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方专利
1、古典经方是什么
如桂枝汤、四逆散、小建中汤、小青龙汤、当归四逆汤、葛根汤、黄芩汤、温经汤、薯蓣丸、大黄蛰虫丸、乌头汤、奔豚汤、芎归胶艾...
1.【人参汤】人参汤
组成；人参麦门冬(去心，焙)生干地黄(焙)当归(切，炒)芍药黄耆（锉）白茯苓(去黑皮)甘草(炙)各30克
组成；人参麦门冬(去心，焙)生干地黄(焙)当归(切，炒)芍药黄耆（锉）白茯苓(去黑皮)甘草(炙)各30克
人参汤-用法
上药八味，捣为粗末。每服9克，用水150毫升，煎至100毫升，去滓，空腹温服。
人参汤-主治
妇人半产后，血下过多，心惊体颤，头目眩晕，或寒或热，脐腹虚胀疼痛。又名理中汤（丸），配方：人参（或党参）、干姜、甘草、白术。用于治疗胃寒。何为胃寒？凡是不敢冷饮、冷食、水果、凉菜的人皆属于胃寒，如果勉强吃下去，则会有胃痛、胃胀、腹泻等种种症状发生，都是胃寒所致，服用此方即可痊愈。
2.【半夏泻心汤】半夏泻心汤
-组成；半夏12克(洗)黄芩干姜人参甘草(炙)各9克黄连3克大枣12枚(擘)
用法；上七味，以水1升，煮取600毫升，去滓，再煎取300毫升，分二次温服。
半夏泻心汤-功效
寒热并用以合阴阳，补泻兼施以顾虚实。心下痞满不痛，呕吐，下痢，苔腻而微黄。寒热错杂，肠胃升降失调。
半夏泻心汤-功用；寒热平调，散结消痞。
半夏泻心汤-主治
寒热错杂之痞证。心下痞，但满而不痛，或呕吐，肠鸣下利，舌苔腻而微黄。
配方：半夏、黄芩、黄连、人参、干姜、甘草、大枣。用于治疗胃热，是和理中汤相对的，以上热、中痞、下寒（呕而肠鸣、心下痞）为用药指证。常常表现为饭后心下有堵塞感，食物留在胃中难以下行。
3.【柴桂汤】
处方；柴胡1钱，桂枝3分，花粉5分，牡蛎2分，炮姜2分，炙草2分。
功能主治；妇人热病，经来寒热如疟，狂妄。
用法用量；水煎服。汗出愈。
是小柴胡汤和桂枝汤的合方，用于治疗太阳少阳合病的外感病。值得一提的是本方还可以治疗胃痛。日本汉方家矢数道明用此方加牡蛎、小茴香治疗胃痛，无论虚实寒热，无不百发百中，效如桴鼓。《外台》柴胡桂枝汤方：治心腹卒中痛者。
4.【五苓散】
五苓散-组成
桂枝9g猪苓9g；泽泻15g；白术9g；茯苓9g；桂枝6g
五苓散-用法
捣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6g），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如法将息。
五苓散-歌诀：
五苓散治太阳府，泽泻白术与二苓；温阳化气添桂枝，利便解表治水停。
五苓散-功用
利水渗湿，温阳化气。
五苓散-病机
太阳表邪未解，内传太阳膀胱之腑。
配方：茯苓、猪苓、泽泻、白术、桂枝。是通阳利水的经典方，用于水代谢障碍。用药指证为：口渴、吐水、水样性腹泻、小便不利等与水有关的症状。现代人五苓散证的形成，多与过用抗生素、激素、化疗药以及饮食太油腻有关。另外，味精等食品添加剂过多，也常常出现本方证。
2、合肥一中的历史
【合肥一中简介】 合肥一中的前身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利用科举时代的庐阳书院遗址于1902年创办的庐州中学堂(世称:小书院,现合肥九中所在地).1908年至1934年,先后六易校名为:庐州府官立中学堂、庐州中学校、省立三中、省立庐州中学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师生辗迁往后方。抗日胜利后，在霍山诸佛庵的省立第六中学部分师生奉命返回合肥，组建省立合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曾名皖北区合肥高级中学。1952年秋，正式改名为合肥市第一中学。1955年定为安徽省重点中学。1956年秋，新校舍建成，迁至现址。 合肥一中，现在是绿草如茵，树木葱茏，园廊秀丽，环境优美．学校占地面积54144平方米，新近投入使用的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总面积9500平方米。三馆设备齐全，先进的校园网和闭路电视可满足各科教学需要。学校藏书6万册，订阅报纸70余种，期刊杂志300多份，保证了全校师生课余学习和教学科研之用。 合肥一中，现有高中３７个班级，在校学生２２９５人，在职在编教职工１２９人，其中专职教师９０人（特级教师６人，高级教师５６人），整体力量雄厚、教学成果卓著。教职工中（含离退休）全国劳模１人，省级劳模２人；全国优秀教师４人，省级优秀教师４人，市级优秀教师８人；省级教坛新星３人，市级教坛新星１人；享受国家津贴２人，省府津贴２人。学校历年高考成绩均在全省前茅。近年，本科文理达线率均在９５％以上，考入全国重点大学占８０％。1990年林傲获22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金奖，张大维，田力获小发明，小创造国家专利，顾凌洁等１９５名优秀学生被保送全国重点大学；王庆等１８名初中毕业生被保送到新加坡立化中学留学，鲁勇等１８名高二学生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历届在校学生参加全国，全省学科竞赛成绩也十分突出，1997-2000年间数、理、化、计算机、生物在省级以上资历达３９４人（其中国家级１３人，省级一等奖６８人) 合肥一中，一贯坚持＂全面施教，广育英才＂，面向全体学子，全面提高素质，一心一德，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优秀新生，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四有＂新人． 合肥一中，一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市各级领导特别关爱和支持，因此才有辉煌的今天． 合肥一中，一贯重视开展校际交流，自199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以来，进一步加强了与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交往与联系，加深了友谊，扩大了视野，增长了学识，学到了经验，对一中今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附]：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中学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西藏路2356号 / 邮编:230601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中学网址： www.hfyz.net
3、日本的中药已经入侵到全世界，中国差距在哪
首先，中药经方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它们内在的合理性。可我们中国呢？却认为它不科学，还要用西药的标准来对它进行检验，大家知道，一个新药的临床不是一般的企业可以做的，不仅周期巨长，而且花费巨大，这严重地制约了中药经方价值的发挥，更让经方的生产、研究严重滞后。
反观日本，它很早就开放了经方中药的生产，日本人总结了中国几千年的临床经验，又用科学手段做了一些临床验证，从而筛选出一些经方加以规模化生产，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方在日本大放光芒，为日本药企赚取了大量的金钱。比如，我国古方”六神丸“，日本拿去改造后，开发出”救心丹“，曾一度风靡全球，被誉为”救命神药“，年销售额1亿多美元。日本老牌的汉方药”正露丸“，也已经返销中国。在向中国申请中药专利的国家里，以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最热衷。
4、记不起是哪一次心血管学术会议上哪位专家讲过一句话很有警示作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有一些看胃病很好的专家，给您简单的介绍如下：
聂惠民 （挂号很贵，特需专家，300）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国内外著名中医药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行医4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擅用经方治疗内科、儿科、妇科等疑难杂病，尤以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为特长，如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病、外感热病、慢性疲劳综合症、抑郁症及更年期综合征、月经病、盆腔炎、小儿厌食、疳积等疗效显著。
裴永清 （人很好，医术精湛，长期给首长看病）
教授 主任医师
1969 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六年。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江县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于 1978 年报告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教授的研究， 1980 年末硕士研究生毕业。因成绩优异，首届研究生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在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伤寒教研室工作至今。 1991 年被评为副教授， 1996 年被评为正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自 1981 年至今，个人独自发表的论文 50 余篇，均为国家级杂志。著作十余部。其代表作是《伤寒论临床应用五十论》，该书已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在日本翻译出牌，并被收入《伤寒 论研究丛书》。于 1993 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以进步二等奖。 2000 年应中央教育 1 台邀请，在电视台现场直播“乙肝的中医治疗”（ 1 小时）， 2002 年北京电视台到门诊采访，在电视报导中誉称：“ 京城名医，德高望众”。个人多年注重临床，特别对西医药治疗较棘手的疾病，诸如过敏性鼻炎、哮喘、病毒性心肌炎、丹毒、痛风、湿疹、心血管病、肝胆病，胃肠病、泌尿系疾病，妇科乳腺疾病、盆腔炎、附件炎、包括皮肤湿疹，过敏性皮肤病等等，涉及内、外、妇、儿、皮、诸科疗效满意，有自己成形的治疗经验。因诊务烦忙，患者就诊人多，因此无暇搞动物实验性科研。在疗效上无水分。多年来一直给总参、总装高级首长做医疗工作，以及部分老革命（享受高干待遇）做医疗工作．
付延龄 （平时15，特需100）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伤寒论》教研室副主任，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说分会委员，医学博士研究会委员，北京市中医学会对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郝万山 （为人很好，医术精湛）
教授 主任医师
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师从多位名师，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研究工作多年。在临床上，精于辩证论治，用方药简效佳。以心理因素所导致的奇病怪症；精神躁狂抑郁症、精神焦虑症、恐惧症、神经性厌食症、多食症、顽固性咳喘；食道炎、胃炎、肠炎、胆囊炎、胆道结石、各种肝病；心血管系统疾病、颈椎病、月经紊乱、更年期综合症等的中医诊疗，有丰富的经验。
出诊时间：
聂惠民：星期二下午 星期五上午
裴永清：星期一上午 星期四下午
付延龄：星期一晚上 星期四晚上
郝万山：星期三晚上
友谊医院的消化科在北京是非常著名的科室
于中麟教授是消化届的学术带头人，以下是他的个人资料，但他的门诊很难挂，从上述你叙述的病人情况看，可先不用直接挂他的号，你们可先去友谊医院挂专家号（任何一个），在看进一步的确诊情况而订。
于中麟，1956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兼任中华医学会第22届及北京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主任委员，《中华消化内镜》杂志主编；并任《欧洲内镜》杂志、《美国消化内镜》杂志、《日本消化内镜》杂志国际编委，北京消化内镜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实用内科》、《临床内科》等杂志编委。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于教授从事消化内科工作40余年，在消化系统疾病的内镜诊治方面造诣颇深，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治疗食管静脉曲张、胃肠道息肉、早期癌等。在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方面已获得存活10年、8年、5年的良好病例，为大量患者解除了痛苦。他紧密联系临床，积极创新与开发，在消化内镜研究上率先开展胆道引流，使梗阻性黄疸的造影后严重并发症的死亡率由11．3％降至为零，并在国内率先开展经皮经肝胆道造影及内外引流术；最早开始肝癌的介入治疗，目前已使一年生存率达60％，最长生存者已达11年仍健在；最早开展B超引导下的肝囊肿硬化治疗，使囊肿闭合率达80％，外科手术开窗后复发者也达到闭合的效果；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死亡率极高，内镜下直接注射法并发症多，难以推广，首先推广了使用ST－ E1管的凝血酶硬化剂治疗方法，以后又并用结扎法，使治疗极为安全、准确，国内很快普及；设计了符合中国国内使用的食管静脉曲张结扎器，现国内已有几百家医院采用，为在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防治上提供了手段，并获得国家专利；应用中西医结合开发研究证明鸦胆子油乳剂是一个良好的胃粘膜保护剂，不仅可减轻胃粘膜的炎性浸润粘膜厚度，还能提高内源性前列腺素，减少氧自由基对胃粘膜的损伤，与泰胃美对比治疗胃溃疡疗效相似，是至今少有的胃粘膜保护刘。为积极推广和普及内镜诊断治疗技术，提高国内学术水平，于教授组织举办全国性学术交流大型会议，基层医院内镜诊断治疗技术交流，创办北京市消化内镜读片会。为促进国际间交流，提高我国消化内镜的国际地位，于教授每两年主持召开一次国际消化内镜学术及操作演示会议，邀请世界有名的消化内镜专家前来报告和演示，使国内消化内镜的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从事医、教、研工作40余年，于教授总结经验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专著《简明消化系内镜治疗学》、《十二指肠镜的诊断与治疗学》、《胃肠道疾病治疗学》、《急救医学》等书的主编及编写部分章节，共计14册；曾荣获卫生部级成果二等奖，省、市级成果3项，局级成果奖9项。
