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环境侵权
1、浙江省2017年4月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毕论文供选的题目有哪些
浙江省2017年4月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毕论文供选的题目有334个，详见如下：
（注：三位数字为选题代码）
001
中国司法改革问题
002
中国法治建设问题
003
法律与社会问题
004
法律职业问题
005
中国法学问题
006
西方法律发展运动研究
007
发展权及发展权理论
008
革命与法律发展
009
法国律师职业组织及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
010
美国律师协会与美国司法制度的变革
011
德国的律师协会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
012
英国的法律职业中的政治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
013
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014
个案判决中的正当性问题研究
015
法律发现与法律论证的关系问题研究
016
立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与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之比较研究
017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研究
018
法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划界及比较研究
019
全球化对于两大法系法律思维模式的潜在影响及发展趋势研究
020
法治本士化的理论基点及方法论研究
021
法律的局限性研究
022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问题研究
023
霍费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性研究
024
法的本质问题研究
025
中国法律思想中的自然法问题研究
026
中国各家法律思想的共同文化原型比较研究
027
中国法律思想中的信仰问题研究
028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
029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之梳理
030
程序与宪政
031
作为政体结构的正义
032
市民社会、私法文化与法治建设
033
中国法治障碍的个案分析
034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及其反思（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反思）
035
从刑法或诉讼法的变迁看20世纪中国法文化的转型
036
农民法律意识的嬗变（个案分析）
037
法官与行政官在职业素养、职业道德上的区别
038
法学教育、司法统一考试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
039
论“活法”（living law）与中国法治进程
040
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分类培养、管理研究
041
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研究
042
论社会法的精神
043
中国法治进程的条件分析
044
论作为公共产品的法律
045
论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046
论专家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
047
论农村承包土地的流转制度
048
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立法研究
049
农村土地承包争议仲裁制度研究
050
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处理
051
古希腊法律演进的特点及其背景分析
052
罗马私法体系形成中的经济因素
053
宗教与法律相互关系探讨
054
欧洲城市法的性质及其作用
055
普通法的程序优先原则及对法治的意义
056
大陆法的成文法典法及对法治的意义
057
法系特点比较研究
058
部门法形成的条件及意义
059
法律职业的概念与特征
060
对抗制与纠问制诉讼方式的历史成因、异同及对现代诉讼制度的影响
061
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功能
062
从基本制度构件分析司法公正的条件
063
“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我见
064
论复仇
065
论“准五服以制罪”
066
《韩非子·忠孝》篇读后
067
“天人合一”观念与“秋冬行刑”
068
论明代吏治的得失
069
从“葫芦僧判葫芦案”说起
070
论“官当”
071
论孙中山的“权能分治”
072
“治之经，礼与法”——论荀子的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073
宪法诉讼制度探析
074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探析
075
宪法解释问题研究
076
制宪权问题研究
077
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
078
论宪法的经济功能
079
选举制度改革探析
080
论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081
平等权问题研究
082
欧美违宪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083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逻辑分析与道德解读
084
行政诉讼确认判决适用范围研究
085
行政立法中的听证制度研究（从个案出发展开研究，比如贵州人大立法听证）
086
论行政职权（运用实证分析法学方法展开研究）
087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或宪政基础）
088
行政诉讼领域举证责任的配置（新的证据规则出台后的视角）
089
行政程序的功能解析
090
行政不成文法源探微
091
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生存可能及制度建构
092
对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
093
行政撤诉的社会学分析
094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
095
论授权行政主体
096
论行政强制权的设定
097
论行政许可的性质
098
论无效行政行为
099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
100
论行政侵权归责原则
101
论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102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宽趋势
103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104
论比例原则及其适用
105
行政法上不成文法渊源研究
106
论行政听证及其适用
107
论卷宗阅览权
108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109
论行政确认判决
110
论行政回避制度
111
论行政行为的撤销
112
论受教育权的行政法保护
113
论行政资讯公开
114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
115
论行政法律保留原则
116
论行政许可制度
117
论行政知情权
118
论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实现
119
论行政听证制度
120
行政强制程序法定化
121
WTO与中国司法审查的完善
122
WTO与中国行政程序法制化
123
论行政调查程序
124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125
论罪刑法定原则
126
论犯罪概念
127
论犯罪构成
128
论正当防卫
129
论自首
130
论危害国家安全罪
131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
132
论走私罪
133
论贪污罪
134
论贿赂罪
135
论金融犯罪
136
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137
论涉税犯罪
138
论违反公司法的犯罪
139
论危害环境与自然资源犯罪
140
论刑法中的不作为
141
论正当防卫
142
论共同犯罪
143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
144
论绑架罪
145
论抢劫罪
146
论盗窃罪
147
论侵占罪
148
论贪污罪
149
论受贿罪
150
论挪用公款罪
151
论刑事简易程序
152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153
论证人出庭作证
154
论被告人的口供
155
论律师辩护
156
论附带民事诉讼
157
论立案监督
158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159
论审判公开
160
论审判监督程序
161
论抗诉
162
论物证
163
论证据的收集与使用
164
论刑事鉴定
165
论不起诉
166
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几个问题
167
计算机和网络犯罪问题初探
168
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预防
169
试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界定
170
试论职务犯罪的预防策略
171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
172
关于沉默权的几个法律问题
173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174
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建构初探
175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研究
176
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177
论刑事司法现状制度
178
论逮捕
179
论无罪推定原则
180
论举证责任制度
181
论刑事庭审方式改革
182
论一事不再理原则
183
论证明标准
184
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185
无权处分及其法律效力研究
186
物权行为研究
187
论缔约过失研究
188
违法性法律行为的效力
189
表见代理研究
190
公司法人格及否认研究
