别，都以地区命名，享有的权力与职责，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其实内里的9个总督之间，地位和权力的差别，却是非常之大的。

那些靠近政治中心的总督，地位和权力都非常之高，反之，远离政治中心的总督，地位和权力就没有那么高了。然而，远离也有远离的好处，落得清闲自在。正所谓，天高皇帝远，没有上面人的约束，也没有繁杂的突发情况与危机需要应对，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的日子可是非常惬意的。

直隶总督的辖区管理着京城，也就是皇帝所在的区域。当然，肯定不是要去管皇帝，只是对皇宫外的区域进行管理。而直隶二字，也是非常直白的告诉我们：是皇帝直接直隶的辖区，也是这9个总督中权力最高的。在历史上，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是威名赫赫的，绝非浪得虚名之辈。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干了足足28年之久，兴办洋务，打造北洋水师，成为晚清中国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除此之外，做过直隶总督的名人中，还有曾国藩、袁世凯等知名人物。

两江和两广的总督则不相上下。

两江总督管理着江苏和江西，以及现在安徽的少部分区域。因为，临近河道，有着天然丰富的水资源，所以，这个地区的生产水平在九个总督中是最高的。同时，这个地区有着“天下粮仓”之称，想来做这个地区的总督，身家是不会少的。除了左宗棠，岳钟琪、林则徐、邓廷桢等名人都做过两江总督。

而两广总督的辖区，则是指广西和广东，这是一个与外国有着通商口岸的地区，所以，做这个地区的总督，对个人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首先，要思维活络，因为要和来华的外国商人打交道。并且，还要有远见有魄力有胆识，既要维护清朝上国的面子和利益，也要保证贸易能够顺利展开。

其次，特别是战争时期，两广总督位置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历史上，清王朝在衰败的时候就选择了东南互保，这就是由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发起的。而且，嘉定年间的三屠扬州，乾隆帝六次下江南，以及太平天国都是在这个辖区内发生的。

除此之外，还有东三省的总督，管理着黑龙江、吉林以及奉天，这三个有着满清后花园之称的地区。因为，地理位置是在清王朝的北部地区，一般也没有什么战事威胁，虽然，这个地方也比较重要，但是，却是比较容易管理的一个总督。徐世昌就成了清朝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后来还做过民国大总统。

看了前面几个地位比较高的总督，让我们继续看看后面的。

闽浙总督在其中的地位不高不低，虽然，现在的台湾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是，在清朝台湾被设置成省级行政区划的时候，闽浙总督可是统领福建、浙江、以及台湾地区的。

湖广总督总领的是湖北和湖南，据记载，这个职务是在顺治年间被设立的，在康熙年间废除又建。而历史上，也仅有周天爵一人被卸职发配到了边疆。

陕甘总督的辖区是陕西，甘肃和伊犁。陕甘总督兼辖新疆，光是新疆一省的面积，就有166万平方公里，加上陕西、甘肃两省，远超其余总督。这个辖区的总督职位更替十分迅速，改动也十分频繁。

陕甘总督的地位一直不怎么样，但唯一的例外就是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期间，由于左宗棠的影响力，使得陕甘总督的地位急剧上升，一时之间，陕甘总督在九大总督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

顺治时期，偶有兼管四川的情况，在乾隆时期，进行了川陕的合并，也将其改名为了川陕总督。而到了雍正时期，四川则被分开，最后，到了乾隆统治时期，才正式确立了四川的统治问题。即公元1748年，乾隆最终确立：四川总督兼任巡抚、督察员右都使，以及兵部尚书的官职，位列从一品。

最后的云贵总督，这个管理云南贵州的总督职位，从1660年开始，有过77位大臣。然而，这77位虽然也是封疆大臣，但是，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却与前几位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他们远离政治核心，也不属于经济发达的地区，所以，存在感并不高，其中，又以云贵总督和陕甘总督最不显著。而四川总督则不一样，他辖区内的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这个地方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如今总督府建筑尚有遗存的只有直隶总督府和两江总督府，其余总督府建筑基本不存或只剩遗址。东三省总督府现存西洋楼，为近代建筑。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的明、清两代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漕运总督的官署建筑群，规模宏大，保存完好，布局严谨。

