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具体案例

1、侵权责任法环境污染责任案例

法律分析：污染者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依法不问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2、环境污染涉及的侵权案例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被告郭某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302号房屋产权人，原告张某居住于郭某楼上402号。2003年6、7月间，被告对302号房屋进行室内装修，其间曾使用装修涂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装修涂料挥发性气体熏染，致头痛头晕无力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经该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该院就诊的门诊病历手册原件一份及医疗费收据复印件十一张，其中与门诊病历手册记载的就诊时间一致的医疗费共计2631.74元。另经法院核实确认，上述医疗费收据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单位用于办理医保报销手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了装修涂料，其所述辩解事项不能证明该装修涂料不存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原告经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相关医疗费损失予以支持。该医疗费中，原告自认同意扣除的部分费用，不影响本案审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其所受损害尚不具备构成精神赔偿的条件，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1940.74元。二、驳回原告张某其它诉讼请求。上诉人郭某上诉称：原判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装修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或损害。而上诉人使用的涂料立邦漆为绿色环保产品，符合国家的环境环保标准。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进行装修使用了涂料，现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受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要求撤销原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当，同意原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与侵害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张某身体不适就医，但造成其身体不适存在多种因素的可能，虽然其被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因诊断来源于张某的主述，不是对其不适因素的判断，故不能以此认定张某身体不适是因郭某家装修造成的。张某主张郭某家装修使用涂料的挥发性气体对其身体造成损害，证据不足。张某亦未能就郭某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张某要求郭某对其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郭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终审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本案是一起室内装修导致邻居身体健康受损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由于此类纠纷的代表性和法律适用的复杂性，法院审理时十分谨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的高度危险性、复杂性、证明因果关系的困难性，为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环境法在环境侵权方面制定了许多不同于普通民事法律的规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性质的准确界定，对环境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案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二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一）室内装修致使他人损害案件的定性即此类案件应该归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案件中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侵权是适用环境法特殊规则保护被害人的前提。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是指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的总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按照环境范围的大小，可以把环境分为室内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等。因此，环境法中所指的环境不仅指公共环境中的生态环境，理所当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气、光线、声音等要素所构成的室内生活环境。在本案中，由于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的居室装修行为存在不环保因素导致空气污染并进而造成对其生命健康权的损害。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在装修过程中使用劣质材料导致室内空气污染并由此造成原告损害的行为的诉讼可以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选择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的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时，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二）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适用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受理法院根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责任在争议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在诉讼中谁主张待证案件事实成立，谁就对证明对象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则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即属此类。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包括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在现行的特殊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走。在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将要求加害人对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环境污染侵权既要适用因果推定，也适用过错推走。首先，关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工艺技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要让无技术装备条件的受害人举出被告从事了何种侵权行为，其侵害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以及侵害人主观上有无故意和过失的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环境纠纷中规定了倒置的举证规则。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两者规定的比较来看，两者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但前者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合于司法实践，实际上连最激进的环境法学者也从未认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权主张，被告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实际上，环境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论说为，“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被转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证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可免除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实质上只是将一部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为或可能有污染行为时，如果被告举不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该污染、破坏结果不是其行为所致，法院则可认定环境污染损害与被告行为有因果关系。而并非顾名思义的全部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相比之下，后者的规定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中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具有实际适用性。其次，关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在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中，一般而言，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需对加害人的过错进行举证。无过错责任肇始于1838年德国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亦称为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其以特定危险的实现为归责理由。换言之，即持有或经营某特定具有危险的物品、设施或活动之人，致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赔偿义务人对该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其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适用无过错责任，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加重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124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确认了环境污染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并因此引起环境污染的危害后果。二是环境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损害，不论加害人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从我国环境立法上看，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只要污染环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也不管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违法，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加害人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对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仅仅在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非原告不必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在此类案件中，作为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还是需要承担必须的基本的举证责任，即必须证明作为加害人的被告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出发，一般侵权的成立应该具备：1、加害人的违法行为；2、损害事实（加害人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3、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存在因果上的联系）；4、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因此，一般侵权案件中，原告应该举证对上述四要件进行证明，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作为特殊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无需原告对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但原告必须对前两要件即加害人的违法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予以举证证明。从本案来看，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室内装修存在污染行为，导致自己身体健康受损，这在定性上属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由此，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张某无需对郭某的侵权行为和自己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某有侵权的主观过错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受害人的张某也必须举证证明如下两方面：郭某的室内装修是环境污染行为；张某身体健康受损的事实。从本案张某的一、二审的举证情况看，张某仅仅提供医院的诊断证明及其医疗费证据来证明了自己的损害事实，但并没有提供证明证明郭某的室内装修不符合环保要求，是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没有对原告张某的基本举证责任进行审核，而不适当地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强调“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导致判决的错误。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尺度进行合理把握，确认原告张某没有提供证明证明被告郭某存在环境污染行为，从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居室环境装修每天都在进行，而由于环保、设计等因素，导致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发生的数量和程度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此类诉讼在法院也是屡见不鲜。但从中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来看，处理环境纠纷的法律规定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有关环境纠纷处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程序、证据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确清楚之规定，使得在众多之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无法得到切实之维护。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确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精神，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规则，实现了个案结果上之实质公平。但现实中，室内装修污染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对装修家庭以及相邻的人群存在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损害，但是在诉讼中，由于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污染的举证问题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尤其室内装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邻居等的身体健康损害，如何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检测等举证的操作性几乎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郭某对其房屋进行装修，有可能由于装修不环保，气体挥发导致其楼上邻居受到身体伤害，张某不是装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权及时委托环境监测中心等鉴定机构进行空气检测，从而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诉讼中再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测，由于气体的挥发，又很可能时过境迁，污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为了使更多的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思考如何建立专门的环境民事侵权诉讼机制，完善专门的证据规则，应该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关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胡建勇