191
附条件法律行为研究
192
因人的死亡所引发的若干法律问题
193
物权行为理论的再探索
194
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重构
195
所有权与所有制关系的再认识
196
所有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197
论我国抵押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98
论占有
199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关系的重构
200
论婚姻本质
201
论同居者的法律地位
202
论配偶身份权
203
论约定财产制的效力
204
论合立遗嘱
205
论生育权
206
论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
207
论遗嘱的有效性
208
离婚标准研讨
209
论法定的夫妻财产制
210
论经济法的本质
211
论经济法的目标
212
论价格卡特尔
213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14
论行政垄断
215
论反垄断法的价值
216
论反垄断法的除外适用
217
论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
218
论限制竞争协议
219
论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220
论股东代表诉讼
221
论股东出资瑕疵的责任
222
论股东资格的取得
223
论处罚性赔偿金的适用
224
论我国税法裁量权的合理运作
225
论产品缺陷
226
论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227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228
股东出资的法律问题
229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230
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231
公司犯罪问题研究
232
论股票与债券
233
企业转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234
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235
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问题研究
236
合伙企业的若干法律问题
237
企业收购、兼并和股权置换若干法律问题
238
企业破产法的缺陷及其完善
239
破产责任与破产犯罪研究
240
论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
241
雇佣关系的法律调整
242
劳动法本质论
243
劳动法基本原则研讨
244
劳动权的法律定位
245
再就业问题的法律对策
246
劳动合同制度研究
247
集体谈判机制的法律探讨
248
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249
论改革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250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
251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基本法的创新
252
环境侵权的公益诉讼研究
253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254
排污权交易制度
255
绿色壁垒与我国的环境贸易中的法律对策
256
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
257
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
258
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259
入世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影响及其法律对策
260
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法律问题研究
261
污染转嫁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262
提单物权凭证研究
263
电子提单的流转及安全性法律分析
264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责任制探析
265
海运欺诈及防治
266
共同海损制度的存废
267
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建议
268
无单放货法律问题及对策
269
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利益探析
270
国际多式联运法律问题
271
知识产权权利竞合、权利冲突研究
272
WTO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273
网络著作权问题研究
274
域名的法律保护
275
基因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276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277
原产地名称的法律保护
278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研究
279
商号法律保护研究
280
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
281
商业方法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282
浙江省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283
新世纪中的国家主权问题
284
WTO规则在国内法上的地位
285
NGO、公司及个人的在保护人权方面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286
世界人权宣言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287
论人权公约的实施
288
论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法机制
289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290
论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
291
从国际法看“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
292
试论国家主权豁免
293
WTO框架下中国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机制研究
294
国际私法基本理论（反致、识别、规避等）研究
295
国际私法各种法律适用（合同、知识产权、物权、侵权、婚姻、继承等）研究
296
国际民事诉讼基本制度（管辖权、司法协助、诉讼费用担保、判决域外承认执行等）研究
297
国际商事仲裁基本问题（仲裁协议、仲裁员、友好仲裁、裁决域外执行、纽约公约等）研究
298
WTO各种基本法律制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反倾销、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等）研究
299
论多边投资协定（MIA）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300
国际金融服务市场开放下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研究
301
巴赛尔体制的演变与跨国银行的监管
302
WTO体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
303
论一国四席态势下的中华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
304
中国入世承诺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研究
305
中国入世承诺中的选择性保障措施制度研究
306
论WTO的透明度原则
307
论DSB对WTO规则的解释
308
DBS报告的效力及其执行
309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
310
入世后中国涉外经济法的发展
311
中国入世后产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312
WTO的新议题研究（竞争政策、劳工标准、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等）
313
WTO非违法之诉研究
314
反倾销法的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315
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
316
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现状与完善
317
WTO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研究
318
产品责任诉讼的举证责任比较研究
319
国际反规避规则研究
320
投资自由化趋势及我国的法律应对
321
WTO的例外制度研究
322
WTO农业补贴规则及我国的对策
323
试论迁徙自由与中国出入境管理体制的改革
324
改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之我见
325
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
326
试论计算机、网络犯罪案件的侦防对策
327
试论走私、毒品犯罪案件的侦防对策
328
试论金融犯罪（洗钱、信用卡等犯罪）案件的侦查
329
国际移民法比较研究
330
WTO与中国公安工作改革
331
论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侦防对策
332
WTO与中国劳改、劳教、监狱管理制度的改革
333
论依法规范中国的“私人侦探”服务机构
334
试论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防对策
2、人和银行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有不少学生问我，学习民法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好回答。因为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小的方面说，涉及到民法学在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性质；而往大的方面谈，则涉及到民法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是关系到市民社会的孕育、成长与构成。前者涉及民法学的内部关系，后者涉及民法学的外部关系。而事实上，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到民法思维及其研究方法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就更加宽泛和宏大了，这里我们先放在一边。