5、封建社会的朝廷都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剥削老百姓？

1853年冬天，太平天国在南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该制度规定，天国的男女每人都可以分到一份田地来种 ，但是，所有的粮食收成，“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噬芋麻 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也就是说，农民只能留下一份勉强维持生存的口粮——成人一石未成人半石 ，其余的都要上缴给国家。

不得不说，洪秀全在剥削农民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狠了。中国历代王朝，刚刚建政时都会实行轻赈薄赋的政策，以此来安定人心，恢复百废待兴的经济，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然而，洪秀全一上来就要把初飞之鸟的羽毛拔的一干二净，这导致很多地主和农民望风而逃。

中国历代王朝，在社会经济恢复之后，都会开始逐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一直到农民可以承受的极限。在农业社会，一个大一统政权要想维持其运转，以及满足帝王的私欲，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是唯一选择。但是，剥削的方式如果都像太平天国一样简单粗暴，那就必然会动摇帝国的根基。 正如科尔贝尔所言：“税收是尽量多拔鹅毛而少让鹅叫的艺术”。所以，中国古代的政府在剥削方式上大多采用“巧取”，而不是“豪夺”。虽然结果都是农民苦不堪言，但是却可以推迟农民起义爆发的时间，延续帝国的寿命。相比历代帝王拔鹅毛的艺术，洪秀全的拔毛技术显然还需要多加锻炼。

一、盐铁专利收消费税

对于中国古代政府而言，清查土地占有的状况，是一项相当庞大、复杂、繁重而又零碎的工作，需要投入难以想象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在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复杂的制度，来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即使如秦始皇，他能统一六国，但是在土地清查方面也是一筹莫展，只得下令“黔首自实田”，让六国老百姓自己呈报土地占有的数额，作为政府征收田赋的依据。你想老百姓都会老老实实的上报真实的土地占有数额？做梦去吧。

以秦朝的严刑峻法，尚且做不到清查土地占有状况，更遑论其他的王朝。所以，并非中国古代的政府都不想平均土地给农民，而是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证明，洪秀全的“天下田 , 天下人同耕 ”其实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既然无法履亩而税，那就“舍地而税人”，因为人口状况比较好清查，一旦登记在册，按人收税就可以了。但是现实情况还是没那么简单，因为会有士族挟藏人口，人民逃亡隐匿等问题。以明朝为例，“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 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清查人口，更是直接跟老百姓说，我调查户口只是为了弄清楚国家的人口数据，而不是为了向你们征收人头税，所以大家都别隐瞒了。

为了填补人口隐漏的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提出了绝佳的解决方案——盐铁专利。管仲说，国家可以通过对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进行垄断，然后加价销售。无论老百姓怎么隐匿，你总得吃盐吧？你避得了交人头税，但你避不了买高价盐时交的消费税。所以这么一来，政府等于间接收到了所有人的税，而且不用吭哧吭哧的去清查田地和人口。

更绝的是，政府不需要包揽盐铁生产和运销的全过程，只需要发个营业执照给商人，让商人自己去煮盐开矿就行了。

政府对商人课以重税，商人再把重税转移到盐铁中，最后由人民，尤其农民来买单。这种制度，简洁、高效，是统治者们心头的那一抹白月光。秦朝商鞅变法，主张盐铁官营，结果“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解决了“军旅之费”，“国赋之急”；唐朝第五琦，这个名字很怪的人，主持食盐专利，将盐价从每斗10钱增加到每斗110钱。从此，唐朝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盐利收入就从每年40万猛增到600万元——不然你以为唐王朝怎么还能苟延残喘那么长时间。

这种专利制度，一方面简化了政府压榨农民的程序，减轻了政府收税的成本，一方面又可以让广大农民一边吃着高价盐，一边没有直接感受到自己所受的压榨。他们可能会怨恨盐铁商人，骂他们是奸商，但不会直接怨恨政府。政府还能得到“利不及民”、“取人不怨”的美名。

所以这套好用不贵的压榨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二、货币地租，谷贱伤农

仅仅是通过专利制度来间接压榨农民油水还不够，中国古代政府还有货币地租这么一个设计巧妙的榨汁机。

跟货币地租比起来，劳役地租存在着诸如“运粮草一天”这样的难以确定和量化的问题，所以，将劳役折算为固定的货币额度，劳役地租的任意性就会完全消失；而实物地租又存在着运输、储藏和交换方面的限制，不利于提高国家的财政储备能力。

