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进程

1、中国的知识产权进程和维权保护如何

该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温得很简单，也没有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姑妄裤碧说之。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
最近刚刚在北京开了个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态度很积极。
您的问题要看原来的合作协胡租举议中的该项条款是怎样的型逗。是否属于技术转移的范畴。

2、我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的？

论中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她创造的灿烂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国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曾以其辉煌的智力劳动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伴随着人类文明与商品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诞生了，并日益成为各国保护智力成果所有者权益，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国际竞争的有力的法律措施。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从整体上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加快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的步伐。从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几年间，中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际间双边、多边的谈判，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促使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是什么?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的现状如何?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义务?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绍。

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

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国政府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它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又是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之一。中国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七十年代末即着手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因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在初始阶段就显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起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

1980年3月3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加入书。从1980年6月3日起，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并于1983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开始系统建立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的加入书。从1985年3月19日起，中国成为巴黎公约成员国。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中国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确，并被确认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该法也首次明确公民、法人等享有著作权(版权)。

中国政府积极促进建立集成电路国际保护的环境。198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条约》，中国是该条约首批签字国之一。

1989年7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简称马德里协定)的加入书。从1989年10月4日起，中国成为马德里协定成员国。

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该法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国政府分别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递交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加入书。分别从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1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简称录音制品公约)的加入书。从1993年4月30日起，中国成为录音制品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于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专利合作条约》的加入书。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中国专利局成为专利合作条约的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上述历史事实仅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参加相关国际组织活动的部分记录，已足以证明了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国际经济关系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11月，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草案，它标志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新的国际标准的形成。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一谈判进程，并为推动该协定的达成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出于扩大开放的需要，中国积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努力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向新的国际标准靠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中国政府恪守保护知识产权有关国际公约及双边协定的真诚立场和充分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得到了国际舆论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在回顾该组织与中国合作20年的历史时指出，“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中国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严肃执法、坚决打击侵权违法行为的同时，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较短，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等情况，大力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并加速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员的培训。在中国，每一部知识产权法律的颁布，都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等新闻传媒广为宣传，并大量出版单行本和有关录像教育片等。同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培训班等，在广大公民中迅速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如，中国专利法修改后，全国有数百万人接受了培训，仅湖南省接受培训的人员就达60万。在中国各地，近年来运用法律武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现象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社会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为了加速培养知识产权方面的人才，中国政府还同有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参加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仅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举办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就达30多次，接受培训的人员达3000多人(次)。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目前已有70多所院校开展了知识产权的教学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于1986年设立了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招收大学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攻读知识产权第二学位；北京大学在开展有关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于1993年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中国已逐步形成包括第二学位、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一批批知识产权专业化人才正在向社会不断地输送。

二、中国具有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根据国情和国际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各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至今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水平逐步同国际惯例接轨，已对知识产权实行高水平的法律保护。

1983年3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商标注册程序中的申请、审查、注册等诸多方面的原则，与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有效地打击假冒商标、制止商标侵权行为，切实保护商标注册专用权，中国于1993年又分别对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扩大了商标的保护范围，除商品商标外，增加了服务商标的注册和管理的规定。在形式审查中增加了补正程序，在实质审查中建立审查意见书制度，方便了商标注册申请人，这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全部吻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发布《商标印制管理规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1993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强化了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和处罚商标侵权行为的力度。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充分、有效地保护中外注册商标专用权提供了保障。

1985年4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到对发明创造专利权的保护。为了使中国的专利保护水平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2年9月4日通过了专利法修正案，对专利法作出了重要修改。新修改的专利法，从扩大对外开放和有利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一是扩大了专利的保护范围，专利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不论它是产品还是方法，即对药品和化学物质产品，对食品、饮料和调味品均无例外地授予专利；二是将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1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20年，将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10年；三是进一步强化了对专利权的保护，除对专利方法的保护延及到该专利方法直接得到的产品外，还明确规定进口专利产品必须得到专利权人同意，使得对专利权人权益的保护更加充分；四是重新规定了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条件。这使中国对专利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样，中国的专利法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基本接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其相关的权益。依据该法，中国不仅对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给予保护，而且把计算机软件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客体的国家之一。国务院还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了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具体实施办法，作为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于1991年10月施行。国务院于1992年9月25日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对保护外国作品著作权人依国际条约享有的权利作了具体规定。