3、寻找一些企业污染环境比较深入报道的例子，非常感谢！！！

山东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纠纷案

一、案情介绍
2005年11月1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接待了山东省淄博市铁山小区居民反映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的信访（该案由总局信访办转来）。信访当事人称：2003年年底，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在距铁山小区北面不足百米处投资兴建了一家炼铁厂，2004年6月该厂在无任何环保手续的情况下投产，该厂投产后给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噪声和粉尘污染，居民多次上访（20余次）呼吁解决，至今未能如愿，遂决定采取法律手段控告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请求中华环保联合会给予支持。
根据信访当事人反映的情况，自2006年3月以来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几次指派专人前往山东省淄博市铁山小区进行实地调研，确认以下事实：
1.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确属未经环保审批的违法建设项目（该公司年产50万吨氧化球团项目和自立式300立方米高炉炼铁项目于2003年4月分别由山东省经贸委、淄博市经贸委批准立项，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于2003年8月开工建设，2004年7月投入生产）。
2.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距铁山小区不足100米，远远低于“炼铁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规定的1000—14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
3. 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高炉设计生产标准为350m3.低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103号）规定的钢铁投资建设项目的最低条件1000m3,属限制淘汰类。
4.企业投产后排放的烟尘、噪声、扬尘等污染，严重影响了铁山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5.钢铁行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属国家环保总局审批。该项目未经环评即投入运行，确属未批先建的违法项目。淄博市环保局曾以“建设项目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擅自开工建设”为由对铁鹰钢铁有限公司进行了处罚（淄环立字[2004]第034号），并于2005年11月24日作出“关于对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实施限期整改的通知”（ 淄环发[2005]123号）。但时至今日，该厂的环保状况仍无明显改观。
根据以上事实，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支持铁山小区居民对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妨害，并赔偿损失。但由于地方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知》（法[2005]270号）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类型、敏感、疑难案件受理意见（试行）的规定》的相关内容设置受理障碍，致使该案迟迟不能立案且未出具任何书面的不予受理裁定书。
为妥善解决案件过程中遇到的瓶颈，2006年11月8号联合会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函，建议山东省高院积极采取协调措施，妥善解决常本凤等878人诉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纠纷案法院不予立案的问题。至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任何回复。
山东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是中华环保联合会接待的来访和调研、援助的案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件，暴露出我国环境维权实践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环境维权在工作实践中，特别是基层的维权工作中遇到法律瓶颈。
本案两个重要的不立案处理依据见本案资料附件1、2。