所以，货币地租成为帝国的头号选择，汉朝有“口赋”、“算赋”，南朝有“口钱”、唐朝有“青苗钱”、“地头钱”，明清有“金花银”、“一条鞭”、“地丁银”······朱元璋也曾经想建立一个完全征收实物地租的财政体制，但是后来发现实物的储藏实在是太麻烦，最后还是以金、银、钱、钞折纳赋税。

政府强迫农民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这就迫使农民只得去市场卖粮换钱。由于同时有大量农民卖粮，必然导致谷价大幅下跌，加剧“钱重物轻”的情况。如此一来，大量增值的货币上缴给政府，政府赚得盆满钵满。又是我们的管仲同志，他率先提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与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

然而，与此相对，农民则辛辛苦苦干一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白居易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夏秋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而根据顾炎武的记载，明朝时很多农民“岁甚丰，谷甚多，而民相率卖其妻子”。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从秦汉以后，只有魏晋南北朝实打实的采取过实物地租的政策。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更是主张全面利用商品货币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借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他变法之后，米、绢价格骤然下跌，出现了“年丰谷贱”，农民倒霉，但是政府却“ 府库充盈” 的局面。

当然，政府并非完全采用单一的货币地租政策，毕竟小农经济要靠天吃饭，一旦出现农业歉收情况，谷物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时政府就会调节货币地租与实物地租的比例，主要向农民征收实物。所以说，政府在压榨农民这笔账上，算得门儿清。

根据我的理解，货币地租曾经推动欧洲瓦解封建经济，走向近代文明，正如马克思说的：“在进一步的发展上，货币地租——把一切中间形态，例如小佃农的地租，除开不说——不是使土地变为自由的自耕农的财产，就是导向资本主义方式的形态，导向资本主义和地农业家支付的地租。” 然而在中国，由于封建经济早已在2000多年前解体，导致后来出现的

货币地租成为大一统政权压榨农民的重要手段，使得中国的社会再生产能力被泰山压顶，动弹不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从外国流入大量白银，估计农民所受的货币地租剥削会更严重。

三、滥发纸币，让你手里的钱变成废纸

北宋仁宗年间，国家开始发行纸币，即“交子”，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在此之前，中国人使用的都是金属货币。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货币金属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第一，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因为矿山数量有限。由于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第二，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第三，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前面讲过，由于货币地租的政策，导致“钱重物轻”。“钱重物轻”，所以大家都会在家里存储货币，使得大量货币退出了市场上的流通过程，于是整个国家就出现了“钱荒”的情况，即凯恩斯上面所说的第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利用商品经济来增加农业赋税的目的。于是，纸币的发行势在必行。纸币轻便易携，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货币形态，然而在中国古代，纸币也是大一统政权压榨农民的手段——虽然并非最主要的手段。

一开始，北宋的纸币发行配备有准备金制度。然而，到了南宋之时，纸币的发行已经是随心所欲，准备金制度早已被扔进了太平洋。南宋纸币发行量最大的时候，高达亿余贯。南宋灭亡后，元朝继续发行纸币。蒙古统治者不仅仅只识弯弓射大雕，还知道纸币发行必须要有严格的准备金制度。所以，元朝的纸币币值稳定，整体运行良好，马可波罗曾记载，“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然而，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腐败，纸币的准备金制度也形同虚设。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元朝政府开始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发可收拾，农民被压榨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只好武装起义。正如元朝末年流传的一首民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所谓的”变钞“，就是指乱发、滥发纸币，它成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八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为了强制全国人民使用纸币，朱元璋曾下令罢宝源局、宝泉局，停止铸钱，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然而，短短19年，“大明宝钞”就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不仅农民叫苦不迭，就连官员都深受其害——因为官员的一大部分薪水都是发给纸币的。

直到正德年间，朝廷终于悬崖勒马，不再印发宝钞，恢复了铜钱作为流通货币。

相比之下，清朝不再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一个中央集权完全不受制衡的时代，政府很容易就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与其自我放纵，不如提前自我约束。

四、剥削地主，不管土地兼并

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比较强势之时，它可以通过剥削地主来间接的剥削农民。正如某学者之言，“中国封建地产中体现的产权关系包括了国家、地主、农民三级主体：国家拥有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最终支配权)，地主拥有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实际所有权)，农民拥有部分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在实际层面，国家不可能经常性地、高频率地行使(或是表现)它的最高所有权，地主这一级主体在地权关系中的作用就至关重要。”所以，皇帝没有必要再去管土地的兼并情况，宋太祖就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土地掌握在谁手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课征。