5、求文言文翻译 魏则市于蜀，而 吴亦资西道
几千年来，勤劳的巴蜀人民在创造农业科技文化的同时，还发明了养蚕抽丝，使巴蜀成为我国的丝绸之源。相传在上古时代，诞生于巴蜀盐亭的黄帝元妃嫘祖首先教民养蚕、造丝、织绸，因其功盖千秋，历代将他视作“蚕神”、“丝圣”，祀为“先蚕”。堪称上古伟大的科学发明家。
四川丝绸声名远播，自秦汉至唐宋的千余年间，成都丝织业十分繁荣，是全国丝绸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西南丝绸的贸易中心。而今栽桑养蚕遍及省内160多个县，年产茧量居全国之首，生丝出口量为全国之冠。从蜀锦的发展史看，便知丝绸始于蜀，正如《蜀中名胜记》所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鬻花木蚕器，号蚕市。古蜀国的蚕桑十分兴盛，早在汉前，已有蜀锦织造；东汉末，蜀锦已冠绝一时；汉武帝时，文翁治蜀，他竭力提倡栽桑养蚕，为织造蜀锦提供了丰富的丝源，从赵蕤撰写的碑序中可知其对先蚕嫘祖故乡原嫘轩宫进行扩建修葺的史实，直至六朝时才北传至中原，称冠天下。 到三国时，诸葛丞相也自述家有桑树八百株，这反映出当时蜀国的蚕桑业十分普及，于是出现了“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山谦《丹阳记》)的局面，说明蜀锦已成为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源，所以诸葛亮亦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不仅是蜀国的专利产品，而且独具特色，技压群芳。晋代左思对四川织锦赞不绝口：“百里离房，机柿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都赋》)锦属帛类丝织物，质地光滑，图案精美，色彩瑰丽，需经缫、纺、织等多道工序而成，其使用的织造工具也较复杂。从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可以见到较为先进的斜织机，它至少早于欧洲700年之久。可见，巴蜀人民早就能将蚕丝织成精美绝伦的蜀锦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工艺品。
作为蚕桑源头的嫘祖故里盐亭，历代所产丝绸也驰名全国，如唐朝时，该县的特产“鹅溪绢”就因其纹样结构紧密匀称，层次分明，工艺精湛，深受赞许，被列为朝延贡品；到宋代，文人墨客更视其为写诗作画的精品，文学家、画家文同称赞道：“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大文豪苏东坡亦有诗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嫘祖圣地不少场镇已变成丝绸的集散地，将所产的“西里绸”(即“西陵绸”的乡音)销往南充、成都等地，一时传为佳话；清乾隆直至民国时期，更是“缫丝织绢，比户机声轧轧……”(《盐亭县志》)，如今，仍有足可与蜀锦相媲美的盐亭鹅溪绢、川北绸等丝绸产品名扬四海。蚕丝业在盐亭的持续发展显示了先蚕嫘祖的深刻影响。由此看来，丝绸之源确非巴蜀莫属。随着盐亭丝绸文化研究的开展，还会给丝绸之源在蜀说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崛起成因提供更多的实物佐证。
3、清代四川境内产生的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
对农业生产技术作科学总结的综合性农书，在唐代大多散失，仅存留下一部月令式的《四时纂要》。
到了元代，编写农书蔚然成风，清代四川境内一共产生了4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著作：《农书》可概括为5个部分：一是选种，养种与播种；二是耕作之法，强调初耕欲深，转耕欲浅；三是粪壤之法，强调耕农之事，“粪壤为急”；四是水利事，强调水利诸 事，人事第一；五是牧牛之法，强调对耕牛要喂养得法。该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的专业著作。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而且结合四川农事生产特点有了新的发展。
第二部是乾隆德阳知县阚昌言的《农事说》。全书共分3部分：一曰“因天之时”；二曰“尽地之力”；三曰’尽人之力”。该书是一本具有重要科学技术价值的农业著作。书中提出的如秋科蓄水，要增加肥力等，都是结合四川农业气候、耕作特点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部是乾隆四川什邡布衣张宗法的《三农记》。这是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书，全书30余万字，对治田育秧，稻田管理、收获留种、免耕播种等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书中大量内容确为张宗法实地考察，是对四川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有的流传至今，还不失为一良法。
第四部是乾隆罗江知县沈潜的《蚕桑说》。这是一部专论种桑养蚕的科学著作。该书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价值，不仅对推动当时四川蚕桑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不失其参考意义。
4、天文学与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天文学在所有科学中占有独特位置，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天文学家对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其中尤以巴蜀天文学家落下闳的贡献非常突出。
落下闳(大约公元前156～前87年)，中国西汉著名的民间天文学家。字长公，巴蜀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全国文学家。落下闳经同乡谯隆推荐，由故乡来到京城长安。改革历法的工作由太史令司马迁主持。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采用落下闳、邓平的改革方案，并由落下闳进行运算工作，于公元前104年制定出一部新历，新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
它首次提出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和135个朔塑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并建立了一套推算五星位置的方法，为后世历法的树立了范例。新历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汉武帝决定采用新历于地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太初历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
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落下宏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由于落下闳的突出贡献，汉武帝请他出任侍中(顾问)，他辞而未受，重新回到民间。
杨雄是古代巴蜀的一位杰出全才，既是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在古典文献中，他最先在《法言》中提到“浑天”并驳斥陈旧的盖天说，阐述比较科学的浑天理论，在古代天文学发展中上有一定地位。
宋代四川地区的天文学研究也居于前列，其中以张思训和黄裳二人为代表。
张思训，宋初巴中人，北宋著名的天文学家。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将他设计的浑天仪图献给宋太宗，太宗命工匠造于宫中，逾年而成，被任为司天浑仪丞。他对天文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浑天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在动力方面，过去是“运转以水”，以致到了冬天“凝冻迟涩，遂为疏略，寒暑无准”，他改用“水银代之，则无差失”。因为水银的内聚力很强，在一般气温条件下，既不易凝固，更不会挥 发，能保持稳定的液体状态，用它代替水作浑天仪的动力，保证了浑天仪一年四季都能正常运转，为报时、定节气、制历的准确性提供了科学的保障。他还改革了浑天仪的机械计时器，由擒纵器指挥自动报时，把击钟鼓的木人由2个增为12个，并把报时和击钟鼓分离为两个系统，即：“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口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短长。”因而同此前的计时器相比，“尤为精妙”。这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浑仪“苏颂浑仪”的制造奠定了基础。
黄裳(1146—1194年)，字文叔，号兼山。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于绍熙元年(1190年)绘制了《天文图》、《地理图》等8幅图。在1247年，由王致远经手，将《天文图》、《地理图》摹刻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今存苏州市博物馆)。黄裳的《天文图》是现今发现的最准确的古星图，总高267厘米、宽116厘米。图分两个部分，上半部绘星图，有1440颗星。它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图的下半部为说明文字，计41行，行51字，对宋代天文知识作了简单叙述。此图为世界科学家们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国文字。
在地学方面，黄裳还作有《地理图》(今存苏州市博物馆)，宽约100厘米、长约200厘米，1247年刻制，王致远为之作跋。图上山脉、森林用形象画法，颇具立体感和艺术性，地名用阴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清晰易辨，是宋代一幅较好的地图。
另一幅著名的地图《九域守令图》，是宣和三年(1121年)刻在碑上立于四川省荣县文庙正殿的(原碑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图长宽各1米多，绘宋全境疆域州府。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比黄裳图更为准确，于四川地区水系的绘制比较详细。其作者不详。图的石碑下部刻有文字，已大部风化剥落。
以上两幅地图和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都是保存至今的宋代地图，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地学具有重要价值。
5、医药学的主要成就
古代四川地区在医学方面贡献较大，相继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人物。
汉代著名的医家有东汉涪翁、程高、郭玉、李助等。涪翁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长于用针石治病，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郭玉，字通直，广汉雒县(今广汉)人(《华阳国志》说是新都人)。师事涪翁弟子程高，精通脉理，“技妙用针，著《经方颂说》。和帝时，任太医丞。和帝曾令劈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然后使郭玉切脉。郭玉回答说：“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和帝很佩服他高明的诊脉技术。郭玉“仁爱不矜，虽贫赋厮养，必尽其心力”，而不愿给贵人治病，说贵人骄恣任性，将身不谨，骨节不强，好逸恶劳，给医生治疗疾病带来很大困难。李助，字翁君，广汉涪县(今绵阳)人，精通医术，名齐郭玉，也著有《经方颂说》一书。