二、法律评述
1．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知》探讨关于环境案件分案处理的法律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的该司法解释在处理共同诉讼的相关规定上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有利于指导各级法院在处理共同诉讼按照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开展具体工作，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共同诉讼程序的规定，有利于司法统一和法治框架内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自身的体系完善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各级法院在处理环境侵权的问题上，亦应该响应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的政策、目标，在法治国家的层面上做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但就环境维权的具体情况来说，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资源并有权对污染水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等等，这些法律规定使得环境侵害民事诉讼原告更具广泛性。就山东淄博铁鹰环境污染案所反映的环境维权的具体情况来说，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具有广泛性、团体性、弱势性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山东淄博铁鹰环境污染案更应该以共同诉讼的方式合案受理，不应当分案诉讼。由于环境侵害所独有的地域性、区域性，原告的团体性十分明显。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财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加害企业或政府公共事业部门，且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特别是当加害人也为多数的时候，使得传统程序难以适应环境侵权诉讼。多数受害人的重大污染损害案件往往发生集团诉讼，因此环境侵害民事诉讼原告又具有团体性的特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根据环境侵权案件的特点，对于环境案件采取共同诉讼的办法无异是比较科学、公正的处理方法。所以，应该在司法程序上对于环境侵权案件做出有利于其进行共同诉讼的规定。
但该司法解释中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依法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受理法院认为不宜作为共同诉讼受理的，可分别受理”，赋予各级法院把共同诉讼案件分案处理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案件处理倾向并未考虑到环境侵权原告的广泛性、团体性、弱势特点，在处理环境侵权案件时不能有效保护受害者的环境权益，并可能导致浪费司法成本、降低司法效率。
环境诉讼不适宜完全用直接经济尺度来测量，环境诉讼的收益包括：因环境公益诉讼的进行而对环境公共利益、长远利益的维护；公众环境权的保障；正义的伸张和社会公德的倡导；对环境侵害行为的预防和抑制；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的回复与肯定等。因此，环境诉讼活动因为获取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公众环境权的保障而具有较高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等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素。
对于环境侵权做出有利于共同诉讼的规定，符合党中央在《决定》中提到的“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的要求，有利于公民环境权益的维护。
为此，中华环保联合会向最高人民法院发送了法律建议书，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为环境维权做出有利规定，为环境维权的共同诉讼创造必要的法律基础。环境案件共同诉讼制度的建立将极大地推动我国诉讼法治建设和环境法治建设，对我国公众环境权益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类型、敏感、疑难案件受理意见（试行）》关于环境立案规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探讨
（1）对于此规定的合法性讨论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6月《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有权制定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二十条的规定，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案情繁简、诉讼标的金额大小、在当地的影响等情况，对本辖区内一审案件的级别管辖提出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该规定明确提出各高院只能对于级别管辖提出意见，对于是否属于立案范围不能自行做出规定。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类型、敏感、疑难案件受理意见（试行）》中规定：“对于法院受理后执行难度较大，由党委政府处理更利于矛盾化解的案件，可以不予受理，但应与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妥善化解矛盾”、“慎重把握敏感案件的受理时机，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防止个案立案不当引起工作被动”、“对群体性诉讼事实统一、请求近似、当事人众多时，应化整为零，分案处理，尽量降低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和费用，减轻压力”等倾向于不立案的规定，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就级别管辖做相关规定，违反了我国关于司法解释效力的立法限制。从山东省高院规定的具体内容上看，其未能正确领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知》的根本宗旨，具体细则也与最高院解释的根本精神相冲突，不能有效执行最高院的工作指示，也不利于维护全国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对于此规定的合理性讨论
