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知识产权的发展

1、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步较晚，是伴随着国外的压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所以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诚然发展了20几年，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是任重而道远。在这里我想建立一个专题来讨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众多问题和解决方案。我先开一个头，以抛砖引玉。
中国正在失去中药的知识产权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比尔兹曾预计，到2010年，与健康相关的产业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每年1万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收益来自令人更健康、更美丽、延缓衰老或预防疾病的产品和服务等等。
20年前，健康产业并不存在，但今天，健康产业的收益达2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整个汽车产业收益的一半。从2000年到2010年，健康产业的消费将由2000亿增长至1万亿美元，足足有5倍的增长。中国有13亿人口，专家预测健康产品消费将由目前在GDP中2.5%的比重继续增加，进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中国健康产品市场巨大。
中医药有着五千年的文化背景，据记载，中国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东汉年代已经开始使用“保健养生”食品了。因此，在汉方中药制剂方面，中国人有绝对的优势。
然而，在这场健康产业的大潮中，我国还没有一个扬名海内外的中医药品牌出现。
中国的中医中药保健品具备了创造世界品牌的基因。但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必须走中国化的健康产业之路。
目前，中药在国际市场的贸易额已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还以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的中药出口贸易额只占世界草药贸易总额的不到3％。而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中药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原料药就地粗加工后，运回国内精炼，提取制剂，制成西方人习惯的胶囊、片剂和颗粒剂，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以高价返销中国市场，目前已占据了我国中成药市场1/3的份额。而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东南亚、西欧等地进口的洋中药却超过1亿美元。反观日本，虽然只有210个汉方药制剂，且处方和原材料均来自中国，但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却达到80%。
为改变我国中药生产落后的状况，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引进外国的资金和先进生产工艺，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人为达到此目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无视中药处方作为无形资产的巨大价值，不惜将自主的知识产权—中药处方拱手交给外商，这使我国的中药生产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我国民间还有大量中药秘方、偏方，虽然在长期的中医临床中行之有效，但由于科学研究与解析分离技术水准低，至今仍以非处方、草药形态流传，许多外商正加紧搜罗研究分析，甚至抢先申报许多专利，使得中药这种国宝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同时，如果不能真正了解保健品市场运作规律，精确掌握市场脉络，也极容易遭遇滑铁卢。因此，这十几年来有不少大企业进军养生保健产品，均以失败告终。大向导公司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健康产业之路，以“弘扬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品牌，实现平衡人生”为企业使命。提出“我的世界由我创”的经营口号，立足中国，面向全球，以小谋大，稳健发展。
中国中药要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必须与国际接轨，实现中药现代化，首先是研究与开发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建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及现代化剂型，建立中药质量标准规范，提高中药质量标准水平，加强中药药理、毒理研究，重视中药临床试验，制定中药生产管理规范。在这一程序中，必须大力加强中药知识产权的研究和保护。否则，我国的中药产业将成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失去生存的权利，后果不堪设想。

2、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侵权赔偿标准低等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社会各界的期待相比，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而言，包括：

严保护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新领域新业态发展不断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提出新的挑战。

大保护的工作体系尚不健全，现有组织协调平台和机制的作用未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不够。

快保护的工作链条尚未打通，行政确权、纠纷受理、仲裁调解、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环节之间缺乏高效快速衔接机制。

相关部门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协同作用还有待加强。

另外，社会公众、权利人均对侵权现象严重程度、侵权救济的及时性有效性、侵权赔偿的足额性等指标还有很多不满意的评价。

实际保护效果与社会期待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各界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依然强烈。