隋唐五代期间巴蜀医药学方面以昝殷、韩保贞、陈士良等人成就最大。
昝殷，蜀人，是唐末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因在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家治病奏效，听白敏之建议将行医经验写成《经效产宝》3卷，分40门，载276方，前两卷论妊娠及分娩，言初孕期要用安胎止血药，在临产时，要注意保养母体的精力，难产时“内宜用药，外宜用法”。下卷论产后虚劳、咳嗽、痢疾等症处方。其《产后血晕闷绝方论》所载的“醋铁熏法”，是急救休克的有效方法，历来医家都在临床上普遍应用。此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为唐以后医学家著书立说所采用，并很快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医药界的重视。
唐初，苏敬等20余人修订了《新修本草》54卷，此书收载药品844种，对于药物的形态和性能，作了适当的叙述和描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其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新药品又有增加，为了适应医药上的需要，后蜀韩保贞、陈士良、相继对《新修本草》作了增补。
韩保升，后蜀翰林学士，受蜀主孟昶之命，与诸医生撰成《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世简称《蜀本草》，此书对每项药品的名称、产地、形状、特征、功能，作了比较准确的解释和叙述，并别为图经，以便识别，又载若干处方，可供医疗上的参考，是后来北宋政府修订的《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的主要蓝本之一，惜已失传，仅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保留了部分内容，计释药275条，处方25个。陈士良，剑州人，南唐陪戎副都尉，医学助教，专门掌调饮食，了解各类药用食物的性味、功能，写成《食性本草》10卷。此书载有各类食用药物及制品，同时配上食疗诸方及四时调养脏腑之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说此书是在总结《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吸收了陶隐居、苏恭、孟铣、陈藏用等人有关饮食养生的经验，参考了淮南王、崔浩、竺暄《食经》及《食医心鉴》等有关膳馐养疗的论述而写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此书在明代以前曾广泛流传，后来散佚，但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中尚录有其部分内容。
文学家李王旬还是一位药物学家，他的祖先是波斯人，经营蕃药贸易，所以他熟悉外国药物，写成《海药本草》(又名《南药本草》)6卷。此书也已亡佚，现散见于唐慎微《证类本草》和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尚存121味，来自欧、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现存这些逸文中尚可窥见，《海药本草》对这些海外药物的产地、形状、药性、功能及览别真伪、加工炮制之法都作了明确解释，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促进了古代医药学的发展。
宋代四川地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医药学方面也不例外。杏林高手不胜枚举，医药著述汗牛充栋。其中尤以苏轼、唐慎微、杨天惠、杨退修、史谌、史崧等人最突出。
苏轼精通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与沈括所著的《存中良方》合并，是为《苏沈良方》(一名《苏沈内翰良方》)。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医学专著。清朝人评价说：“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对养生学也有研究，写了不少文章。清康熙时王如锡把苏轼著作中有关养生论述1140余条辑出，分作12卷，编为《东坡养生集》。其养生的主要论点是“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强调人要健康长寿，就要能劳能逸，劳逸结合。
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北宋时的名医。他精通医理，精通于药物研究，以多年的功夫，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至六年(1082—1083年)间编写了药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22卷。北宋政府一版再版。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组织专家修订，定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32卷，由官版刊印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年)再经修订，定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官版刊行。现存《政和本草》分30卷，共60余万字。《证类本草》载药总数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达1588种，其中新增者有476种。它对药物形态、真伪、炮制和具体用法等药物知识，兼收并蓄，汇编一体，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唐慎微编此书时，还创立了“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将历代名医方论、医家和民间习用的单方、验方以及他本人临床验证行之有效的处方共3000余条，分别载入有关药物项上，使学者能一览药物的用途用法。自此而下的药书，多沿此种体例。《证类本草》是我国宋朝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明代李时珍评价说：《证类本草》“使诸 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李时珍撰《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的几百年中，《证类本草》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
杨天惠，字佑父，号回光，亦名杨集，北宋妻县(今四川三台)人。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在四川地区作小官。徽宗时上书言事，后入“元佑党籍”。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免官后便寄居郫县。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任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令时，他对当地附子生产进行了了实地考察，撰写了《彰明附子记》，评载了彰明特产药物附子的栽种面积、产量、栽培方法、生长采收情况、品种及质地区别等，是研究川产药材的一篇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药史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杨退修，字康侯，一字子建，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他精研医技，著有《十产论》、《杨子护命方》、《通神论》等书。《十产论》成书于元符年间(1098—1100年)，重点对“异常分娩”作了详细论述，同时也讲述了如何使胎位转正的各种外科手法，讨论了正产、伤产、催产、冻产、热产、横产、倒产、偏产、碍产、坐产、盘肠产等11个问题。在妇产科医学史上，《十产论》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
史谌，字载之，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精医术，著有《指南方》(又名《史载之方》)2卷。方论共列31门，各门均有医论，共载药方107年。该书对于瘀血、痰饮诸学说殊多发挥，今之研究者尤珍视。
史崧，北宋末南宋初成都人。他著有《黄帝素问灵枢集注》24卷，对《内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6、综合性科技著作的内容和影响
古时巴蜀人杰地灵，科学家层出不穷，涉猎面广，杂家甚多。隋唐五代时期的段成左、马鉴以及宋代苏易简、李石等人就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对促进古代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段成式，字柯古，在其父段文昌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待父入蜀，著《段氏游蜀记》、《锦里新闻》，今佚。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20集，一直流传下来。此书涉及大量有关天文、物理、机械、工程建筑、矿物学、医学、动植物学、农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前同类的专著，相当于一部粗具规模的百科全书，“推析物理、器奇、艺绝、广动等篇，则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识者”。直到今天，仍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被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常备资料。
马鉴，后蜀梓州射洪县令，公元960年编成《续事始》一书，它记载了358项内容，除记生产、生活、科学仪器外，还大量记载军事武器的发明创造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生产上涉及农业、水利、手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生活上记述吃、穿、用、玩都比较完备。对军事工业记载尤为详细，陆战有刀、枪、箭、戟、土山、发石车；水战有舟、楫；设伏有铁菱角和转关桥；攻城有云梯、冲车、井栏、尖头木、垂墙、地道；守城有火箭、雉尾炬、绳连石磨。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苏易简(958——996年)，北宋梓州铜山(治今四川中江广福)人，著有《文房四谱》(又作《文房四宝谱》)5卷，包括笔谱2卷，砚谱、墨谱、纸谱各1卷。仿欧阳询《艺文类聚》体例，而创一物一谱的写法。搜采颇为详博，较完整而系统地汇集整理了此前我国有关笔、砚、墨、纸生产发展的历史和制造技术的经验，并介绍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科学专著。它对推动我国笔、砚、墨、纸生产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的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石，生于1108年，资州(今四川资中)人，南宋初期编著《续博物志》10卷。此书在于弥补张华《博物志》之所缺，并总结和整理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介绍了自上古至北宋年间的科学技术436项，包括了地理、农学、动物、植物、矿物、化学、建筑、机械、冶炼、数学、度量衡、货币、酿酒、煮盐、造纸制笺、制茶、食品加工、手工工艺、造粉制胭脂、医药卫生、人体生理、文具用品、科学专著等方面。并对文字、文物、考古、音乐、围棋、体育、典故等各方面都有介绍。它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博物志》，是我国古代内容丰富的科技知识汇编之一。
7、现代四川科技发展的四个阶段
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经历了萌芽、奠基、形成和发展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
抗战爆发后，四川本省除有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省政府成立的四川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和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川大和重大的理工学院校外，还有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的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也先后迁入四川。科研机构和工矿企业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四川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工业技术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给科技事业提供了动力和创造条件，四川科技事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发展。