作为地方法院，在开展具体工作的时候尤其要克服地方保护思想，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对于基层环保工作而言，法律公正是最后的权利救济，没有环境司法公正，任何其它环境权利的救济途径都将没有必要的、根本的保障。
公民的环境权益有赖于司法的公平、公正，环境诉权更是公民环境权的最基本权利。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类型、敏感、疑难案件受理意见（试行）》中诸如“对于法院受理后执行难度较大，由党委政府处理更利于矛盾化解的案件，可以不予受理，但应与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妥善化解矛盾”、“对群体性诉讼事实统一、请求近似、当事人众多时，应化整为零，分案处理，尽量降低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和费用，减轻压力”等规定，是迫于当地政府的政治压力、破坏司法独立、在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背离了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导向的规定。从具体内容上看，该意见对于环境共同诉讼具有明显的不予立案倾向。作为地方法院，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而不应一味地回避问题。
在国家一再强调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势下，如果地方法院迫于某种暂时的压力，不予受理或者消极抵制共同诉讼的诉权成立，必然会使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应有救济，这无疑助长了当地政府及相关企业忽视环境保护、甚至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的暂时发展的风气，这种有保护地方利益倾向的规定是与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法治环境格格不入的，是与中央坚持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精神相违背的，也是与最高人民法院一贯以来坚持的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精神相冲突的。
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地方法院的工作应予以指导和监督。对此，中华环保联合会特以法律建议书的形式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类型、敏感、疑难案件受理意见（试行）》的规定致使山东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污染受害者的环境权益被排除在法律救济之外、公民环境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的问题予以监督。
3、对于如何避免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拒不立案的方法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起诉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的，如果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该案中法院在做出不立案的事实决定后拒不出具书面证明，使得起诉人的诉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环境诉权。对此现象，对可供参考的权利救济途径探讨如下：
（1）向检察机关举报。
《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最高检在《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施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诉讼法的监督执行作用：检察机关认真履行好这一职责，对于保证国家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它的正式颁布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坚持依法办事，切实履行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所以，对于当地法院违反法律规定拒不出具不立案决定书的现象，可以求助于当地检察机关，促使其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民事诉讼法的执行监督。
（2）求助于当地人大机关、当地新闻媒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级法院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大对本级法院行使监督权力。人民代表大会是广大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也是国家的权力机构，集中代表全国人民行使人民群众的代议权、管理权、监督权。在我国立法、行政、司法相对独立的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力规定对于本级法院行使监督权。向当地人大机关反应法院违法不立案的情况，可以促成人民利益代表机构对其进行相关的处理或纠正，从而维护当事人的诉权。求助于当地新闻媒体则可以利用法治国家中法治文化的影响，促使当地法院在公众法律意识的舆论压力下做出合法的诉权处理决定。
（3）实行立案登记制度。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立案审查程序，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才予以立案受理。这一规定致使一些当事人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加剧了起诉难度。现代法治文明的国家一般都实行立案登记制。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无需进行审查，应当立案登记，这就从起诉程序上解决了起诉难的问题，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
目前，《民事诉讼法建议稿》在继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事项的第290条之后，第291条提出：“人民法院对于符合前条规定的起诉应当登记，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因此，建议稿中取消了立案审查这一规定，代之以立案登记。
采用立案登记制度之后，对于诉讼解决请求人的滥诉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没有任何当事人会随意起诉，因为卷入诉讼将给他带来沉重负担，是不得已而为的。而且对于滥诉没有必要存在制裁措施，因为滥诉人将承受诉讼费用以及诉讼所自然消耗的时间和精力等。