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法规，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在总体上与国际保护水平更为接近和协调。

中国具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措施。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

中国的专利法规定，对专利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时候，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对于将非专利产品或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公开更正，并处以罚款。对于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即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中国的商标法律法规规定，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其职权或者消费者举报，进行主动检查和处理；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为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未构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以罚款。当事人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理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进行判决。这些规定，方便了当事人，也保证了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一致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于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斯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独处以罚金；对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企业事业单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包庇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或者执法人员徇私枉法，规定追究其渎职罪。

中国的著作权法规定，对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各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规定支付报酬的；以及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其表演等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等侵权行为，根据情况，应承担民事责任，并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分，对于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害著作权人及其他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对侵权犯罪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有效的保护，对于鼓励发明创造和创作及公平竞争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对商标注册专用权的保护，促使中外厂商在中国注册的商标数量迅速增加。截止1993年底，在中国的有效注册商标达41万余件。其中，国内注册商标35万余件，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近6万件。以美国为例，1979年前，在中国注册的商标仅122件，到1993年达到16221件，增加了100多倍。1993年中国商标年申请量达17万件，其中新商标注册申请达13万余件，已跃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国的专利法极大地鼓励了本国的发明创造，同时也有力地鼓励了外来的专利申请。1985年4月1日，专利法实施的首日就受理专利申请3455件。到1993年底，中国专利局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6万多件。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分别占27.5%、62.8%和9.7%；国内申请占86.4%，外来申请占13.6%，分别来自于70个国家和地区。截止1993年底，已累计批准17.5万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万多件，实用新型专利13万多件，外观设计专利2万多件。

三、中国具有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体系

中国不仅制定了一整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在执法方面也是严肃公正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在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首先归因于知识产权法律中规定了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1.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在中国，享有知识产权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享受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严肃执法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两审终审和审判监督等制度，依法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组织，完善审判制度，是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切实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保障。鉴于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特点，一些省份和直辖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等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自1992年以来，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各经济特区以及北京市、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审判庭里设立了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合议庭。这样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案，有利于保证执法的统一性，有利于积累经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水平。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和司法保护力量的不断加强，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及时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据统计，1986年至1993年底，全国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纠份案3505件，其中著件权案1168件；专利权案1783件；商标权案554件。人民法院通过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依法保护了中外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例如，“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的发明人诉北京市地铁地基工程公司发明专利权属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项发明不属于专利法规定的职务发明，判决“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权归发明人所有。又如，香港山顿国际有限公司诉深圳华达电子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的“SENDON”商标受法律保护；被告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SENDON”商标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468314.4元。

知识产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对于民事侵权行为，人民法院除可以依法责令侵权人承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外，还可依法对行为人给予必要的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拘留等制裁。

对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件，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假冒他人商标或专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准确地予以惩处。据统计，1992年至1993年，人民法院受理假冒商标刑事案743件，审结731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事处分的共566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对假冒美国美孚石油公司“MOBIL”商标的5名责任人除依法处以罚金外，还分别判处被告1至2年半的有期徒刑。这充分表明中国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犯罪，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立场。

依据中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不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有责任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维持、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美国好富顿公司诉深圳市海联化工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在查明被告的侵权事实，确认其应承但侵权责任的基础上，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其经济损失13万元。同时，法院还对被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的民事制裁决定，该案从受理到结案仅用10天时间，受到了美方当事人的好评。美国好富顿公司将写有“中国法律公正，法官办案快速”的锦旗送到法院。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为提高司法水平，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使办案质量和效率都得到较快提高。为了扩大办案的影响，人民法院注意选择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宣传报道，以案讲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除按国际惯例采取司法途径外，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中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中都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目前，中国地方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50多个，国务院各部门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20多个。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设立了国家版权局和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商标管理实行中央统一注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则，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内设商标管理机构，县以下还设有工商行政管理所。全国商标管理专职人员7000多，兼职人员达30万。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维护知识产权以法律秩序，鼓励公平竞争，调解纠纷，查处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简便，立案迅速，查处速度快，办案效率高。这对于权利所有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中国专利管理机关对提出的专利侵权申诉均认真对待，及时依法处理。