3、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做得如何

从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几年间，我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七十年代末即着手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加强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合作。因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在初始阶段就显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起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知识产权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在短短十几年中，陆续颁布并实施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并积极参与有关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先后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巴黎公约》、《马德里协定》、《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等。同时相应地成立了国家商标局、专利局、版权局等知识产权法实施机构，从而初步建立起一套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性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这些对维护我国智力创造者的合法权益，推动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促进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时下我国政府正一步步修改与WTO不符的法律，这表明我们在诚心诚意地向WTO规则迈进，正在扎实地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工作。但必须看到的是，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在某些方面假冒伪劣盛行，肆意侵犯知识产权，有些地方造假和黑社会、腐败相勾结，形势严峻。一些假货已经造到了很偏僻、隐蔽的地方，使用非常现代的工具交易。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发达国家和国际保护的高水准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把药品、化学药品、食品、饮料等为当今大多数国家保护的发明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1983年实施的《商标法》所保护的仅仅是商品商标的专用权；甚至在后来颁布的《著作权法》中仍保留着“内外有别”的做法。即中国公民或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均可自动取得著作权，外国人的作品则必须在中国境内发表才能取得著作权；对专利、商标侵权行为可以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唯独著作权侵权行为无适用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际化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内部环境和坚实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接轨。四、推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际化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化工作上已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第三十五届成员国大会上，通过了我国的提案，决定从2001年起，将每年的4月26日作为“世界知识产权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知识产权的地位、作用日益凸现。在由国务院体改办国际合作中心举办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美国知识产权评估权威公司M－CM的老板马丁对中国的记者说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我们在这里探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又有数以千万计由产权转化的利润落入了别人的口袋。”中国入世，知识产权保护必须作为涉外

经营的“重中之重”。自1992年起，我国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按国际规范保护知识产权，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法律实施方面，逐步向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靠拢。具体做了以下工作：立法方面：我国适时地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在新近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了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作出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从而使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平。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国《专利法》的修改，与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大体一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专利国际化保护的程度。法律实施方面：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的贯彻实施，国务院建立了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负责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宏观管理和协调指导，全国主要省市也已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指导机构或工作会议制度，严肃查处知识产权违法侵权行为。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更加强化了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手段。同时，我国也重视运用司法程序保护知识产权，不少地方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我国海关总署还就制止侵权产品进出口采取了边境保护措施⒋。由此可见，经过几年来的工作，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正在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和国际标准。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国际接轨在知识产权制度日趋国际化、关税壁垒逐渐拆除的今天，仅仅研制出了高新技术成果还不足以拥有市场竞争优势，只有在其依法获得专利并得到切实保护的前提下，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分得国际市场利益的同时，它还要求必须建立有利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经济新秩序。80年代中后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就是著名的“TRIPS协议”的签订，已经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在实施“TRIPS协议”的带动之下，国际上相关国家和组织又先后缔结和修改了《专利法条约》、《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等。“外边的世界”告诉我们：从闭门造车，到告诉世界“这是我的车”，我们的车轮必须赶上世界的脚步。针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足之处，笔者在如何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化方面提出以下几点构想：以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的修改为契机，在以上各法中增加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所有的行政决定享有最终司法审查权的条文，以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权益，并且与国际上接轨。在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上，“在修订现有知识产权法时，全面考虑知识产权侵权的特点、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和执法实践中的可能性，参考国外已有的成例，分别直接侵权、共同侵权、间接侵权不同情况，规定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场合，而不是‘一刀切’地否认前者或后者”⒌。最高人民法院可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问题作出司法解释，明确对于不同的侵权行为种类，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即对于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行为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在诉讼过程中，经权利人提出申请及提供有效担保，法院应及时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制止侵权人的继续侵权行为，以避免给知识产权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可对先予执行的条件作出新的司法解释，以便于当事人的申请及各法院的具体操作。在判决中加大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司法救济的力度。在民事救济方面，侵权人所负有的经济赔偿责任应以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非法利润、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以不低于合理使用费的数额为计算依据。在这几种方法中，权利人有选择权。对于故意实施侵权行为，且侵害后果严重的侵权人，不仅应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而且应将其侵权获利赔偿给原告，以加大对侵权者的制裁力度。我国应尽快建立法定赔偿制度。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在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或其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下，其应承担的法定赔偿数额应在5000元至20万元之间。此法定赔偿数额适用于所有的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如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公证费、审计费、鉴定费、交通费等均应由侵权人负担。在确定赔偿额时应遵守的一个原则是，要侵权人明白侵权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这样才能对侵权人具有惩戒作用。总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离不开国际保护这一大舞台。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既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制现代化、国际化的需要，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可以相信，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将随着与国际标准的进一步接轨而臻于完善。在此基础上，我国应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履行知识产权领域各项国际条约和协定中应尽的义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与世界各国继续合作，为完善和发展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共同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入，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因为只有在规则统治的游戏中，我们才有机会不断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我们才能通过自己的原创性创新，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知识产权，参与到更高级别的竞争中去-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长远利益与目标所在！