先让我们从民法学内部知识体系谈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调整私人之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规定的主要内容为权利义务主体（自然人与法人）、财产关系（以所有权、契约及各种交易为中心）、身份关系（以婚姻、家庭制度为中心），以及权利义务的变动。"[1] 因此，传统民法学的研习主要集中在民法总则、物权法、债的关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为主）、亲属法和继承法。过去，研习民法学专业的必修课一般要求有三门，即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认为，由于民事责任和法律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侵权行为法也应该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予以重视和研习。同时，随着近年来人格权的扩张，人格权法也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从规范内容上看，这些也的确应该成为私法领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教育部门最近将民法学学科名称定名为"民商法学"；法院系统也将过去所谓的"经济审判庭"统统改为"民事审判庭"，其实这是对过去盛行的"经济法"观念的一种"矫枉过正"。国家教育部门将民法称为民商法，是意在强调有关商事法的内容并不当然地是"关涉经济的"，也并不当然地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是要将商事法的内容明确地纳入民法学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学与民商法学两说，也并无二端。
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说过，"商法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本质，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因此，"至少在个人主义的法律时代，商法总在不断扮演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从1894年德国学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的理念及其影响》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后，在日本学者的倡导之下，民法与商法相互浸润、交融，甚至在商业社会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潜心于具体制度的研习者们却认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质："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规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记程序及各项罚则、保险法中有关保险业的罚则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极大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确的形式抽象于实质之外，以便利于社会经济和贸易交往；而经济交往的便捷又对交易安全、秩序稳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胁。商法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两极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上，在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开创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理论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私权从来就没有"绝对"过，只不过在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或"本位"的时候，我们将之定位为"权利"，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论断："商法与劳动法构成现代私法两个对立的极点，即个人主义和社会的极点"[6] 。当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后，经过对民商合一问题的长时间、反复地讨论，商法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并未出现，而民法沦为私法的"特别法"的危险也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但这种现象却提示了我们，即使是在研习传统民法学的时候，对商事法学的学习和关注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为德国学者倡导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高度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独占或联营的经济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其他的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经济竞争秩序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各国纷纷出台对经济实行积极干预和统制政策，从而出现了一些经济规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经济组织的日益壮大，也最终会影响到了平民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社会背景。不过，由于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虽然它在战时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经济法的明确概念和地位一直处于某种未定状态。拉德布鲁赫教授说，"经济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或者不过是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各个领域的适用，尚可争辩。"[7] 但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规制经济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经济法学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经济法之"独立性"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中关于企业及其经济行为的特别法"[8] ，这与民事主体制度、商法中企业组织及活动（特别是公司法）发生交叉现象，影响到商事法律体系的周延性，而且因为它在本质上不能与商事法进行区别，因而经济法大有"回归"民商法的趋势。
另外，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确立了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即反垄断法与限制竞争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利用了公权力对民事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了干预，但其价值目标依然是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体的自由而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个人主义竞争秩序。商务部最近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3稿）第1条说明了"反垄断"的目的，即"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草拟稿第3条具体列举的禁止垄断情形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可见，在反垄断法（即与竞争秩序相关的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中，同样体现着市民法所蕴含的"私法精神"。说明这些，不是为了跟经济法学去"抢地盘"，相反，是意在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与民法学关系紧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不得不研习的内容；同时，它还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和理解的新的视角。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还存在"社会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经济法，以及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种法律观点认为，公法关注的是国家，私法关注个人，而社会法则关注社会本身。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域研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法学"。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私法和公法之间存在的实体性质的差异在于：在私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说明理由的决定；而在公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那些受约束的决定。并且，只有在权利被滥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的规定。而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将私法中受到约束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称之为"社会法"是没有必要的，其后果就是，"大概就难以确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资明确界定的部分了。因为在私法中，也到处存在着对权利滥用行为的监督审查。"