著作权法1991年6月施行后，到1993年底，中国各地方的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已查处了非法复制音像制品、非法复制图书等方面的侵权行为150多起，收缴销毁了侵权复制品，并对侵权者作出了行政处罚。1994年，中国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激光唱盘复录生产中的非法复制和图书出版中的非法复印进行了严厉打击。4月，广东省版权、文化、广播影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门联合组织了大规模的突击清查非法激光唱盘等音像制品行动。其后，上海、江苏、湖南等地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清查行动。这些行动，狠狠地打击了生产销售盗版制品活动。同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激光唱盘生产加工企业的设立加强管理，对其生产加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中国商标法实施10余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了商标侵权假冒案13万件。其中，包括一大批大案，如“中华”卷烟，“永久”、“凤凰”、“飞鸽”自行车，“贵州茅台”酒，“新开河”人参等商标侵权假冒案件，有效地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依法对外国人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例如，浙江省专利管理机关就一起外国人提出的打火打专利侵权案件进行了公正处理，责令厂家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国家版权局查处了福建、广东等地十几家工艺美术品厂仿制外国公司玩具造型案、江苏一家电子工业公司翻版生产激光唱盘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了诸如“TDK”、“TOSHIBA”、“SONY”、“IBM”、“3M”、“ESSO”、“P&G”、“海飞丝”、“小天才”、“飞利浦”等3000多件涉外商标侵权案件。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处理的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依照职权主动查处的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肩负维护经济秩序的职责，可以主动对市场进行检查，有效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权益。如广东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988年以来共查处涉美侵权案301件。在这301件商标侵权案中，有三分之一是美方当事人投诉的，大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检查中发现的或消费者检举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秉公执法，坚决维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赢得了许多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的赞扬。他们将绣(刻)有“清政廉洁，执法如山”、“秉公执法，扶正灭邪”、秉公办理，保驾护航”、“公正严明，伪冒克星”、“执法严明，大公无私”的锦旗、金匾等赠送给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称赞办案人员“工作认真，行动果敢”、“办案速度之快。