三、关于环境案件立案问题的延伸：对于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下NGO在环境诉讼中角色定位的讨论
环保NGO作为非政府组织，是人民团体利益的代表者。在现行的起诉人需具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NGO在诉讼参与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被排斥在诉权所有人的范畴之外，NGO在民众的环境诉讼中只能做起诉人的协调、辅助、法律支持工作，例如提供环境法律咨询、协调志愿者律师的配置、普及环境法律常识等事务。而对于环境污染这一群体性、广泛性、集团性、复杂性的诉讼类别，如果处在国家法律支持公益诉讼的条件下，环保NGO才能真正发挥环保社团所应有的优势作用。
1、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探讨。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必要性毋庸质疑，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实践和近几年理论界的研究，大家对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现在已是翘首以待，呼之欲出。
（1）理论准备日趋成熟。当环境公益的维护日益成为主流社会价值时，迫切要求赋予一定的主体以权利来实现对环境公益的保护，这种权利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众环境权”。特别是政府机关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时，为有效地维护公众环境权，要求我们在法律上必须有所突破，赋予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虽然现行法律仅限于规定国家的环境管理权力和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但学界就创立公众环境权已基本形成共识。国家或政府作为受托人对于环境资源依法行使所有权和环境行政管理权，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如果国家或政府滥用权力或损害受托人的利益，公民可以主张权利。
（2）法律依据基本到位。从国内法来看，环境公益诉讼立法有其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该条规定从根本上明确了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民主权利，其中的“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从理论上分析应当包括“诉讼”的途径和形式；《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在《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明确提到，要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的公益诉讼制度。这些现行法律、法规都直接或间接的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社会基础已经具备。随着国家经济建设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的危害性也日益明显。由于环境污染具有长期性、广泛性的特点，往往受害人呈现出在较大地理范围内为不特定多数人的特点，其损害不具有民事侵权中较强的针对性，造成公民不能够主动提起诉讼。随着这种环境污染的增多，以维护环境公益为宗旨的团体组织应运而生，通过这些团体，人们可以更有效地以法律为武器与侵犯环境权益的行为作斗争。目前我国的环保社团约有2768个，随着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将为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对于环保NGO在公益诉讼中的作用探讨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起才开始成立。随着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作用的显现，我国政府和高层日益意识到环保民间组织的重要性，对其采取支持和促进政策。与国外授予环保团体以环境民事起诉权存在差距的是，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目前主要定位为进行环境教育、宣传环境知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环保NGO将首先成为环境公益诉讼领域有所作为的力量。
（1）从我国现有的公众环境意识调查资料来看，我国公众环境意识近年来虽有很大进步，但呈现出较强的政府依赖性，环保参与意识较低，缺乏主动参与的意识与行为，公众多趋向于认为政府是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而较少提及自身的环保责任。在这种环境意识背景下，我国公众往往只关心造成自身财产和人身损害的环境侵权，而对侵害公共环境权益的行为却极少关注。从我中心接待的6000余次的咨询和投诉中，多是涉及居民直接受害，而很少涉及整个地区或者整个流域的环境污染的投诉。
（2）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代表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一主张并不合理。人民检察院虽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现有的司法体制是否会影响其成为真正的“公益代表”令人存疑。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对某些损害公益行为会顾虑方方面面的关系、面临重重压力而懈怠起诉，从而因其复杂、深刻的利益关系会在刚刚起步的中国公益诉讼中步履维艰。
(3）环保NGO独有优势。环保NGO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独有优势。环保NGO在诉讼意志上很少会受到干扰，更愿意主动提出公益诉讼，弥补了国家机关意志不完全独立的不足之处，便于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而且，对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环境诉讼而言，环保民间组织比之公众在应付复杂的环境诉讼证据的收集、科技知识的运用、与污染企业的对抗等上，更为强势。作为公众参与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通过赋予其环境公益诉讼权，环保民间组织能够带动公众环境意识和环境公益诉讼意识的提高。无论是从环保民间组织的设立宗旨来看，还是从比之社会公众而言，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构建上，应该将环保民间组织设置为诉讼主体。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环保民间组织也正逐步转向采取务实行动，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公益诉讼领域有所作为。
因此，环保NGO因其所独有的社会优势、技术优势、独立优势在公益诉讼中必然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尽管目前我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发育尚不成熟，但作为一种宗旨在于环境保护的组织化的团体，它能够担当起环境公益诉讼之责。社会公众人多面广且分散，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各异，通过环保民间组织有效地将公众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形式表达公众环境意愿，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比之个人力量更为强大，更易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在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历程中，环保NGO无疑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4、寻环境污染的案例和分析