[9] 这种社会法学的提法，不同于我们经常谈到的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或"社会法学"（社会法律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会法的产生是国家在社会化加剧以后推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结果。这里，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这种社会法产生的情况。1845年普鲁士工业法设立劳工强制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1883年，铁血宰相俾斯麦（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国推行《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颁布了《劳工伤害保险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颁布新法，对公务人员、军人的灾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颁布《残疾老年保险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国社会保险法的基础奠定。在西方诸国之中，德国向来以保守、注重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其传统，因此这种社会保险政策在19世纪末就基本上确立了。相较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数是在20世纪上半叶才陆续推行的。法国的社会保险，肇始于1930年举办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如疾病给付、生育给付、残废给付、年老给付、死亡给付等，但最初并不包括失业和劳动伤害保险。不过，其后又逐渐增进，凡65岁以上退职及劳动伤害的补偿，均列入社会保险之列。英国在1912年实施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实施国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将这些保险统合为"国民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并于1946年8月制定《国民保险法》。美国在1935年才有《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联邦政府除了资助各州进行失业保险以外，同时进行全国性的老年、遗嘱及残废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险法》；其后，船员保险（1939年）、劳动者年金保险（1942年，现改为"厚生年金"），也相继实施。[10]
当此之时，我国正处在战乱频仍之际，政府无力推行这些社会福利政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体制之下，一切仰赖单位和政府，也无需什么社会保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其实，除去行业管理以外，这些社会政策，从法律关系上多涉及雇佣合同、保险合同和损害赔偿等问题，是属于民法学的基本内容，只不过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条款或规定而已。[11]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国家教育部门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明确地放在了民商法学研究之中。我记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已经很复杂地进行了这种注释："民商法学专业（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也应该是作为社会法的一种。当然，理顺这些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即使现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内容却是民法学不可忽视的部分。
环境法学和科技法学是较为独特的两个学科。从自然资源所有和利用、环境侵权与救济的角度来说，作为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了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2] 第3章对建设单位附加一些社会义务，也并非有碍私法本身的性质。最近，我们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法》的建议，认为气候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13] 但是，在这些相关规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问题，杂揉其间。这是我们在理解环境法学的时候需要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国家教育部门对这个学科的正式定名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其目的是出于对日益恶化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政策。
在科技与法律问题的讨论中，各国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宗旨。我国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发展的促进政策。在最近参加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法制建设研究中，我建议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本法》。不过，无论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一种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框架的新的发展观，将日渐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会见之于不久的将来。例如，我认为，即使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中，我们也要树立一种大的科技安全观和发展观。比如对于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要像2000年《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构想》[14] 一样，突破了传统消极信息安全观的狭隘内涵，着眼于各种利益――即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建立了积极信息安全观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从宏观上，将公民权利、信息产业、政务公开和信息系统等与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关的内容整合起来，不仅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特征，也反映一个走向权利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变化体现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上，即由过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导、服务相结合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其实，科技发展中也同样存在技术犯罪，但由于其间没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国家颁行中小型企业技术促进法、国立科学研究组织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科技创新条例等，以及网络侵权、电子合同和基因隐私等问题，实则是属于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为一种国家促进科技进步的社会政策，也可以纳入"社会法"的谱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教育部门将这一学科纳入了行政法学的范围，另外一些关于技术证据的问题纳入了诉讼法学。这种考虑，大约也是因为早期科技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近年来的科技法学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现象。
知识产权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型学科。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为知识产权是否具有"国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征进行争论，基本上确立了其权利性质为私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查（特别是一些实质性审查）和程序性规范，确实是令研习民法学的人感到一些不适应或难以理解的现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的统合，试图建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新的财产权权利体系；一是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特性，试图在权利客体、内容、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寻找知识产权法的独立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起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国家或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国家促进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是科技法学（或社会法学）研究的问题。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能够形象地说明两者的关系。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两位官员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说，"如果我国科技创新不够、产业技术发展乏力、专利申请少，国务院就要打我们的板子；如果我们知识产权法制不健全、专利申请审查有问题，那么国务院就要打你们的板子了。"这话虽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则，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特别是由于TRIPS的影响），知识产权法在财产和贸易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身份性质，不应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忽视的问题。