3、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4、知识产权有什么发展历史吗？

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各类知识产权中的专利、商标和版权的立法时间最早。其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萌芽阶段(13世纪至14世纪)
这一阶段出现了由封建王室赐予工匠或商人的类似于专利的垄断特权，它为后来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2.初创和普遍建立阶段(15世纪至19世纪末)
在这个阶段，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相继诞生，如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利法》(1474年)、英国的《垄断法》(1623年)、英国的《版权法》(1710年)、法国的《商标法》(1857年)等。19世纪末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指专利制度、商标制度、版权制度) 。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
知识产权制度在这一阶段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纵向发展：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原有基础上通过不断修订变得更加完善、科学， 尤其是随着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的建立，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呈现从“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各国又签订了数量更多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其数量达数十个之多)，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逐步增多，知识产权的种类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立时，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横向发展：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外的更多国家得到实行。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已经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也都实行了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也开始制定知识产权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国家的行列。当然，在许多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实行发明人证书制度和专利制度混合的发明保护制度(即所谓的“双轨制”)，规定取得发明人证书后，发明权归国家所有，发明人只取得一定奖励，不能拒绝国家批准的其他人使用该发明。又如部分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 输入专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确认专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于这类专利是在外国(原宗主国)有效专利的基础上授予的，本国专利局一经登记即可确认并获得。这种专利制度带有很大的依赖性，实际上并没有建立本国完全独立的专利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 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虽然1618年的英国首先处理了商标侵权纠纷，但最早的商标成文法应当被认为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1875年法国又颁布了确立全面注册商标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被称为《安娜女王法》。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使与出版印刷更为密切相联的的专有权逐步成为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过《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在过去版权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来源于 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说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一说为1896年德国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但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除大量判例外，还有《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和《鲁宾逊-帕特曼法》。英国现代竞争立法相对较晚，但以案例法著称的英国反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可以追溯到15世纪，较全面地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20世纪的中叶，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转售价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国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重新进行了制定，并多次进行了修改。 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更加完善，为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国的后尘，又在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其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该法以后经过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体界定了12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除法力度，除高额罚款外，还有刑事制裁。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的制定对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这些国际公约本身就又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围设立和扩展开来。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订立及其不断修改、发展史代表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历史。当今世界，对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重视程度几乎已经超过了对知识产权内国法的重视，如果内国法不适合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还要不断修改内国法。几个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几乎把全球的国家和特殊经济区动员起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因此，把握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就如同掌握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标准和发展的趋向。研究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不将几个主要的相关国际公约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真正界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当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它们覆盖了工业产权和版权等广范的知识产权范围。除此之外，一个世纪以来，在工业产权领域共有15 个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在版权领域共有10个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著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等。此外还有《科学发现的国际登记条约》、《保护奥林匹克会徽条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领域，还有一些地区性公约起着独特的作用，如《专利申请形式要求欧洲公约》、《欧洲专利权授予公约》等。在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断发展变化，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水平越来越高，保护标准及违反公约的争端处理机制越来越具体、有效。我国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对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事业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起来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无国际商贸和保护“夷人权利”的烙印。
关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和发展有几种说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两种。“二十年说”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我国政府奉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护两种机制的事实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二十年间， “二十年前，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说”主要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陆续出现近代工业，并与他国有了较多的接触，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起，直到国民政府颁布的专利等“法规”，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在海峡两岸间的发展，“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应当说，我国现代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建立起来的，这是包括国际知识产权界在内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说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国近现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册，甚至要研究常被人们忌讳提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台湾政权知识产权制度。知史可鉴今，今天改革开放和即将进入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的设立，或许可以从我国晚清知识产权保护是从对洋人商标权保护起始中找到一丝丝的轨迹。
反观中国专利发展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厉王时代就有“谋欲专利之事”，《国语》有“匹夫专利，尤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的记载。1859年太平天国时期的领导者提出了专利制度的建议，甚至提出发明专利与小发明之分，保护期不同，“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但我国专利保护落实于专利法规之涵义却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加上民国以来国间动荡分裂，使两岸中国人的专利制度相较于美、法、西班牙先后颁布专利法等，起跑较晚且实施中断，这或许就是“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但却未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主因。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应为清“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后被废除，“惟专利制度仍在各省扎根”。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该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请原则”、“权利转让”、“法律责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以及其实施细则、《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规则》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为现行国民党政府专利法框架的基础。1944年5月4日国民党政府经“立法院”第四届第206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称为“专利法”的法律。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改动不大，唯台湾当局于1994年为配合其产业发展及重返世界贸易组织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就使用了“白兔儿商标”，但谈到商标制度则也晚于西方国家，至晚清时，注册商标的保护始至对外国商标的保护，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时我国台湾却被日本占领，实施了50年的日本商标法。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了44条的商标法，同年又颁布37条的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商标法。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标法几经修改，除1930年重新颁布商标法外，并无大的改进，直至蒋介石集团迁往台湾。以后为因应台湾岛内工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又为“入世”，在有关商标专用权、注册、争议、侵权刑事责任与罚则等方面多有改动

知识产权的历史沿革
随着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进步，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技术的转移、公开势必会使原先的发明创造者丧失竞争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既能维持新技术发明人的技术优势，又能满足社会对该技术的需要，防止技术垄断。于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制度率先应运而生。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专利制度产生的催化剂。以后，在西方国家又产生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迄今为止，经过数百年的洗礼，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保护智力成果和工商业信誉的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财产权，财产”。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财产所有权既可以存在于有形财产中，也可以存在于无形财产中。从古罗马法财产限于有形物到无形财产概念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财产、财产权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为包容知识产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
19世纪中后期，各国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通过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这堪称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又一次飞跃。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这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可以说，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以成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和缔结大量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为特点的。

参考资料：网络及百度文库“知识产权”相关词条，感谢整理这些内容的原作者。

5、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侵权赔偿标准低等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社会各界的期待相比，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而言，包括：

严保护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新领域新业态发展不断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提出新的挑战。

大保护的工作体系尚不健全，现有组织协调平台和机制的作用未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不够。

快保护的工作链条尚未打通，行政确权、纠纷受理、仲裁调解、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环节之间缺乏高效快速衔接机制。

相关部门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协同作用还有待加强。

另外，社会公众、权利人均对侵权现象严重程度、侵权救济的及时性有效性、侵权赔偿的足额性等指标还有很多不满意的评价。

实际保护效果与社会期待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各界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依然强烈。