这个思路其实跟利用商人资本来剥削农民的专利政策一样，都是借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剥削地主，国家避免了盯住数量庞大的农民，只要盯住数量有限的地主就可以了。而且，农民会将自己的怨恨投射在地主身上，而不是那个远在天边的皇帝。

自从唐朝实行两税法之后，中央政府剥削地主的方式，主要是分割地租。政府不会管地主的营收到底是好坏，它只管伸手。政府索要的赋税越多，地主的压力就越大，因为地主加重佃户地租的空间有限，你再增多人家就不干了，人家会去当自耕农或是去其他地租较轻的地主家。所以在清代时，出现了“富民以有田为累”的情况。

宋代的“衙前”之役，就是由地主担任，负责国家赋税的征收，而国家不付给任何报酬。如果当地农民因为避税而跑路，那么所欠的税款就摊派给其他税户。如果其他税户也都跑了，那么所有的欠税都由地主来承担。而地主为了缴纳欠税，就必须对自己的佃户加重剥削。所以，最后为欠税买单的，还是农民。

明朝的“粮长”制度，也是如此。粮长制度，即各地以纳粮一万石为一区，选其中“田土多者”的地主担任粮长，负责该区田赋的督收和缴纳，如果完不成任务，也是由地主自己掏腰包填上。当然，最终买单的还是农民。

6、都说龙是中国古代皇帝的专利，那为什么在道教里还能看见龙？

龙不只是皇帝的专利吧，况且龙的种类也是有很多的。
如果说道教里能见到龙，那也许是当时的王朝比较崇尚道教。
这或许与某些朝代，佛教的主持可以穿与皇帝同颜色的袍子是有些相同意义的。
表示当时朝廷对此教的尊敬，也说明了道教或佛教在当时的朝廷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7、龙饰是皇家专利吗？听说以前的东西如果上面有龙的图案都是皇家用的，是吗？

亲，专利的最长保护时间是三十年，是发明专利。龙饰应该保护的是外观吧，最多十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结束，从此再无皇家，198几年，中国开始实施专利法。终上所述，龙饰应该不是皇家专利。据我所了解，封建社会时期的确只有皇家才能用有龙的东西。

8、乌纱帽并非官员专利，中国历史哪些朝代人人可戴乌纱帽？

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乌纱帽就是官员的代名词，说你乌纱帽不保，已经是职务犯罪了，要让你下台甚至小命难保了。

事实上乌纱帽最早不是官员的专利，在中国历史上它就是一顶普通的帽子。后来为什么演变成官员的专用之物呢？我们来看看乌纱帽有趣的沿革。

乌纱帽始兴于东晋，盛行于南北朝

乌纱帽，发源于东晋宫廷，由黑纱制成，故得此名。后来传入民间，因其样式好看，遮阳效果佳，深受百姓欢迎，在民间盛行开来。到南北朝时期，乌纱帽几乎成了人人佩戴之物！

乌纱帽隋唐有了等级区分

隋唐时期，皇帝、官员、百姓，全都佩戴乌纱帽。为了区分等级，政府便出台了乌纱帽等级规定：以乌纱帽上的玉的多少来划分官员等级。一品九块玉，类推至五品五块，六品以下不准配玉，平头百姓更是无资格配玉了！

宋太祖为乌纱帽加翅，堪称奇葩

赵匡胤性格温厚，做了皇帝后，文武百官说话无所忌惮，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便议论纷纷，让赵匡胤很难堪。

于是，赵匡胤命人改装了官帽，在乌纱帽上安装两个软翅，上朝时大臣只要摇一下头，两旁的软翅就摇个不停。官员从此不敢随便交头接耳。

朱元璋下令，只许官员佩戴乌纱帽

到了明朝，乌纱帽地开始成为官员的专利，朱元璋上台后，颁发命令，不许老百姓再戴乌纱帽，至少要有了状元或进的功名士才能戴乌纱帽，至此，乌纱帽完全完成了功用的蜕变，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现代人很少戴帽了，乌纱帽的语境只存在象征意义了。原天下有乌纱帽的官员，不负民望，好好珍惜你的“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