境噪声污染案例分析
2006年05月25日 辅导教师

民们不堪忍受建筑噪声，愤而向“环保110”投诉。环保部门接到投诉后，进行
了实地勘察和监测。经查明，该工程是由某建筑公司承建的。该建筑公司在开工
前，未向该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报。环保部门到工地查处时，发现工
地正在夜间施工，对此该建筑公司负责人申辩：他们并未在夜间大规模施工，只
是混凝土浇铸因工艺的特殊需要，开始之后就无法中止，即便是夜间也不能停
工。但是该建筑公司并没有办理相关的夜间开工手续。经环保部门监测，该工地
昼间噪声为70分贝，夜间噪声为54分贝，未超过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噪声源的
噪声排放标准。于是环保部门进行了调解，并对该建筑公司未依法进行申报和办
理夜间开工手续作出处罚。但是，建筑工地的噪声污染并没有得到改善，广大居
民依然处于噪声污染之中。在向律师事务所咨询以后，天通花园小区27户居民
以相邻权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噪音污染，
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受理后，经过法庭调查认定，某建筑公司排放的噪声尽管符
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噪声源的噪声排放标准，但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中规定的区域标准限值，在事实上构成环境噪声污染，侵害了原告的相邻
权。根据(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采取措施，消除噪声污染，赔偿原告精神损失200元。
[法律问题]
(1)事先申报制度。
(2)禁止夜间施工制度。
(3)环境噪声污染判断标准。
[法律依据]
(1)《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29、30条。
(2)《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法理和法律分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关于建筑施工环境噪声污染案。建筑施工环境噪声污染是
指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为了防治建筑施工环境噪
声污染，我国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了两种法律措施：
(1)事先申报制度。这是根据建筑施工有一定期限的特点提出的。在城市
市区范围内，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
施工单位必须在工程开工15日前向县级以上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申报
的内容包括该工程的项目名称、施工场所和期限、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
所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此作了规
定。
(2)禁止夜间施工制度。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
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噪声敏感建筑物”是指医院、学校、
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是指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但以下三种情况除
外：抢修、抢险作业；因生产工艺上的要求；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且持
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在夜间作业，必须公告附近
的居民。本案被告某建筑公司在开工前未依法向该市环保部门进行申报，在
夜间施工时，也未向附近的居民进行公告，违反了上述规定，环保部门对其
作出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0条对此作了规
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某建筑公司是否构成环境噪声污染。
依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该法所称的环境噪声污染是指
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该条规定了环境噪声污染的定义，也指明了构成环境噪声污
染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噪声。二是排放
的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指由国务院环境
保护部门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对噪声源向周围环境
排放噪声所作的最高限值。目前我国的环境噪声标准排放标准主要有：<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标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声限值)、<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等。依据上述规
定，本案被告施工时未超过<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中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
不构成环境噪声污染。所以，环境保护部门不能对其进行罚款，也不能征收排污
费，发生纠纷只能进行调解。 ．
但是，我国目前的声环境标准除了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外，还有声环境质量标
准。声环境质量标准是指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各类不同的功
能区域内环境噪声最高限值所作出的规定。它是制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依据，
，也是衡量一个区域是否存在环境噪声污染的尺度。目前我国的主要规定是<城市
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根据<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规定，原告所在的天通
花园小区属于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其环境噪声质量标准为昼间55分
贝、夜间45分贝，被告施工现场昼间噪声为70分贝，夜间噪声为54分贝，显
然违反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因此，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判定被告
没有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显然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说服饱受噪声干扰之苦的居
民。
由于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关于“环境噪声污染”的定义不太准确，
给该案的解决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保护这些居民的合法利益，法院依据<民法通
则》中关于“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
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的规定来处
理该纠纷是正确的。因为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噪音对不动产相邻各方的影
响，但其中的“等”字应理解为包括了噪音、辐射及其他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影响
相邻各方的行为。
[学者建议]
排污单位排放的噪声符合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但确实又干扰了他人正常生活的情形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由于(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在给“环境噪声污染’’
下定义时考虑不够周全，使得在具体执法中遇到不少困难。实际上，环境是否被污染，
并不能以排污者的排污是否超过排放标准为根据，而应以污染物的排放是否使当地的
环境质量劣于适用于该地的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实践中，以<民法通则)中有关相邻
权的规定来处理此种情形的环境噪声污染案件，有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权利，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如《民法通则)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适用于建筑施工单位与居民之
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准确。因此，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修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关于“环境噪声污染”的定义，
完善有关噪声污染的规定。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例分析