6、如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

世界上的财产可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两大类，有形财产又可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动产即可移动的财产，如汽车、家具、牲畜……。不动产就是永久固定在土地上的财产、如桥梁、土地、房屋……，也称不可移动财产。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也称智力成果权，它指的是通过智力创造性劳动所获得的成果，并且是由智力劳动者对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也称之为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所谓人身权利是指权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分割，是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例如、作者在其作品上署名权利、或对其作品的发表权、修改权等等。所谓财产权是智力劳动成果被法律承认以后，权利人可利用智力劳动成果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奖励的权利，这种权利也称之为经济权利，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人的心智、人的智力的创造，是人的智力成果权，它是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领域从事一切智力活动而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一个法律概念。

专利权是指依法批准的发明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其发明成果在一定年限内享有的独占权或专用权。专利权是一种专有权，一旦超过法律规定的保护期限，就不再受法律保护。

7、聚焦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专利法第三次修改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8年12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八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
我国现行专利法于1984年3月12日颁布，1985年4月1日起施行。实践证明，专利法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对鼓励和保护发明创造，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轮饥用，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92年9月4日和2000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专利法进行了两次修改，使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需要更相适应，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发展趋势更相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作为鼓励和保护创新的基本法律制度，作用越来越突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对我国专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正是在枝租这样的背景下，为切实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促进专利技术推广应用，我国专利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这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需要。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是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举措。
修改后的专利法共分为八章七十六条。此次修改的主要特点是：鼓励创新，加强保护，同时也使我国专利法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条约的新规定相衔接。修改后的专利法进一步适应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需要，适应了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必将为我国的自主创新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以此为契机，我国的专利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专节规定，1990年9月7日制定了《著作权法》，初步形成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二)20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也有了重大进展，1993年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95年7月5日制定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1997年3月20日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分别于1992年3月12日和1993年2月22日对《专利法》和《商标法》作了第一次修改，并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三)21世纪以来
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需要，我国分别于2000年8月25日和2001年10月27日对《专利法》和《商标法》《著作权法》进行了修改；与此同时，2001年3月28日制定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2001年12月20日修订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3年11月26日修订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水平全面达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要求。此后，还适应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界博览会的需要，制定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适应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版权条约》(WCT)、《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要求，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巨大成就

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制定了4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18部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法规；还在《民法通则》《海关法》《外贸法》《刑法》等相关法律和《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中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内容。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通行规则、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
虽然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始于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时期至国民政府时期也制定了一些知识产权规则，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繁，有限的知识产权立法未能实际施行。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旧法统，着手建立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后来，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知识产权立法陷于停顿。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基本上是白手起家，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多年、300年才走完的路腊搭返程。
除国家立法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制定了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如在专利方面，制定专利管理办法或者专利申请资助办法、专利实施奖励办法；在商标方面，出台了评定著名商标和鼓励争创驰名商标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我国在开展国内立法的同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交往和合作。自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UPO)后，我国相继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十多个国际条约。
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发展对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激励和保障作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样，离开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就没有今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知识产权保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

主要特点

(一)顺应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推进的，我国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产权法律制度的进程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统一的。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初初步形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确定的保护水平相对较低，一些知识产权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等不受保护，专利授予的权利不包括进口专有权，对方法专利授予的权利不包括权利人对用该方法制造的产品所享有的权利，食品、饮料、调味品、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不属于专利权的客体，服务商标不能注册并取得商标专用权，专利复审委员会的专利复审决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商标评审决定为终局决定，等等。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知识产权立法迎来另一个高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虽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仍不受保护，但已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受到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定，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法律调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制定，将知识产权保护延伸到边境：《专利法》修改，将进口专有权规定为专利授予的权利，对方法专利授予的权利延伸到权利人对用该方法制造的产品所享有的权利，食品、饮料、调味品、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纳入专利权的客体；《商标法》修改，规定服务商标可以注册并取得商标专用权：修订《刑法》，专节规定了知识产权罪。然而，这一时期的知识产权立法和TRIPS协定还有一定差距，专利授予的权利不包括许诺销售权，专利复审委员会的专利复审决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商标评审决定仍为终局决定，等等。
21世纪以来，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按照TRIPS协定进行了修改、补充，这一时期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完善：
一是，扩大了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包括：
《商标法》将商标权的主体扩大到自然人，将商标权的客体扩大到包括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在内的可视性标志，并增加了关于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驰名商标的规定；
《专利法》增加规定：不经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不得“许诺销售”其专利产品；
《著作权法》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和建筑作品等作品种类，增加了出租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汇编权等重要权利，还进一步严格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将保护期延长为50年；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条例》确立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确立了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
此外，《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以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增加了关于保护未披露信息的规定。
二是，加大了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包括：
《商标法》增加规定了行政执法机关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等执法手段，并增加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投入市场的行为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专利法》增加规定了对假冒他人专利尚不构成犯罪行为的行政处罚，并提高了罚款的额度；
《著作权法》还增加规定了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保护其著作权或者相关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责任，和故意删除或者改变其著作权或者相关权利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责任；
《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均增加了关于临时禁令和法定赔偿的规定。
三是，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程序。包括：
《专利法》和《商标法》均取消了原来关于行政决定为终局决定的规定，规定确权程序中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可以接受司法审查；
《专利法》还取消了撤销程序，增加规定实用新型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的工作部门可以要求权利人出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并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将原来的强制登记改为自愿登记；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将知识产权强制备案改为自愿备案，缩小了海关认定侵权嫌疑货物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的范围，对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时间作了明确限定，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程序。
经过这一时期的立法工作，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更加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完全符合TRIPS协定的要求。