而且由于知识产权在财产法和身份法两个方面的特点，比较契合传统民法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知识产权法学一直是作为民商法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诚然，最近知识产权法学者们（特别是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将知识产权法学作为法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独立于民商法学之外（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还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和呼吁），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识产权兴市"战略、并试图将知识产权作为与法学一级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但是，这种学科本位主义和国家或地方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到民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构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往往称为"国际私法"问题。其中，其基础性规范为冲突法规范。在时下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讨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晚近国际私法的集中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保留国际私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设专篇专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种是制定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韩德培先生建议不纳入民法典而单独进行"法典化"，并主持了起草了"国际私法示范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条：总则；管辖权；法律适用；司法协助；附则。[15] 国际上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罗马尼亚、意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斯等。但我国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也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立法模式。诚然，立法与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这种讨论，也不影响民法学必须对此予以研究。就我个人来看，"从具体内容上看，国际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适用、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大部分，这些都是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早先的国际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见在《民法典》或单行的民事法与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设专篇专章规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国民议会1991年12月18日通过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听了我的这些观点以后，可能会觉得其中有一点、甚至是含有不少"学科沙文主义"的味道。其实我只是想说明，在民法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中，需要研习的内容非常宽泛。而且，事实上我还只是从一个横断面说明了民法学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我们从纵向来看，它还包括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学范畴的法律史问题（特别是罗马法）。关于私法史，既是民法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方法论的学问。就我个人的观点，仅从横断面或平面的角度来看，民法学的内部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并不表明民法学内部就存在这样一个泾渭分明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彼此交叉或游离于这一框架之外的现象。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从民法学的角度出发，厘清相关学科关注的方向和视角，并为民法知识的梳理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甚至是可以进行批判的坐标。如此而已！
一、 传统民法学
（一） 民法总论
（二） 人格权法
（三） 亲属法
（四） 继承法
（五） 物权法
（六） 债的关系法总则
（七） 合同法
（八） 侵权行为法
（九）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二、 商事法学
（一） 商法总论
（二） 公司法
（三） 票据法
（四） 保险法
（五） 金融法
（六） 证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识产权法学
（一） 知识产权法总论
（二） 专利法
（三） 著作权法
（四） 商标法
四、 经济法学
（一）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二） 反垄断法
（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五、 社会法学
（一） 社会法学基础理论
（二） 劳动法
（三） 社会保障法
（四） 环境法学
（五） 科技法学
（2003年11月12日初稿于武汉；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易继明，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私法》编辑部主编。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启扬：《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6月增订10版，第1页。
[2] 我国台湾学者对我们过去的学科划分和研究内容，几乎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关商业事务的法律。由于商业事务涵盖于各类型企业的经济生活之内，故有以经济法替代传统上商事法的名称者，举凡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统称为经济法，如中国大陆是。"参见刘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订初版，第1页。
[3]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页。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刘兴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页。
[6]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页。
[7]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页。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参加〔德〕迪特尔
3、1、国际私法上解决涉外侵权为的法律适用主要有哪几种理论?
关于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国际私法领域中，侵权法是一个长期不受重视的领域。到了20世纪，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通的发达，国际交通运输事故日渐频繁，国际性的产品责任案件日趋增加，跨国界的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国际性的诽谤案件也呈上升趋势，于是，侵权法成了国际私法兄吵中的热门课题。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目前国际私法学界大约有五种主张:(1)适用法院地法;(2)适用侵权行为地法;(3)重叠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4)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5)适用当事人共同本国法和共同住所地法。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首次对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作了明确规定，即“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但是我国学者在对下列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仍表现出见解上的分歧。
1.关于侵权行为地的确定问题。历来有三种不同观点:(1)侵权行为地是加害行为地;(2)侵权行为地是损害发生地;(3)凡有关事实发生的地方，包括行为发生地和损害发生地在内，都可认为是侵权行为地。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未指明侵权行为地是加害行为地还是损害结果地，这使法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便于对具体问题作出灵活处理;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样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侵权行为准据法适用的灵活性，但其是从双重适用标准为出发点，因此显得不够确定。
2.关于我国是否采用“侵权行为自体法”理论的问题。侵权行为自体法(the proper law of the torts)是英国学者莫里斯在1951年首先提出的关于侵权行为准据法的一种理论。他认为传统的侵权行为准据法的公式过于机械，而现实的侵权行为却千差万别，试图用一个机械的公式运用于所有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显然是不能得到满意的结论的。因此，法院必须找到一个足够广泛和灵活的冲突规则，既能适用于通常情况，又能适用于例外情况。“侵权行为自体法”这一公式便可满足这一要求，它主张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而不是机械地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学说在国际上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许多国家的立法也采用了这一理论。我国也应该借鉴这一学说握尘裤，以完善我国关于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立法。但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采用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基本的准据法，重叠适用法院地法，就排除了接受“侵权行为自体法”理论的可能性。