4、知识产权有什么发展历史吗？

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各类知识产权中的专利、商标和版权的立法时间最早。其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萌芽阶段(13世纪至14世纪)
这一阶段出现了由封建王室赐予工匠或商人的类似于专利的垄断特权，它为后来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2.初创和普遍建立阶段(15世纪至19世纪末)
在这个阶段，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相继诞生，如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利法》(1474年)、英国的《垄断法》(1623年)、英国的《版权法》(1710年)、法国的《商标法》(1857年)等。19世纪末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指专利制度、商标制度、版权制度) 。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
知识产权制度在这一阶段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纵向发展：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原有基础上通过不断修订变得更加完善、科学， 尤其是随着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的建立，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呈现从“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各国又签订了数量更多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其数量达数十个之多)，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逐步增多，知识产权的种类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立时，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横向发展：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外的更多国家得到实行。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已经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也都实行了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也开始制定知识产权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国家的行列。当然，在许多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实行发明人证书制度和专利制度混合的发明保护制度(即所谓的“双轨制”)，规定取得发明人证书后，发明权归国家所有，发明人只取得一定奖励，不能拒绝国家批准的其他人使用该发明。又如部分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 输入专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确认专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于这类专利是在外国(原宗主国)有效专利的基础上授予的，本国专利局一经登记即可确认并获得。这种专利制度带有很大的依赖性，实际上并没有建立本国完全独立的专利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 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虽然1618年的英国首先处理了商标侵权纠纷，但最早的商标成文法应当被认为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1875年法国又颁布了确立全面注册商标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被称为《安娜女王法》。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使与出版印刷更为密切相联的的专有权逐步成为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过《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在过去版权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来源于 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说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一说为1896年德国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但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除大量判例外，还有《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和《鲁宾逊-帕特曼法》。英国现代竞争立法相对较晚，但以案例法著称的英国反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可以追溯到15世纪，较全面地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20世纪的中叶，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转售价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国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重新进行了制定，并多次进行了修改。 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更加完善，为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国的后尘，又在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其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该法以后经过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体界定了12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除法力度，除高额罚款外，还有刑事制裁。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的制定对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这些国际公约本身就又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围设立和扩展开来。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订立及其不断修改、发展史代表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历史。当今世界，对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重视程度几乎已经超过了对知识产权内国法的重视，如果内国法不适合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还要不断修改内国法。几个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几乎把全球的国家和特殊经济区动员起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因此，把握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就如同掌握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标准和发展的趋向。研究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不将几个主要的相关国际公约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真正界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当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它们覆盖了工业产权和版权等广范的知识产权范围。除此之外，一个世纪以来，在工业产权领域共有15 个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在版权领域共有10个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著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等。此外还有《科学发现的国际登记条约》、《保护奥林匹克会徽条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领域，还有一些地区性公约起着独特的作用，如《专利申请形式要求欧洲公约》、《欧洲专利权授予公约》等。在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断发展变化，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水平越来越高，保护标准及违反公约的争端处理机制越来越具体、有效。我国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对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事业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起来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无国际商贸和保护“夷人权利”的烙印。
关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和发展有几种说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两种。“二十年说”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我国政府奉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护两种机制的事实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二十年间， “二十年前，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说”主要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陆续出现近代工业，并与他国有了较多的接触，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起，直到国民政府颁布的专利等“法规”，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在海峡两岸间的发展，“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应当说，我国现代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建立起来的，这是包括国际知识产权界在内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说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国近现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册，甚至要研究常被人们忌讳提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台湾政权知识产权制度。知史可鉴今，今天改革开放和即将进入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的设立，或许可以从我国晚清知识产权保护是从对洋人商标权保护起始中找到一丝丝的轨迹。
反观中国专利发展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厉王时代就有“谋欲专利之事”，《国语》有“匹夫专利，尤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的记载。1859年太平天国时期的领导者提出了专利制度的建议，甚至提出发明专利与小发明之分，保护期不同，“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但我国专利保护落实于专利法规之涵义却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加上民国以来国间动荡分裂，使两岸中国人的专利制度相较于美、法、西班牙先后颁布专利法等，起跑较晚且实施中断，这或许就是“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但却未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主因。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应为清“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后被废除，“惟专利制度仍在各省扎根”。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该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请原则”、“权利转让”、“法律责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以及其实施细则、《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规则》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为现行国民党政府专利法框架的基础。1944年5月4日国民党政府经“立法院”第四届第206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称为“专利法”的法律。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改动不大，唯台湾当局于1994年为配合其产业发展及重返世界贸易组织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就使用了“白兔儿商标”，但谈到商标制度则也晚于西方国家，至晚清时，注册商标的保护始至对外国商标的保护，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时我国台湾却被日本占领，实施了50年的日本商标法。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了44条的商标法，同年又颁布37条的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商标法。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标法几经修改，除1930年重新颁布商标法外，并无大的改进，直至蒋介石集团迁往台湾。以后为因应台湾岛内工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又为“入世”，在有关商标专用权、注册、争议、侵权刑事责任与罚则等方面多有改动