冯其江

【关键词】环境污染 损害赔偿 案例分析
【全文】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例分析

冯其江 潘进海

一、 引言

我国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鉴于皖南山区当地水面较多的情况，不少农户承包了鱼塘，籍此养家糊口，又发展了当地经济。郑涛是当地个体养殖户，近几年承包了约15亩鱼塘。虽称不上养殖大户，但每年亦有不少收获。去年年底，本想有个好收成，没曾想，自己承包的鱼塘接连有大批鱼死亡。郑涛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多年苦心经营、已具规模的鱼塘，心如刀绞……

二、 案情

2003年12月20日，养殖户郑涛发现自己承包的鱼塘出现冬季鱼浮头并有鱼死亡。经查系城市排污管道破裂，污水改道进入鱼塘所致。郑涛当即决定先抽水捕鱼，同时与当地市政公司交涉。2004年元月3号，当地市政公司动工重新辅设了一条排污管道。在此期间，因污水进入鱼塘，造成部分鱼死亡，部分鱼严重异味。因久旱无雨，郑涛曾于2004年2月10日、2月14日用漂白粉、生石灰消毒，在鱼塘水变清后，又购进了一批鱼苗，但鱼塘鱼苗仍被再次污染而死亡。
郑涛认为，此次生活水污染导致库存的1万余斤成品鱼严重异味而不得不廉价出售，另有3000余斤鱼有浮头并死亡。按每斤2元计算仅鱼损就2万余元，鱼苗损失7000元，另有消毒费、抽水电费、水质检测费用等，合计经济损失39992元。为此，郑涛提供证人证明，污染时每天死鱼多在500斤；另有证人证明，污染鱼因有异味而以一元一斤购买；当地渔政监督管理站勘验检查笔录，证明鱼损为3万余元；当地环境监测站环境监测报告，证明该鱼塘水质已污染；另有华醒公司出具说明，证明排污管道系由市政公司使用。于是，郑涛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当地市政公司赔偿所有损失39992元。
三、一审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地市政公司管理的城市排污管道，出口位于第二中学操场北面，城市污水排向该操场北面的污水塘，再从污水塘西侧的明沟流向长江支流。数年前华醒公司在建设中优化环境，将排污明沟变为暗道。2003年底因暗道排污管破裂，污水注入郑涛的鱼塘内，造成鱼塘内鱼变味、死亡。原告虽有损害的事实，但对赔偿的具体数额没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无法确定赔偿额。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陶中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承认有损害的事实，对有关证人的证词也予以采纳，而无法确定赔偿数额难以接受，上诉要求依法改判。2004年2月11日，自己曾书面申请当地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等人到鱼塘实地勘验并作了详细的勘验检查笔录，认定我户损失为32992元。渔政监督管理站《勘验检查笔录》记载：2003年12月20日以来，该养殖户承包的池塘水面约15亩，经实地勘察，因工业废水污染造成5000公斤成品鱼出现严重异味，无法食用，经济损失32992元。
当地市政公司辩称，郑涛提交的关于鱼损的证据不能认定其损失状况，虽有损害的事实，但并没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另外，该排污管道是华醒公司搞的，建设时并没有向有关部门说明，无法纳入市政管理中。此次污染与市政公司毫无关系，侵权主体是排污单位，即使市政公司在管理上疏漏造成污染源扩散，也只能减轻排污单位的责任，而不是免除排污单位的责任。
四、二审裁判要旨
二审法院认为：当地市政公司负责对辖区内的污水排放进行管理，因其排污管道破裂，给他人造成损害，应负赔偿责任。郑涛在鱼塘被污染后，申请当地渔政监督管理站对鱼塘污染进行勘验，并按当地同等塘口平均产量平均价值予以估算损失，具有客观真实性，市政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否定，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份证据不妥，应予纠正。关于郑涛索赔二次损失7000元，在未彻底解决鱼塘污染的情况下，因其盲目购进鱼苗放养，造成的损失应自已承担。2004年10月26日，二审法院终审改判：撤销原判，市政公司十日内赔偿郑涛鱼塘损失32992元。
五、评析