3.关于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竞合的冲突法调整问题。责任竞和(concurrence)是指某一法律行为或事实引发多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就一定目的享有多重请求权，而另一方就其单一行为须负多重责任的特殊法律现象。对责任竞合案件权利人的保护，各国立法与实践采取的一致原则是:权利人在两个责任竞合根据中只能行使一个请求权，而不能行使两个独立的请求权。但有的国家实行竞合制度，有的国家不实行这种制度。在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与会代表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些代表指出，我们应把责任竞合的法律适用作为一个独立问题加以研究。目前，有些国家和国际条约已开始对责任竞合作出独立的法律适用规定，有的规定责任竞合依合同准据法，有的规定责任竞合依侵权行为地法，有的规定责任竞合依最密切联段简系地法，还有的规定责任竞合依竞合法律关系不同连结点重叠所在地的国家的法律。这些规定，增强了法律适用的明确性，有利于涉外案件的迅速处理。因此，我国也应该着手研究、制定一些涉外责任竞合的冲突规则，特别是可以先就某些特殊的涉外责任竞合制定法律适用规则，为我国今后开展全面立法打下基础。(41)我们认为，责任竞合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冲突法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识别问题，应该由法院在适用冲突规范的过程中通过识别加以解决，而不应由当事人通过选择请求权来解决
4、涉外环境污染侵权管辖的有关规定是什么
法律分析：1、级别管辖：一般涉外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大涉外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地域管辖：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重大涉外案件;
(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第十九条 高级法院管辖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第二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第二十一条 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5、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结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释2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1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9984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6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541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4586件。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加快案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3816份。巩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到位596.6亿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严惩制售“病猪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4.8万件，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相关案件7.9万件14.9万人，对“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590名被告人判处刑罚。严惩“以房养老”、“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从严惩治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台为33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244万件、案件排期避让提醒40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救助4万人，发放救助金9.2亿元。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574.6万件、行政案件2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8.3%和12%。
持续服务“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14.2万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重庆等法院运用“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30件39人，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17件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2.1万件，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保护创新、激励创造。审理涉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895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不”。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4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7478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二选一”、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茶颜悦色”奶茶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732件，盘活资产1.5万亿元，让745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35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1.3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155.3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5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中华水塔”。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等21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双城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1万件、海事案件1.4万件。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36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案件466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老兵调解室”，积极开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强行啃老”等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百科全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决不让“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83.1万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4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6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2181个少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红领巾法学院”，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8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8933件，审结涉侨案件4220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84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2019年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949.3万件，执结864.2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94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1971万件，网络拍卖成交4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4%。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案款898.4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直通车”，有访必录、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积案3739件，帮助群众解开“法结”、“心结”。安徽法院351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2019年分别下降2.3%和61.6%。2015年以来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5.5%和35%。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在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让“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设立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次日达”。24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零时差”。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12368热线发挥诉讼“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2.1万件次，帮助解决诉求765.1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夜间法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服务“不打烊”。送法下乡“零距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8429个人民法庭入驻，43033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调解室、云南“金花”调解室、西藏“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调解室、兵团“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6、海洋环境侵权