(二)具有中国特色
在严格履行有关承诺、符合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同时，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立足本国基本国情，注意体现我国特色。例如：①根据我国具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国家扶持的具体国情，《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不需要取得权利人许可，不需要支付报酬：②《著作权法》对我国特有的曲艺作品、杂技艺术作品提供保护：③鉴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逐步推进，《著作权法》规定，编写教科书、报刊转载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广播电视组织播放已发表的作品和音乐制品，虽要支付报酬，但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④考虑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专利权属于国有资产，有条件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由国家决定推广应用，《专利法》第十四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专利权人支付报酬；⑤考虑到我国还有大量贫困人口，需要国家扶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在农村地区通过信息网络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扶助贫困的作品、录音制品和满足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录音制品，虽要在网络上公布所使用的作品、录音制品名录并向权利人支付报酬，并在权利人表示不同意时不使用其作品、录音制品，但可以不用权利人明示同意；⑥适应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界博览会的需要，制定《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对奥林匹克标志和世界博览会标志提供保护。这些内容，都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特有的。

(三)符合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
我国知识产权国内立法与加入有关国际条约是交互进行的，因而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一开始就是与国际条约接轨的。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国际条约接轨有三种情况。一是，我国制定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时，同步考虑了加入国际条约的问题，注意不低于有关国际条约的最低保护水平，如我国制定《著作权法》时就同时考虑了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和《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的需要。再如，我国制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时也同时考虑了加入WCT、WPPT的需要。二是，我国在制定、修订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时，有关国际条约也处在制定、修订过程中，我国关注有关国际条约制定、修订的过程，并注意处理好与有关国际条约的一致性问题，如我国修订《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时，就注意到了《专利法条约》的制定、《专利合作条约》的修订问题，注意与其不相冲突。三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对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全面清理，根据 TRIPS协定的要求，修改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等法律，同时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9部行政法规，制定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因此，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全符合TRIPS协定等中国参加的所有国际条约的要求，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已经完全符合正准备加入的WCT、WPPT的要求。《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在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方面，规定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都实施边境保护，还高于TRIPS协定的保护水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易程序，也高于WCT、WPPT的保护水平。

成功经验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领域的立法一起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成功经验，主要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国家整体发展相协调，立法不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科技的进步；认真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与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保持一致；审时度势，适时加入各种国际条约，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集中社会各方面的智慧，保证立法的科学性。
同时，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又形成了特有的经验。

(一)现实性与前瞻性统一
知识产权立法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解决现实中最紧迫的问题；但又要适当超前，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在国内没有相应实践经验、但国际已有成功做法的情况下，结合我国的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

(二)保护与运用兼顾
知识产权立法必须始终注意正确处理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关系，注意通过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增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同时，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安排，着眼于知识产权的运用和实施，发挥知识产权的潜能，实现权利人的利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造福全社会。这就要注意保持权利人和使用者、社会公益的平衡。