知识产权的历史沿革
随着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进步，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技术的转移、公开势必会使原先的发明创造者丧失竞争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既能维持新技术发明人的技术优势，又能满足社会对该技术的需要，防止技术垄断。于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制度率先应运而生。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专利制度产生的催化剂。以后，在西方国家又产生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迄今为止，经过数百年的洗礼，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保护智力成果和工商业信誉的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财产权，财产”。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财产所有权既可以存在于有形财产中，也可以存在于无形财产中。从古罗马法财产限于有形物到无形财产概念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财产、财产权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为包容知识产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
19世纪中后期，各国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通过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这堪称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又一次飞跃。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这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可以说，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以成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和缔结大量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为特点的。

参考资料：网络及百度文库“知识产权”相关词条，感谢整理这些内容的原作者。

5、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水平如何？

报道称，《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今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为218.3（以2010年为100），比上年增长9.0%，保持较高增速。在世界上40个科技资源投入和知识产权产出较大的国家中，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排名从2012年的第19位提升至2016年的第10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与知识产权强国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水平加速提升，创造指数由2010年的100提高到2017年的216.5。”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表示，2017年各类主要类型知识产权申请、登记、注册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相比2016年，创造效率各项指标提升幅度也较为明显。

作为《报告》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我国专利质量近年来稳步提升。2017年，全国专利维持率达到60.0%，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达到6.2年，较2016年提高0.3年。但从数量、质量与效率3个二级指标对知识产权创造这个一级指标的贡献度来看，我国知识产权质量的发展还相对落后于数量和效率。“未来，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还应进一步向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倾斜。”韩秀成说。

《报告》指出，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水平稳中有升，保护指数达232.9，比上年提高16.3个点。“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全面从严大保护的格局初步建立。”韩秀成分析说，该指数在2012年后超过200，代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上了一个新台阶，2013年至2017年，保护发展指数整体表现为平稳上升的态势。

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量为6.7万件，商标行政执法办案量为3.01万件；海关查获进出口侵权货物1.91万批次，涉及侵权货物4094万余件。

得益于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服务机构、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以及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的快速提高，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环境发展水平进步明显，环境指数为241.2，较上年提高24.4个点。

“在我们选取的40个国家样本中，我国知识产权环境指数排在第29位，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韩秀成认为，知识产权环境仍然是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产权、敬畏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