（2）20世纪5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奠定基础的时期。
四川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收了为数极少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科研机构，并根据恢复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在接收的科研机构中合并或分出几所独立的科研机构，从此四川省的科研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在这一时期中，陆续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到1957年初，全省有独立科学研究机构37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门的16个。1950～1957年，四川的科技工作主要是结合农业生产、资源普查以及工业交通的改革和建设进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
曹魏为了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先后开凿或整修了许多沟渠陂堰。在今河北地区的，自南而北，有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戾陵堨（è鄂）、车箱渠等。在今河南地区的，有睢阳渠、讨虏渠、贾侯渠等。其他大小陂堰还有很多，不少地方官吏亦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兴修。
曹魏的屯田政策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他的军粮问题，对于遭受长期战乱破坏的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经济 蜀汉地区受战争的破坏较轻。刘备入蜀后，实行拉拢当地地主阶级的政策，发还地主们的田地和房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这时的手工业和商业也由恢复而发展。最著名的手工业有织锦业。《丹阳记》说：“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②可见蜀锦是为各地的达官贵人所喜爱的。
经济与海外交通 吴国地区在黄巾大起义时，这里比较稳定。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吴还在许多郡县组织屯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吴的手工业有制青铜镜和青瓷器等。养蚕业能在一年中培育八辈之蚕，都能作茧抽丝。
吴的商业更加发展，水路交通发达，内河、海上都有大量的船舶往来。当时的造船经验和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海船都很坚固，大船长达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远望如楼阁，可载六、七百人，货运一万余斛。用四帆，帆随风势调整，可逆风而行。远航大秦的巨型船舶有用七帆的。①大秦的使者或商人常来吴国。吴国与倭国（今日本）也有定期的船舶往来。公元230年（吴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航至夷洲（今台湾）。这是我国古文献有关大陆人到台湾的最早记录。公元242年（赤乌五年），孙权又遣将军聂友等率士卒三万人到朱崖（今广东徐闻）、儋耳（今海南省儋县），这都是规模很大的海上航行。
6、李经方的主要阶段
1882年李经方在江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三十八名），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移家天津后，衙门在海河与南运河交界的金钢桥一带（即如今的李公祠大街一带）。
李经方从南京（李鸿章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北上，亲履津门这一北方华洋杂处的商务巨埠，亲见其父身边的土、洋幕僚，及其从事内政外交诸项大事要端的大体过程，眼界和胸襟自是非同一般。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活动，奠下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基础。到了1894年甲午之役之前，他已是有了三年驻美公使参赞和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
那时一般官场上的人，都视洋务官为肥缺，而视外交官为畏途。李氏家族四五代人，读书做官的人是不少，但在洋务上占大便宜的倒不见多，大多是些会办、襄办之类的中层官僚，而驻外公使、钦差倒出了很多，如驻日、驻英、驻美、驻奥、驻比、驻秘鲁、驻墨西哥、驻缅甸的都有，李经方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一人。李鸿章把长子领上外交之路，但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牢牢地把他给捆住。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但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他心里很着急，于是想方设法干扰其父的思路，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也未见被采用（据刘晦之《异辞录》）。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做过三年（1890—1892）驻日公使，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最终，也只有画押“割台”的份。
马关签约回来之后，全国舆论沸腾，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割让台湾”的事情尚未办完，台湾那边的具体“画押”交接之事尚须前往。李鸿章议和期间受了重伤无法前去，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李鸿章亦不愿李经方前往，就推说李经方生了病，而清廷不允。光绪皇帝坚决指明“李鸿章不得推脱!”。最终，由李经方画押割台。
庚子议和前夕。那时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还远在数千里之外，清廷要他火速北上议和，不得稍事延误，李经方始终侍候其侧。
他们北上到达上海时，因北方已混乱得不可收拾，无法前去，京城里更进不去，八国联军正在烧杀抢掠，故在上海盘桓了一个多月方继续北行。上海一月，前来进言的不知有多少人，甚至有人力主李鸿章摆脱清廷，拥兵自立，眼下中外人士皆寄厚望于他，何不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家之天下？当时每天各方来的电报不知有多少，李经方等根本来不及翻译，就调李鸿章旧日幕僚马建忠前来帮忙。马建忠的二哥是著名人士马相伯。大哥是马建勋，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那电文烧掉（见马建忠的外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屡次与其父密议，故时有“李公子胆子比天大”之说法。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自立的。然而父亲的求稳令他失望，而凭他的“底气”他又无法自行其是。总之，李经方再次在父亲面前碰了壁，从此不仅对仕途，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
其父去京城之后，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专门会晤俄国专使，因李鸿章至此还没有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促使慈禧早日返京，但遭到俄方的拒绝。此后的李经方，再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用心，任父亲以一当十地与列强周旋。庚子之后，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1907年回到他的老行当，又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 辛亥革命爆发后，李经方的仕宦生涯就此了结。民国初年李经方在上海当寓公，不食周粟；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就被不肖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去了。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仍保持了晚节。
父亲李鸿章为清廷忠心耿耿，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吐血而死，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回銮”，而李经方不肯这么做。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所以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时，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九一八”事变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满洲国”的皇帝，李经方亦不去朝拜。
1934年，李经方在大连逝世。他刚过了八十大寿。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还拍了纪录片电影。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于是再赶回去参加他的葬礼……李经方1940年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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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少年得志，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他的发迹与成功，与曾国藩密不可分。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加之李鸿章聪颖过人，虚心求教，因此进步很快。受教于曾国藩的第二年，李鸿章就考中举人。在长达近十年“朝夕过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学诗习文、练字读史，还向曾国藩请教经世义理之学，获益颇多。
受诸多因素影响，后世之人，只要谈及李鸿章，都认为他一味妥协、崇洋媚外，骂他为“汉奸”、“卖国贼”，留下的是一幅獐眉鼠眼、委琐窝囊的漫画相。其实，李鸿章个子高大，一点八米左右，风度儒雅，显得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潇洒的味道，有“云中鹤”之雅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胆小如鼠、局促狭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诗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仅仅一首短诗，我们即可从中读到他的远大理想与豪情壮志，看出他的博大胸襟与广阔视野，见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闲神定的风姿。
李鸿章人生的巨大转折缘于太平天国。1853年3月4日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咸丰皇帝面前保荐李鸿章等人随同帮办。于是，李鸿章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宿州，辗转奔赴于安徽各地，以尽力剿灭捻军与太平军为己任，替清廷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在安徽帮办团练的五年时间内，或入幕府参与军事谋划，或独立率军作战，虽用力甚多，也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胜仗。“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踌躇。”李鸿章接到恩师曾国藩来信，希望他能进入湘军幕府。李鸿章就此离皖赴赣，赶往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就个人天赋而言，李鸿章居曾国藩之上，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其人，把他当成助手、顾问，视为左右臂膀，一切重大计划、决策都与他相商。李鸿章也的确才堪大用，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建言献策，都甚为得体周全。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事落拓不羁。曾国藩也觉得李鸿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使劲一搏。于是，他一面上奏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一面命他招募兵马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云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