(三)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举
知识产权立法必须注意与我国已加入的和将加入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条约保持一致，注意消化、吸收国际成功经验，注意了解、把握和引导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走向：同时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制度创新，形成我国特色。
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也存在尚需进一步改进之处。一是，优势领域的知识产权立法滞后：二是，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够等：三是，公众参与知识产权立法不够充分，一般公众特别是企业、行业协会参与不够充分；四是，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不够充分。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知识产权立法开始时，国际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规则，我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难以主动发挥作用，推进我国具有优势领域的知识产权立法；二是，理论准备不足，主要是消化、吸收国际的知识产权立法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如何创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缺乏深入思考；三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知识产权立法面临深刻的社会矛盾，对这些社会矛盾的处理需要逐步积累经验i四是，制度建设需要循序渐进，知识产权立法也是如此。

8、为什么发达国家要推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我国如何应对？

因为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知识产权的成果也多。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化的进程，如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同时跟进的话，那么在国外知识产权的成果就得不到保护，在一些发展中国国家就可以肆意滥用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成果省去了前期开发研究的巨额成本，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产品中要摊入研发成本反而竞争不过。

中国直面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应对
之策知识产权壁垒形式复杂多样, 在国际贸易中的活动领域逐渐扩大, 涉及的商品逐步增多, 对有关国家进出口贸易影响也逐步加深。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知识产权技术, 也需要鼓励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在发展贸易的同时, 必然会遭遇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壁垒。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壁垒, 我国应采取不同的对策。
(一) 树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企业是我国市
场经济的主体, 也是利用知识产权的主战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 外国公司针对我国提出的5年计划大量申请专利, 在我国很多产业的未来发展领域设置了专利陷阱, 封杀了我国企业自主开发技术, 控制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对此, 我国企业及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企业及民族工业受到的危机与挑战, 真正树立起知识产权意识。既重视外国人的知识产权, 又要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开发, 实施专利权部署战略。我国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迫切需要, 知识产权战略是指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为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 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的策略与手段。 [6]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指企业为获取与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谋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策略和手段。就我国企业而言, 许多企业由于忽视技术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方面的运用, 许多产品技术含量低、原材料消耗大、效益低。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进步运行机制、加强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性运用,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缺陷, 才能实实在在地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 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企业面临
的知识产权壁垒困境,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企业缺乏技术创新, 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结果。因此, 企业应重视自身的技术创新, 认识到在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推动企业间, 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合作, 以联合开发、联合投入、联合保护等形式来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共享。企业应加大科研经费投入, 国家也应选择战略性产业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开发。
(三) 积极应对国际知识产权侵权之诉。我国企业, 特别是外贸企业要转变观念, 改变以往消极对待知识产权纠纷的态度, 积极应对国际知识产权侵权之诉。有不少中国企业, 自身并没有侵权行为, 但由于害怕诉讼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常常放弃应诉的机会, 白白失去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而有过侵权行为的企业, 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消极应诉而支付超过正常水平的侵权费用; 同时, 我国企业界还应注重商会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一个组织有效、协调一致、参与广泛的企业联盟, 这样将有利于增强寻求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支持的力量。
(四) 深入了解研究国际规则及主要国家知识
产权法的立法及实践。我国是WTO成员, 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应注意WTO, TR IPS对知识产权的规定, 同时对主要贸易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也应有所了解, 掌握其主要法律规定、立法趋势及法院的判例, 才能更大限度地避免撞入知识产权壁垒。如对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原则, 要把握当前主要贸易国所采取的原则。如果对象国采用地域性原则, 企业在进行外贸活动时, 应特别注意知识产权问题。

9、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同学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高顿网校为您解答：

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新形势，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们必须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通过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国家在知识资源上形成比较优势，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首先，各级政府应按照依法制国的方针，转变职能，适应入世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营造出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和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健全国家和地方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促进国家经济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从笼统扶持科技成果转化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影响行业发展水平和方向的专利项目实施上来，建设拥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得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同时在技术创新中，要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科技优势，在若干技术领域内取得优势，并申请专利保护，注重开发专利新产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占有和垄断市场。

二是在资金上予以扶持。

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的实施。同时，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资金应向高科技专利项目实施上倾斜，积极扶持和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

三是在机制上予以保障，加强知识产权工作，还必须不断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机制。

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通过执法来推动全民重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激励科技人员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权成果，鼓励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产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一要在高科技局部领域抢占专利权制高点。