在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环境污染属于特殊的侵权行为。案件之所以特殊，主要在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较难认定。认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先要确定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污染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环境污染损害常常涉及一定的科技内容，通常不为一般人所掌握，一般人很难就此因果关系作出直观判断。因此，这类案件法律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负责举证。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换言之，如果加害人要推卸责任的话，加害人须举证证明损害是被害人自身原因或者第三人原因造成的，而与自己无关。
本案中，原告承包鱼塘内大量成品鱼死亡，有证人证明污染发生的时候每天死鱼多在500斤、少则200斤，并有他人因有鱼异味而以一元一斤廉价购买之证人证言，当地渔政监督管理站也进行了现场勘验，证明鱼损为3万余元。可以说原告已尽到了自己的举证义务，证实自己遭受了巨大损失，构成了诉讼的基础与索赔的前提。身临其境的想一想，受害者能做到这些已实属不易，法官不能过于苛求证据的规范性。司法实践中，必须得考虑农村养殖户的文化知识、法律素养以及生活生产习惯，还有污染的可怕性及处理问题的紧迫性。只要具备初步的损害，至于是不是被告造成的，则由被告举证。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本案一审法院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认定原告索赔的具体数额没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而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请，这苛求了证据的规范性。二审法院，依据当地渔政监督管理站勘验笔录，按照当地同等鱼塘平均产量平均价值予以估算损失，较为客观与公平。既有损失，理当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亦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55条和56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原因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水污染损失，免予承担责任。
本案当地市政公司排污管道破裂，该排污管道由市政公司使用，因其管理疏漏造成污染源扩散至鱼塘后致人损害，法院判决市政公司承担责任也无可非议。市政公司的上属单位是城市建设委员会，属于法律上公益性组织。有关公益性组织致人损害的赔偿，司法实践中，都被当作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赔偿。但笔者认为，这种服务性的公益性公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不能单纯适用私法。这些公益性组织“幕后的政府行为”是不言而喻的，是“延伸了的公共之手”。公益性组织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含有国家行政赔偿的性质。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行政管理的多样性和行政主体的难统一性等常常使得行政赔偿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互有交叉。但无论怎样，环境污染责任属于严格责任范畴，实行无过错责任。被诉主体只有证明污染是因不可抗力造成或系受害人及第三人造成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实际上，本案真正的污染者是谁？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市政公司承担的是管理者的责任，其重新辅设了一条排污管道，排除了危害。但真正的污染排放者，还是附近的企业。污染根源在于生活污水或工业废水而不在于排水沟本身。如果确实能查找出是哪一家或几家企业排放的污水超标而致鱼死亡，应由真正的排污单位负责赔偿。当然，这仍须由被诉主体负举证责任，被诉主体须对不存在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进行举证。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http://www.fsou.com/redirect/index.asp?url=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art&gid=33557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