李鸿章自称接过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那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本质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他曾露骨地袒陈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他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沙，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
李鸿章一生执著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李鸿章自视其高、倨傲不恭，不会转弯抹角以退为进，不懂守雌藏拙适可而止，不会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除委曲求全、百般讨好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他不招光绪皇帝喜欢；他与翁同龢不和；他与左宗棠、张之洞等闹翻，相互发难，互不买账，特别是与左宗棠交恶甚深，两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动不动就大动干戈；他惹怒了朝廷清议派，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招来永无止息的无端攻击；就连重用他的慈禧太后，也对他处处设防……各种势力都明里暗里反对他、阻挠他，而所有的责任都要他一人承担，一切过错失败都一股脑地加诸其身。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李鸿章似乎太不懂得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了，这恐怕也是他身前遭骂、死后负谤的缘由之一。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坐上封疆大臣的头把交椅，此后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之久。李鸿章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认为他实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1825年1月9日，李鸿章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各大学士之首。这一实际上的宰相之职向来都是满人“专利”，汉人得此职衔者以李鸿章为第一。
若论李鸿章的个人功绩，主要在于一个“洋”字——洋务与外交，也正是这两方面使得他备受争议。
自领兵独当一面从安庆赶赴上海，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了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
李鸿章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用夷变夏”，全面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为交通，办电报修铁路，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自办电报事业，在开平煤矿修筑轨距、质量与英国完全相同、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又组建开平铁路公司，修筑唐芦铁路、唐津铁路、关东铁路等；二为矿业，创建开平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开办漠河金矿等；三为民办工业，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李鸿章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规模最大、引进西方技术与管理方式最早的民用企业；四为商业，组织公司寻找机会积极与西人通商。
在李鸿章的积极主持下，洋务这一新鲜事物在中国大地不仅开出了堪称艳丽的花朵，而且结出了无数丰硕可观的果实，创下了许多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完全由洋枪洋炮装备的军队，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派遣了第一批到西方学习的官派留学生，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此外，他还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座煤矿、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艘轮船、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李鸿章开风气之先，在举办这些洋务实业时，无不受到守旧人士的猛烈攻击与严重干扰。仅以修筑铁路为例，这一在今日看来无疑属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却在当时遭到顽固派的极力阻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背面，阴影笼罩下的是五千年的积弊与惰性，要想变革，哪怕稍稍触及传统，也会引来顽固守旧势力的拼死捍卫。对此，李鸿章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当今各国一变再变，唯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人意耶！”
当年已衰迈的李鸿章回顾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艰辛坎坷时，曾不无悲凉地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所言，道破了诸多事实真相。他就真的像一个“裱糊匠”，哪里出了漏洞，都要他去糊去补。而狂风暴雨一旦袭来，表面的华饰被揭破，旧屋变得更其千孔百疮，“裱糊匠”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
甲午战争失败，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一人头上，因为是他创建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作战失利，是他的北洋陆军弃守平壤一败再败，致使日军深入东北三省及山东境内。可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看到中日甲午之败，是近代中国的一次全面性大溃败——不仅是清政府的失败，也是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与顽冥不化的国民性的失败。就在李鸿章以北洋海军、淮系陆军与日军作殊死之战时，清廷的其他两支海军——南洋舰队与粤洋舰队，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陆军部队都作壁上观，不仅没有参与其中，部分同僚还暗中掣肘，一个劲地攻击李鸿章。李鸿章曾催调南北两路援军，或因故意拖延，或因交通受阻，都没有按时到达。对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犹愤愤不平地写道：“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既有之，亦空言而已。”也就难怪西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作为政敌的梁启超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地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日本的后来居上，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战争一开，不仅是军事之争，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大比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锐意改革，方方面面已领先中国。因此，他极不愿意与日本开战，先是通过英俄两国出面交涉未果，后想通过谈判作出一定的让步避开这场战争。然而，光绪皇帝与主战派不允，他只好由“避战求和”变为“以战求和”。
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兵一退千里，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朝鲜，就连本土也受到了日军的大举侵犯，大连、旅顺相继失守。仗如果再打下去，只能是丧失更多的土地，连京城也难以自保，战而不胜，无法“以战迫和”，李鸿章只有再次求助国际调停。他对清廷官场及国民性了解得越深，就觉得应该尽早求取和平，早和一天就会少一分损失。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同意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早日达成和议。而日方一方面在北塘、大沽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施加压力，一方面盛气凌人地刁难以获取最大利益。就在双手相持不下之时，一位刺客帮了日本的倒忙，使得李鸿章在谈判中多少占据了一点主动。李鸿章在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与随员们一同返回行馆时，日本青年趁机对准他的左脸开了一枪。李鸿章当即昏倒在地，鲜血从面颊流下染红了衣襟。李鸿章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后表现极为镇定，而内心却是百感交集。他年已七十有三，如果就此壮烈死去，倒也能够博得一个以身殉国的美誉。可是，命运却安排他活着，继续面对无尽的屈辱与灾难。一颗子弹，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上。而比子弹更为寒心的则是误解，是“卖国贼”之类的骂名永远刻在他的心头。
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与外交家，李鸿章面对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他以生命为代价，抱伤继续谈判，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尽管使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近二分之一，算得上不辱使命，也只是签订了一个被国人视为卖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弱国无外交，败国更是不存在平等外交！痛苦与屈辱深深地刺伤了李鸿章，他发誓今后一辈子也不踏上日本土地。
在情势逼迫之下，光绪帝不得不违心议和，无奈地签下马关和约，便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在李鸿章身上。曾国藩在世时，一切责任与骂名都有他给李鸿章这位后继者担着顶着。当他一旦长逝，李鸿章便如断奶的婴儿，尽管政治、事业仍不断攀升，可个人声誉却开始走下坡路不断跌落了，且越跌越深，最后几几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所谓“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1895年4月，当李鸿章脸上绑着绷带，带着未愈的枪伤回到国内，他发现自己成了举国公愤的历史罪人：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收受日人大量贿赂，连儿子李经方也成了日本收买的密探，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以此为出发点，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经由宣传机器不断扩大误导，似乎近代中国的一切黑暗与混乱，诸如外敌入侵、落后挨打、民生凋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等等，大多由“汉奸”、“卖国贼”李鸿章一手造成，于是乎，李鸿章一直成为罪恶的象征。
当然，也会有人站出来为他说上几句公道话，比如主张洋务的恭亲王当时就为李鸿章辩护，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可这种声音实在过于微弱，很快就被刺耳的喧嚣淹没得一干二净。