中国在高科技的整体水平和绝对水平上，与世界工业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某些局部领域也有自己的优势，处于世界前沿，其中许多极有价值的发明创造应予以高度重视和保护。

二要在民族优势产业领域取得绝对控制权。

中国在一些传统民族产业领域占绝对优势，然而，他们一味固守传统，不重视传统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这种绝对优势也会逐渐丧失掉。突出的例子有中药产业稀土产业基因产业等。

三要加强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

企业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与创新，是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是技术引进成功的重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指南》中，甚至将消化、吸收与创新作为引进技术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日本的崛起与其说是技术引进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消化、吸收与创新的成功。日本钢铁技术引进之后，各大企业就联合组成研究班子，进行消化吸收和综合，每花1日元引进技术，就用2-3日元来进行消化吸收研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少企业提高技术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技术引进。

四要采取“以小换大”的竞争策略。

入世必然带来大量外国科技企业的涌入，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采取适当的专利政策，打破他人专利权的独占地位。这主要是利用后续专利与在先专利法的比较优势，在入世后对国外高新技术及其在中国申请的专利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在对在先专利进行研究改进之后，积极申请后续专利。美国一家企业在日本申请了一个专利，日本人立即对其加以研究，将专利产品换了颜色申请了一个外观设计专利。结果，带该颜色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比美国产品好销，迫使美国人要么“以大换小”进行交叉许可，要么让出市场收取许可费。日本人由于熟悉该国民族风情，只动了一个小脑筋就以“以小换大”的策略占了美国人的大便宜。这个事例道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企业也可在别人专利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哪怕是局部的小改进，只要能产生较大的市场效应，就能变被动为主动，与外国企业的专利进行合理、合法的竞争。

全社会要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普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学会用法律程序将新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同时要大力宣传专利制度在技术中的作用，专利制度不仅仅是促进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而且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

要提高全民族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特别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事业经营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彻底纠正那种只注重科技成果的鉴定，发表论文、申请评奖，而轻视申请专利，寻求法律保护的做法，把科技人员的思想观念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减少无形资产的流失。

国际挑战

（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知识产权在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识到未来全球竞争的关键就是经济的竞争，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因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升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的宏观高度，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在科技、经济领域夺取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

美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为恢复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重大举措。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曾提出过“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等口号，到2002年进一步认识到知识产权的战略地位，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成立了跨政府部门的知识产权战略会，把“知识财产”定位到“立国战略”的高度，要发展成“全球屈指可数的知识产权大国”。此外，俄罗斯、韩国和印度等国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的同时也把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

（二）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权利内容不断深化

随着新技术、新知识的不断涌现，知识产权的新类别相继出现，现代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已从传统的专利、商标、版权扩展到包括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植物品种、商业秘密、生物技术等在内的多元对象。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不断地扩展电子、通讯、网络、生物领域的保护范围，如美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家都开办了基因专利授予业务。美国甚至将网络营销模式等理念都列入了专利保护范围。在国际上，长久以来商业方法专利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产物”而不能给予专利保护。但随着世界商业的快速发展，这种传统观念正受到挑战。商业方法是否具有“获专利保护的可能性”，同生物基因专利一并成为目前业界最为关注的话题。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对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提出了保护的构想。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强化专有性。比如，驰名商标现在已经脱离了商品或服务而作为一个专有种类被列入保护范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颁发的基因专利，不仅有完整的生化、生物学、遗传学方面功能证据的新基因，而且还包括功能尚不明确的DNA序列。

（三）知识产权审批的时间加快，保护的期限延长，对侵权的处罚力度加大

为了鼓励创新，增加知识产权的贮备量，许多国家通过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受理时间来提高审批效率。如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成立200年以来，共授予了600多万件专利，其中第一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100年，第二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50年，第三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25年，而第四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12年半。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之—，其存续是有法定期限的。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知识产权的保护期，不仅在不同家或为同地区都曾有过不同的规定，而且就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个地区的小问时间也都曾有过不同的规定。依据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规定，凡儿参加同际公约的同家或地区其该国或该地区为同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间可以超过而不能少于国际公约年限。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地位的空前提升，世界各网均加强了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处罚力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逐步增氏。如美国在1990年到1994年间知识产权诉讼中所涉及的损害赔偿总额初步估计达到9200万美元，侵权赔偿呈观高额化趋势。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如中国刑法就专章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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