海事审判实践中，关於油污损害的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争议，早在广东湛江1997年“海成”轮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 的审理过程中就出现分歧，一审采纳专家意见，认为中长期损失不属於《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赔偿范围，驳回了原告对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二审认为，上述公约没有表明对中长期损失是否赔偿的态度，油污以及清除油污造成的二次污染破坏了海洋原先的生态环境，从而造成渔业资源种类、数量及组成的改变，导致渔业资源长期逐渐衰退，这种影响在海洋环境中可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即漏油影响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时间是较长的。该损失是持续的，属於《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所规定的灭失和损害。因此应按照恢复原状所需费用来折价赔偿，即赔偿的金额应大体相当於使受损水域恢复到原来的生态状况所需的费用，因此，该中长期损失应予赔偿。在以后的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 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继续对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主张中长期损失不应列入油污损害赔偿范围的主要理由有：（1）中长期损失数额巨大，一般为资源损失，索赔的权利主体为国家。而近期损失及其它直接损失数额小，索赔主体多为单位或个人，这类损失的赔偿直接关系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生产与生活，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如果允许对中长期损失赔偿，数额巨大的中长期损失将与数额较小的近期损失一起平等参与油污责任限制基金的分配，结果众多的近期损失的索赔主体只能得到很少的补偿，从而导致事实上不公平；（2）中长期损失多是将来的预计损失，而不是现时的、客观的、已发生的损失；（3）特别是目前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当事人或有关部门对中长期损失的调查预测方法、手段不科学，调查结果不准确，中长期损失索赔的事实依据不足。主张中长期损失应列入油污损害赔偿范围的主要理由是：（1）完全赔偿是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国大陆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均没有特别限制污染造成中长期损失的赔偿。中国大陆《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只是规定，污染责任人“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将“油污损害赔偿”限定为“由於船舶逸出或排放油类后，在运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於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该定义并没有排除中长期损失赔偿之意。（2）中国大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列举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中，适用於环境污染的有五种，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由於环境污染具有潜在性与渐进性，有的污染损害短时间内不可能立即发现，或不能短时间内立即恢复，中长期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污染责任人有义务将受污染的环境恢复到污染前的状态，包括补偿并消除中长期损害。中国大陆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因此，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只要中长期损失存在，责任人就应当赔偿中长期损失。（3）至於说如果将中长期损失纳入索赔范围，则众多的近期损失索赔主体将只能得到很少的补偿，由此推断出中长期损失不应列入索赔范围的结论，这似乎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逻辑。无论是中长期损失，还是近期损失，无论是数额大的损失，还是数额小的损失，作为损失存在的形态，均应当得到赔偿。从政策导向上考虑，如果需要对众多的小额近期损失索赔给予特别保护，在立法上或司法解释中可以对中长期损失的索赔在数额上作适当的限制，而一概否定是不合适的。但目前没有出台限制性规定前，在审判实务中，对中长期损失的索赔应予以支持。（4）中长期损失多是将来的预期损失，而不是现时的、已发生的损失，这也不能成为不支持中长期损失索赔的理由。如果索赔的损失是可合理预见必将发生的损害，也应当属於损害赔偿的范围。这在法律与司法实践中有众多的实例，如对伤残者日后定期更换假肢的赔偿等，未必要待必将发生的损失实际发生后才能给予赔偿。作为国际上建设性的意见，1994年《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环境损害的赔偿（除利润损失外），应限於已实际或行将采取恢复原状的合理措施的费用。在对根据理论模式计算出来的损害作出抽象定量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索赔，不予赔偿。”（5）中长期损失的调查报告不准确属於事实问题、个案问题，不应上升成为法律上一概不支持中长期损失请求的理由。基於调查报告不准确与基於法律上的否定态度而驳回中长期损失的请求,分属於事实依据不足与没有法律依据两类不同性质的原因，不能混淆。当然我们可以综合环保部门的各种意见探讨调查、预测中长期损失的科学方法，从而正确确定调查报告的采信标准。（注六）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海商法中特有的并区别於民法中的损害赔偿的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始於何时，众说不一。有的认为在古罗马法中就有这一制度的痕迹，德国早在1644年《汉撒敕令》中就明确规定:"货主对船舶被卖出后之债，不得再诉。"后来的《德国商法典》明确规定执行制。在普通法系中，英国最早的有关立法是1734年的《乔治法案》。该法案改变以往船舶所有人负无限责任的作法，采取了船价制。1854年《商船航运法》(Merchant shipping Act l854)又改为金额制。美国《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法》中规定了船价制，其后改为船价制与金额制的并用制。实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虽然使海损事故的受害人可能得不到全部损害赔偿，但可以鼓励人们投资於航运这一风险较大的行业，促进海上运输入海难救助和海上保险及对外贸易的发展。由於各国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航运政策的不同,关於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立法也有所差异。中国大陆关於油污损害与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规定之适用问题，对此不同的观点或针锋相对，或含糊不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由於《1969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公约》（下称CLC1969）第IV条规定：“如果两艘或者多艘船舶溢出或者排放油类，因而造成损害时，则所有有关船舶的所有人，除非依第III条免责，都应对不能合理区分的损失负连带责任。”显然，CLC1969在制定时，没有考虑非漏油船舶。CLC1969的1992年议定书将该条修改为：“当发生涉及两艘或者更多船舶的事故并造成污染损害时，所有有关船舶的所有人，除按第III条被豁免外，应对所有无法合理分开的此种损害负连带责任。” 考虑到了非漏油船舶的赔偿责任。公约规定“船舶所有人”可以享受赔偿责任限制，非漏油船舶的所有人也属公约规定“船舶所有人”范畴，因而在符合公约在中国大陆适用的条件下，对油污损害赔偿可以根据公约享受责任限制。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中国大陆《海商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有人认为油船污染适用《1969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公约》为非限制性债权，而非油船造成的油污损害属於中国大陆《海商法》调整的限制性债权，将非油船造成的油污损害赔偿请求归为《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在船上发生的或者与船舶营运、救助作业直接相关的财产的灭失或损坏或该条第三项规定的“与船舶营运或者救助作业直接相关的，侵犯非合同权利的行为造成其他损失的赔偿请求”。 关於国内污染损害，中国大陆没有专门的油污法，不能认为非油轮或者沿海运输的船舶的污染损害属於《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三）的限制性债权，应适用《海商法》或者交通部《关於不满300总吨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中责任限制的规定。