然而，每当国家局势被一般无识颟顸之人弄得靡乱不堪、危机丛生、危险四伏之时，出来收拾残局的，还是李鸿章。环顾朝野，也只有他堪当如此重任。李鸿章总在关键时刻，以个人荣誉换来短暂的和平与宁静，使得羸弱不堪的大清帝国缓过一口气来，不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李鸿章已远离京城，外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慈禧与一帮守旧派借义和团之手盲目排外，被利用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山东、直隶境内烧毁教堂，杀害洋人，后又进入北京攻打外国使馆。闹到最后，慈禧太后竟歇斯底里地向英、法、德、俄、日等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令封疆大吏李鸿章等人“北上勤王”。李鸿章深知国家之积弱，一国都不能取胜，何况十一国列强？因此，“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而已。”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事态，力挽危局，使得大清帝国的东南半壁江山免于列强的战火侵袭与残暴蹂躏。
八国联军很快进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仓皇出逃。这时，“汉奸”李鸿章一时间又为中外人士所瞩望，认为只有他北上才能平息战端。“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于是，清廷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诏，要求他“迅速来京，毋稍刻延”。如果说李鸿章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由他赴日谈判，也算咎由自取，而此次战端，与他并无半点干系，他本可以将一应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他能坐视不管吗？
清廷给他的电谕一天紧似一天：“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他只有不顾个人安危，不惜个人毁誉，以七十七岁高龄风尘仆仆地赶赴京城谈判。
李鸿章再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谈判需要底气、筹码、力量与后援，可李鸿章所能凭恃的，就是一张嘴皮，一颗对朝廷的忠心。
一番唇枪舌剑百般斡旋，李鸿章受尽屈辱据理力争，总算以抱病之躯，与列强达成了辛丑和约。
条约签定，联军开始撤退，李鸿章病情渐重，饮食不进，忽冷忽热，咳嗽不止，无法坐立。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牵挂着时局与未来，在上报和约签订情形的奏折中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战乱之际，国人企盼和平，对李鸿章翘首以待。“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对他素有好感的人说他临危受命是爱国英雄，“黄花晚节，重见芬香”；就连昔日仇敌也恭维他公忠体国、老成谋国，乃国之栋梁、“当代第一伟人”。可一旦和约签订，危殆解除，情势便急转直下，李鸿章又成了众人指责斥骂的对象。“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此言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乡陌闾里。
由于时代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个人识见所限，李鸿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确曾出现过一些失误。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误国”，但他绝无“卖国”之举。李鸿章不仅没有卖国，还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国家权益。西方一致公认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持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在外交场合，他从无奴颜婢膝之举，总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连外国人也说他过于孤傲。平心而论，不论是中日谈判，还是与联军签约，整个满清朝廷，不会有人比李鸿章办得更加圆满，只能是更其糟糕。在外国人眼里，他们不知有清朝，却知道中国有一个李鸿章，“外国使节认为在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人也是李鸿章”。因此之故，洋人可以不买清廷的账，却不得不买李鸿章的账。
中国甲午战败后，俄国出于本国利益，以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由，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外国的第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中俄密约》。俄国订约的目的，并非真正与中国携手对付日本，而是单方面在华获得种种权益，特别是修筑中东铁路之权，借此将俄国势力渗入东北三省。
李鸿章签约后高兴异常，以为替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清廷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大兴洋务，富国强民了。没想到正是这一条约，惹来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垂涎。受到俄国愚弄的李鸿章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于是，他明确告诉俄国公使雷萨尔，可以签订撤兵条款，但拒绝立下所谓的道胜银行协定。
赖着不走的俄人连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为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早已气病交加，俄人的要挟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从俄国使馆回到家中，开始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先是碗许，又吐半盂。自咯血开始，李鸿章七天不进饮食。咽气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床头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字。临终前问及他对家事有何嘱咐，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顿时老泪纵横，眼睛慢慢闭合。站立一旁的李鸿章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大声哭喊道：“我尚有言，公如何气绝？”旁人责怪他多言，不料李鸿章突然瞪大眼睛，真的等他开口说话。周馥只好编出一套话道：“俄国公使说了，相国去位（逝世）后，俄国一定不作难中国的事情，两宫不久也要从西安回京了。”李鸿章听完，这才带着无尽的悲怆与遗憾，头一偏，真正闭上双眼，走完了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
面对历史，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便是尊重事实，不能随意臧否，不能跟着起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有意遮蔽、夸大、篡改事实。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原则，那么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李鸿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误，就在“以夷制夷”之策。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时，他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略，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就想故伎重演，利用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将矛盾外引，减轻中国压力，寻求一种平衡术。也不能说此策全然无用，但在关键时刻，列强绝对不会为了中国损害本国利益而与他国摊牌，乃至爆发战争。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获得尊严，求得主动，唯有“实力”二字。满清腐朽不堪，中国积贫积弱，哪来实力可言？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之外交，总是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
李鸿章一辈子汲汲于事业功名，孜孜以求，勤勉不懈，就连与他政见相左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佩服不已：“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可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李鸿章的个人努力换来的都是失败：兴洋务，受制于封建官僚体制，虎头蛇尾难收大功；改革军事，因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二十多年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办外交，屡遭欺凌，谤满天下；开创近代教育，也因多方受阻而中途夭折……李鸿章可谓地地道道的历史悲剧性人物，然而，他的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国家悲剧、民族悲剧、时代悲剧的缩影。对此，梁启超相当中肯地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也说他是“水浅而舟大也”。
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事功彻底失败，纵观李鸿章一生，应该说是成功与失败交织、喜剧与悲剧掺和的一生。在他的倡导，或者说引导下，满清帝国总算是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束缚，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着艰难而蹒跚的步履缓缓前行。其实，李鸿章在中国工业化、军事西方化、教育近代化等诸多方面，只要某一方面获得全面成功，近代中国，乃至今日之中国，都会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举例言之，如果甲午战争清廷获胜，那么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跃居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此后绝对不会出现海权丧失殆尽、列强频频入侵的局面。影响所及，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当代中国海防，也不至于寒碜到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尴尬地步。
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只有某项单方面的成功。欲达全面革新，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等。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绝对不会虚君放权，李鸿章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改革大计与建设蓝图，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实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制度、法律、政体、文化等方面基本没有触及。不唯李鸿章，这也是近代整个洋务运动的一大盲点。比如清廷派遣严复等十二人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专门学习海军技术，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向英国输送了一百来名留学生，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他身上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别人骂他，他从不为自己辩诬，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作出了时人无法匹及、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唱了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 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8、反对李鸿章卖国求荣，李鸿章继子李经方最后的下场如何？