中国大陆《海商法》第一百一十条分别就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和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规定其赔偿限额的计算标准，并且表明是两种不同的责任限额，即当海事事故同时存在此两类赔偿责任时，若责任人申请设立基金，应分别设立两种基金。中国大陆《海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针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和油污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作出规定：“船舶所有人、承租人、经营人、救助人、保险人在发生海事事故后，依法申请责任限制的，可以向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及其责任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为取得法律规定的责任限制的权利，应当向海事法院设立油污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说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不同於油污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前者的有关法律规定见於中国大陆《海商法》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表明中国大陆《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只是限制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和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责任，而不适用於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实体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从中国大陆《海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可知，船舶造成油污损害，责任人要取得限制赔偿责任的权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那麼，当“法律规定的责任限制的权利”的条件不具备，即法律没有规定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可以限制时，赔偿请求不属於限制性债权。所以，在中国大陆立法建立完整的油污赔偿制度之前，中国大陆《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关於环境损害的规定实行严格责任，没有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法律适用之争，具体表现在以下相应的判决。“闽燃供2”油轮与“东海209”油轮碰撞污染案，中国大陆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属环境污染纠纷，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责任人即使没有过错也要对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污染是福建公司所属的‘闽燃供2’泄漏的180#柴油，污染环境的责任人是福建公司。‘闽燃供2’轮泄漏 180#柴油违反了中国大陆《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造成了国家的天然渔业资源损失，上述损失是‘闽燃供2’轮泄漏180#柴油而造成的，故福建公司应对国家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台州公司所属的船舶并没有漏油，本案污染不是来自台州公司所属的船舶，台州公司与福建公司之间的船舶碰撞事故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另案处理，台州公司在本案中不直接对上述国家损失承担责任。因此，海洋水产厅请求台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福建公司在本案中承担全部责任后，可另案向台州公司追偿。” 中国大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海洋水产厅是以‘闽然供2’和‘东海209’两轮发生碰撞，船载重油大量泄漏污染国家海洋渔业水域，损害渔业资源为由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因此，本案属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认定“福建公司和台州公司应按照船舶碰撞责任比例，赔偿海洋天然水产品直接经济损失和天然渔业资源损失，由海洋水产厅受偿后上交国库。海洋水产厅上诉请求除要求台州公司对本案损失负连带责任法律依据不充分外，其余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福建公司上诉理由全部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显然，广州海事法院适用《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CLC1969的规定，认定由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责任，再发生追偿；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适用中国大陆《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判决由两船舶所有人按过错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法院判决认定适用CLC1969，国内船舶“闽燃供2”轮的船舶所有人有权限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却依中国大陆《海商法》及中国大陆交通部有关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计算标准认定其赔偿限额。这是没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与上述案件一样同为没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中国大陆法院判决认定其不适用CLC1969。1994年8月16日，“烟救油2”轮在避15号台风过程中，因被风浪推至岸边搁浅，船底破裂，船载 995吨货油大量泄漏，造成水产养殖重大损失。“烟救油2”轮船舶所有人中国大陆烟台海上救助打捞局（下称烟台打捞局）援用CLC1969向中国大陆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青岛海事法院认为CLC1969不适用国内航线、2000吨以下油轮，驳回其请求。烟台打捞局不服上述判决，申诉於中国大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青岛海事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其申诉请求，烟台打捞局不服上述判决，以原审判决不准许其享受责任限制与法律相悖，应予纠正为由向中国大陆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函示山东省高级法院对该案进行审查。1999年3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给烟台打捞局发出（1997）鲁经监字第152-153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驳回其再审请求。2004年12月7日发生在珠江口的重大漏油污染案。在“现代促进”轮登记船东和光船租赁人申请设立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中，利害关系人中国大陆广东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渔业局均提出异议，认为本案中，两船碰撞不但造成船体修理、货物等损失，而且造成油污损害，两申请人申请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仅适用於船舶碰撞造成上述船体或者货物等非人身伤亡损失赔偿，不应包括油污损害赔偿，同时，从中国大陆《海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可知，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人要取得限制赔偿责任的权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本案由於两船均非油轮，不能适用1969CLC，而中国大陆法律没有规定油污损害责任人有权限制其赔偿责任。广东海事局认为，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基於《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授权采取的清污及防止污染措施是一种减少污染损害的行政强制措施，目前并无法律规定油污损害责任人对上述费用可以限制赔偿责任，根据中国大陆《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权损害责任人也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油污事故发生后，清污是责任人的义务，海事局强制清污及防止污染，本质上属於代为履行债务，费用应当由油污责任人全额承担，没有限制责任之说。表明，本案中海事局就清污和防止污染费用向船舶所有人与光船租赁人及其责任保险人提出索赔，是非限制性债权。广东省海洋渔业局认为由於没有法律规定责任人可以限制油污染造成的国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责任，则渔业局就国家渔业资源提出索赔请求不属於限制性债权。对於两利害关系人的前述异议，海事法院在裁定准许申请人设立非人身伤亡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时，没有对於异议人的赔偿请求是否属於限制性债权作出认定，留待实体审理中处理。因为法律规定限制油污赔偿请求必须设立油污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未设立则不能限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即使判决认定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属於限制性债权，责任人要限制其赔偿责任，仍需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除非法院特别地认定非人身伤亡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包括了油污损害赔偿请求，那麼实体审理中认定油污损害赔偿请求属於限制性债权时，责任人能限制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如果责任人要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应当依据什麼标准计算其限额？这是一个目前没有答案的法律问题。
可参考一下，这是小弟以前的学期报告参考资料，但忘了出处为何，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