李鸿章一生有妻妾4人，然而他却子嗣不丰，直到40岁膝下都无儿女。为了延续香火，六弟李昭庆将仅7岁的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做了他的养子。然而谁也没想到，李经方的到来，就像一串药引子一样。没过两年，李鸿章的继室赵小莲就生下了李经述，不久后，侧室莫氏又生下了次子李经迈。
（李鸿章旧照）
古人一向看重血脉，又重嫡子。那么，老来得子的李鸿章，又会怎么对待继子李经方呢？
李鸿章并没有因为有亲儿子便冷落了李经方，反而常常以“大儿”称呼他。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非常看重李经方的学业，先是让他在家乡读书识字，待他到20岁后，便让他到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读书。并且还托朋友，四处为他谋名师指点。
李经方很会读书，因此早早就被选为府学廪生，也就是秀才中的尖子生。因此深得李鸿章疼爱。
1882年8月，李经方参加江南乡试，一举考中举人，成为地方候补官员。
李鸿章对李经方寄予厚望，希望将来他能接过自己手中的重任，继续为清廷效命。便特意请来外国教师，教他纯正的外语。
学成之后，李鸿章没有让李经方到外省候补，而是让他留在北洋大臣衙门，协助处理外交事务，以此锻炼他的能力。
在李鸿章的安排下，李经方多次随钦差大臣出游列国。比如1886年，他便以参赞的身份，与驻英大使刘瑞芬到英国考察军事。1889年参加进士考试未能高中，又以侯补官员的身份出任驻日公使。
按说，李鸿章给李经方搭建了非常好的外交平台，他的前途必然不可限量。但事实上，李经方却并非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李经方聪明有才干，又精通5国语言。且经过几年历练，不仅见识广，还在外交上很有经验。因此李鸿章便把他留在身边，担任秘书和翻译的工作。
（李经方旧照）
中日甲午战败后，清廷被迫与日本议和，派去谈判的人，正是李鸿章。
与日本人周旋，在日本做过驻日公使的李经方很有经验，所以这次他随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他多次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在谈判中，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他亦颇想据理力争。不过，每次都遭到李鸿章的制止。无奈之下，他又联合随行官员，将大家的建议写在小纸条上，传给李鸿章。希望他能当作参考，可是李鸿章依然没有所动。
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意外遭日本浪人行刺受伤，李经方被清廷委任为全权大臣。可是实际上，一切谈判细节依然由李鸿章操控，最终签下《马关条约》。
本来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水师，就因在战争中全军覆没成为众矢之的，现在又和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人为之震怒不已。李经方随同李鸿章回到国内，国人早就把他们骂成卖国贼了。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却又命李经方前往台湾，与日本商谈交接事宜。
李鸿章不愿看到李经方身负骂名，于是以“李经方身体有恙”为由，请求光绪收回成命。
光绪却将他狠狠的斥责了一顿。无奈之下，李经方只得听从圣命，从上海赴台湾，与日本处理交割事宜。待处理完后，李经方已经对清廷失去了信心。他深知“弱国无外交”，为了不至于遭万人骂，他干脆避居上海，不再回京复命。
1900年，由于慈禧听信义和团“刀枪不入”，下诏向列强宣战，结果引发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慈禧眼见北京城陷，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带着光绪一溜烟逃到了西安。
当时李鸿章已经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调任两广总督。
（慈禧旧照）
为了能早日回到北京，慈禧又将李鸿章官复原职，让他前往北京和八国联军谈判，并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不过，也是在此时，张之洞等人和李鸿章经过商讨，达成东南互保的协议。并约定，若是太后不测，则由李鸿章出面主持大局。
不仅如此，一些官员或洋人也多有进言，希望李鸿章趁着慈禧西狩，干脆夺取政权自立为王。
李经方也有此意，私下里更是百般劝说。但是李鸿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他做官一向谨慎小心，因此他没有答应。
李经方见此，更觉清廷无望，与其听命于腐朽的王朝，不如在家读书写字。
李鸿章病逝后，李经方有意发展洋务运动，曾参与过沪宁铁路筹建等事宜。
宣统年间，李经方被任命为邮传部左侍郎，他见中国的邮政事务多由外国人把持，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多次与外国人据理力争，才要回了邮政事务的所有权。由于有功，他被任命为第一任电邮政总局局长。
辛亥革命胜利后，李经方的官职也随着清廷的灭亡而终结。
自此后，李经方拒绝为新政府效命，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1934年，刚过完80岁寿辰的李经方，因感风寒病逝。
9、中药事业的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一、国外中药研究开发现状 {'kL]qLg
80年代以来，我国中药研究、开发和临床应用取得了很大进展，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从而加速了传统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据不完全调研统计，目前世界上欧、亚、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64个国家共有2122个中医药机构（中国除外）。 _P1-d`b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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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上接受应用和研究汉方药较早、较好的国家，他们非常重视古代经方的研究，其常用的318首方药中，出自《伤寒杂论》的就有119方之多，汉方药同样可列入医疗保险。在澳大利亚，政府及其高等教育界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并于1995年宣布开办中医硕士课程。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于1995年3月正式开办了中医五年制本科双学位课程，这是西方社会首次成功设立中医正规大学课程，中医学术地位从此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1994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并于1995年5月28日正式发布实施《膳食增补剂》法令，将草药作为增补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决定从1995年起将原来列为健康食品的传统中药改按药品管理，中国、印尼、中南美洲和欧洲出产的许多草药可以作为药品在美国申请注册。中药作为药品进入美国社会是一次较大的突破，将给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带来重大影响，给我国中草药及产品出口提供了新的契机。 mgWtj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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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中药市场现状 bO dD:=f
中草药已引起欧美日等国家制药工业的关注，不同规模的制药企业不断增多，1995年，美国草药市场达到184亿美元。日本是除中国之外使用中药最早、最普遍的国家，也是中药研究与发展先进的国家。目前日本有汉方药厂700多家，有210个中药方剂纳入医疗保险，约有3万人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德国对植物药及制剂的研究开发也十分重视，对银杏叶深入研究，并由银杏开发成银杏内酯制剂。德国Aroba药厂垄断了草药制剂的欧洲市场，现代化大型制药企业涉足草药生产与市场销售是欧洲草药发展的一个信号，德国是欧洲诸国中草药最大销售国，年销售额达22亿美元。我国中成药产量1984～1993年增加了93.6%，年均增长8.14%，销售额增长4.6倍，中药在国内中西药市场销售总额的比重达39.34%。1990年以来国际中药市场贸易额成倍增长，目前我国中药年出口额仅占国际传统药物市场的2%，占世界药物市场的0.18%。另据有关人员预测，从1993～1998年欧洲植物药市场销售规模将以8%～15%的年增长率递增，北美洲植物药市场1993～1998年年均增长率约为12%。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国际中药市场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二、中药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by*>w/@9)k
1、产品水平亟待提高 lD09(|`
中药材是中药发展的基础，但目前中药材质量不稳定，品种混乱，已经制药了中药产品的水平。过度开发已使一些宝贵的中药材资源濒临枯竭；大宗中药材品种栽培技术研究推广不够；生产管理粗放；单产低、质量差的现象较为普遍；对珍贵的种质资源保护和优质中药材的引种和栽培还缺乏统一的组织和协调；一些珍稀濒危药材代用品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道地药材的研究和开发还不充分；中药材的病虫害防治和农药残留污染问题还比较严重。 7>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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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药饮片加工方面，主要是生产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炮制规范不统一等问题。中药饮片生产厂家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技术工艺落后，致使药材的有效成分流失，饮片质量难以保证。 ]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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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成药方面，主要问题是单个产品和同类产品低水平重复严重，其中一些质量不高，疗效不佳，销路不畅，致使真正质量过硬的品种难以形成规模。现有的中成药制剂中传统剂型仍占很大比例，一些急症剂型和新剂型的开发应用还不足；新型药用辅料的生产和应用还有较大差距。中成药的质量标准不完善，产品的质量还不够稳定，主成分含量差异较大，农药残留量和重金属超标现象没有很好解决。 ~/[cZ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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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建设有待完善 l/LRr.x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研究、开发和生产都必须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尽管多年以来，我国医药管理部门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提出并建立了一些规范和制度，但从整体上来说，距离国际通行标准和市场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如我国虽制定了GLP条例，但还仅是试行阶段，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GLP中心或实验室，新药审评也未要求符合GLP标准；试验动物的生产和供应还不规范，产业化水平较低；刚刚出台我国自己的GCP规范，还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GCP临床试验基地；对药品的质量控制、不良反应监测、GMP要求等还不十分严格；药品市场流通体制还比较混乱等。对中药而言，除一般的药品规范要求以外，其质量规范、安全性评价规范、临床评价规范等又有其自己的特点和要求，其基于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应用特点和药品成分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人们长期形成的使用习惯和认识，更需要进行科学的总结和归纳，使之上升到规范的高度。 #k)G1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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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础性研究亟待加强 J5J3%6I
中医药理论是以我国传统的朴素哲学思想为基础，以传统经验为标准而建立起来的，它与以客观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加上中药自身的复杂性，使得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目前尚难以说明中药作用的本质、作用机理、中药药性理论等丰富的内涵。长期以来，中药的应用基础研究方法滞后，内容重复，导致中成药的科技含量过低，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规范的可靠的科学数据证明，从原材料到产品缺少可控的质量标准，在中药的作用机理、物质基础、应用理论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等方面研究都不够深入。中药信息系统建设还很薄弱。 n=rPFp 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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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规模需要扩展经过40多年的建设，我国中药企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整体工业水平还很低，表现在生产企业多、规模小、效益低，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弱，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在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计的1059家中药生产企业中，中小型企业达1018家，占96.1%，达到GMP标准的不足10%；中药制药装备落后，制剂设备仅相当于70年代的国际水平，品种规格少，系列化、标准化、配套能力差，自动化水平低，质量检测装备滞后，企业的现代经营管理经验缺乏。
5、应用市场需要开拓
长期以来，我国中药主要满足于国内市场需求，在医药市场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中药生产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已是大势所趋。但我国医药生产企业对此还准备不足，缺乏相应的对策，导致出口秩序混乱，产品质量缺乏保障，影响了我国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和形象。对新兴的OTC市场缺乏认识，在传统的营养保健产品市场上又因产品的质量、包装等问题而缺乏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对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观念淡薄，未能有效维护自身的技术权益。此外，在慢性病、疑难病等领域中还未充分发挥中药产品的优势。
10、日韩中药的起源
日本在我国的经方“六神丸”基础上开发的“救心丸”，年销售额达上亿美元并返销我国；韩国的“牛黄清心液”源自我国的“牛黄清心丸”，年产值接近一亿美元……近年来，日本和韩国对我国传统中药的开发，让我国的中药界人士认识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除此之外，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原本在国内业绩一般的传统中药为何在两个东亚邻国却产出了如此大的力量？在中药的国际博弈中，我国的优势何在？又该向日本和韩国学习一些什么？（本文中所称中药即我国生产的中药与日本的汉方药与韩国的韩药的通称——编者注。）
▲日韩中药：“小规模”产生“大能量”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虽然日本和韩国的中医药都是我国中医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且在中药产业的规模、中药生产和研究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远不及我国，但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和日本的中药产业发展很快，并在国际市场上与我国呈现出竞争的态势。
目前，日本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中药生产国与消费国。1976年以前，日本汉方药年产值不足100亿日元。1976年，随着汉方药被纳入国家医疗保险，汉方药产业、中药材种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目前有汉方药厂200多家，处方用汉方药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年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被日本政府批准适用“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中药大约有148种。目前日本汉方药年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亿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中成药、中药保健品贸易中，由日本生产的占很大份额。
90年代以来，韩国中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在韩国国民医疗支出中，中医药占15%，这一比例仅次于我国。韩国的中草药原料种植业较为突出。2004年韩国高丽参出口额超过3.5亿美元。与我国中药注重原料种植相比，其对原料的加工操作规范，标准严格，且包装宣传到位，相同等级的参类产品单价是我国的25倍。
日本和韩国中药产业缘何能以相对较小的规模产生如此大的能量？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前校长龙致贤教授举了一个例子：“牛黄清心丸是我国的传统中成药，韩国在此基础上又开发出口�汉臀⒔耗业男录列停�谑谐∩先〉昧顺晒Α薄Ａ�孪椭赋觯��返目萍己�俊⒏郊又蹈呤侨蘸�谑澜缰幸┟骋字姓加邢然�母�驹�颉?lt;/P>
龙致贤指出，我国的中药国际贸易的绝对数量并不低，但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低，以中药材、饮片或用于生产中成药及保健品的植物提取物居多。日韩等国从我国进口中药原料后，将之加工成质量要求符合国际标准、剂型先进、包装精美的中成药或保健品，便可获得高额利润。事实上，我国是日本汉方药业厂家的主要原料产地。根据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汇编的资料，1998～2001年，日本常用生药（150种）的国产及进口量合计为4.4万吨～6.1万吨。进口生药量占总量的94.6%～97.1%，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其次，韩国和日本均开发出了中药的拳头产品，出现了一些实力强大的拳头企业。以韩国的人参为例，由于资源的问题，韩国的人参有很多是从我国东北进口的。但在人参产业开发方面，韩国的做法颇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将人参产业分为元参和制剂两类，元参又根据不同的加工方法和质量分为天参、地参、良参、切参、尾参等，分门别类地进行开发；并且将人参资源充分利用，吃干榨尽，开发出高丽参精、丸、粉、胶囊、茶、锭、颗粒等几十种制剂，还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制成人参糖、饮料、化妆品等，集中的开发开成了优势品种。
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目前日本生产的汉方制剂有147种，产品种类有903个。其中，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补中益气汤、加味逍遥散、小青龙汤、六君子汤、当归芍药散等十种汉方药制剂的产值占全部汉方制剂的51.05%。目前日本拥有汉方制药厂42家，津村、钟纺、大衫、帝国、本草等几家较大的汉方药制药企业，占汉方药全部产值的97％以上。生产厂家的集中，保证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生产质量，也使企业有较多的资源进行产品研发。
▲中国中药：家大业大后劲足
龙致贤认为，在目前的中药国际竞争中，日本和韩国虽然抢去了一些风头，但我国在中药资源、中药人才储备、中药科研的深度与广度、中药产业规模等方面的优势明显，为我国中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后劲。
从产业规模来看，据统计，2005年我国实现中药工业总产值（现价）1169.67亿元，产品销售收入1086.25亿元，利润总额102.09亿元，在全国医药工业占比分别达到26.4%、25.8%和29.0%。截至2005年年末，我国共有中药企业1636家，占全国医药行业企业（5053家）的32%。其中，中药企业1283家，中药饮片企业353家，另外还有数千家保健品厂。
目前我国生产的中药剂型已达40多种，特别是中药针剂、粉剂、软胶囊、缓释剂、气雾剂等先进剂型的应用，促进了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了产品质量。中成药产品结构得到调整，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及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一批名优产品、著名商标及一批产值过亿元、利税达千万元的企业已经涌现。
从中药研发来看，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中药科研人员，形成了具有较高水平的科技队伍。目前我国有94所中医药科研机构，近年来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一批综合性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更多地参与到了中药的研发中，壮大了中药科研队伍，形成了多学科参与中药科研的局面。
而且，我国初步建立了技术较先进、与国际通行规范较为接轨的药物创新体系雏形。国家对于新药筛选中心、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平台、新制剂和新剂型研究技术平台等给予了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了国家中药创新体系。
龙致贤指出，目前我国中成药产业若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必须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法，加强中药研发。
其一是加强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效地保护好我国中医药的宝贵财富。他指出，中药特别是复方中药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利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独特性，对于如何处理知识产权侵权事件等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申请专利的积极性，制约了企业在科研方面的投入。
二是不断进行科技攻关，深入研究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并能说明其作用机理，特别是中药毒副作用的机制。目前，我国已对190余种常用中药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现代研究，其中不少毒性成分已被证实在何种情况下可“变毒为宝”，成为良药，但相比临床上常用的四五百种中药来说，还远远不够。
三是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他强调，中药有了GAP、GMP标准，但是尚不能全面反映中药产品的质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四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统一管理下，集中有限的科研人员与经费系统地进行拳头产品的开发。
五是加强临床研究，提高疗效，减少毒副作用，保证中药有效、安全、方便地应用。
龙致贤指出，我国是中药的故乡，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中药资源库与最庞大的中药消费群体，因此只要潜心进行科技攻关，必然成为世界中药产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