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机构

1、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什么地方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

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

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5个中级法院内设立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针对重点违法领域，开展专利“护航”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出版物版权“扫黄打非”和“秋风”行动、打击侵权假冒的“网剑行动”“质检利剑”打假行动等专项行动，有效保护了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效果明显。

从2001年起，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年均增长17%，2017年达到286亿美元。2017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8.2万件，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申请者中近10%为外国单位和个人。

国外来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6万件，较2001年3.3万件的申请量增长了3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公布，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受理量达5.1万件，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以上内容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白皮书：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效果明显

2、有关国际组织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各是什么?

国际上对规范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民事行为影响重大的国际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通过列举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来界定知识产权的。

依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的规定，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

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即版权或著作权；

2．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活动、与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即邻接权；

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发明有关的权利，即专利权；

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

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

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

7．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

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

应当指出的是，该《公约》第16条规定，参加本公约，不得对本公约作任何保留。也就是说，加入该公约，必须对该公约所有条款均同意和遵守。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个国家加入该公约，我国也已于1980年加入该公约。因此，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同意该《公约》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奇特现象是，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同意上述公约划定的知识产权的范围，但国内立法真正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定的“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国家却很少。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定的隶属知识产权的“发现权”，只有我国和几个少之又少的国家立法承认其是“知识产权”，查看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三节之规定，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民法通则》确认“发现权”属知识产权，但却没有赋予发现人以独占专用权，而仅赋予获取证书、奖金和其他奖励的权利。由此可见，发现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别。另外，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加入了该公约，并承认该公约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但各国学者对这一范围在学术上仍存在较大争议。

世界贸易组织（WTO）文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所指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

1．版权与邻接权；

2．商标权；

3．地理标志权；

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

5．专利权；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相比，一方面，TRIPS协议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中没有科学发现权。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另一方面，增加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这是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特别是为了适应某些经济大国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本国利益的实际需要。再一方面，强调突出了“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这种信息主要指“商业秘密”，特别是其中的Know-How。多数国家保护商业秘密是将其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轨道，我国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TRIPS协议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是一致的。但商业秘密是否为一种知识产权，此前曾有争议，TRIPS协议给予了肯定回答。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我国认可这个国际组织关于知识产权范围的界定。实践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国对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水平。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一致公认的范围是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禁止不正当竞争等。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TRIPS规定的“未披露的信息”，也列入知识产权的调整范围，对这种观点尚未达成共识，但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上述两个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划定的范围，是当今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法理专著、法律，乃至国际条约，都是从划定范围出发，来明确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或给知识产权下定义的”[1]除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关于知识产权范围的规定外，一些论著也就知识产权列举了范围。如英国剑桥大学W.R.Cornish教授所著的知识产权教科书将 “保护技术发明和设计的专利权”、“保护文学艺术创造的著作权”、“保护经营标记的商标权”合称为知识产权[2]。

概括式的知识产权定义

目前，对知识产权采“概括主义”定义方式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是将“知识产权”定义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权利。”[3]这里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较为笼统地界定为“智力成果”，与知识产权的英文单词（Intellectual Property）本意最为接近。类似的定义还有，知识产权“是指在智力创造活动中智力劳动者及智力成果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4]

二是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5]这个定义将知识产权的客体具体化为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两类；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的各项权利，并不都是基于智力创造成果产生。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定（AIPPI）东京大会将知识产权划分为“创造性成果权利”与“识别性标记权利”，可见知识产权并非都是就“智力创造成果”享有的权利。吴汉东教授将知识产权的定义进一步阐释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认为知识产权是产生于精神领域的非物质化的财产权，即是基于智力成果、经营标记或知识信息所产生的权利；知识产权不等于是智力创造性成果权，以知识产权名义所统领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从权利来源来看，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来看，则由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信誉以及其他知识信息所构成；知识产权是法定之权，其产生一般须由法律所认可。[6]

三是认为，“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支配其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享受其利益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7]这一定义，强调了知识产权是法定“支配权”的属性，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界定为“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

上述三种概括式的知识产权定义各有其特点，核心区别在于对知识产权客体或对象范围理解上的差异。第一种定义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界定为“智力成果”，与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本意相一致；将知识产权的各种保护对象统一归入智力成果的范畴之中，避免了采取列举式表述可能出现挂一漏万的可能。第二种定义明确将知识产权的客体列举为“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或“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使人们通过该定义就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有一个明晰、确定的认识。第三种定义则将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对象称做“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表述方式与第一种定义有类似之处，区别在于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是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而非智力成果。

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的定义不管如何表述，至少应当阐明如下几点涵义：首先，应当明确知识产权主体是民事主体或私权主体。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私权利”，知识产权的主体也宜表述为民事主体或私权主体。上述第三种定义强调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客体享有的权利，这种关于知识产权主体的表述比其他说法显得更为妥当。其次，从概念的明确性角度分析，知识产权定义中应当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加以界定和区分。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简单表述为“智力成果”或者“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略显笼统。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定（AIPPI）东京大会将知识产权划分为“创造性成果权利”与“识别性标记权利”，表明知识产权主要来源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知识产权对象由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信誉以及其他知识信息已经在国际范围内成为共识。所以，吴汉东教授在其知识产权的定义中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述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更趋适宜。再次，知识产权是法定权利，是一种支配权。强调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一方面在于明确知识产权类型法定，另一方面旨在凸显知识产权中商标权、专利权等必须依法申请审批，这往往是知识产权特有的，与其他民事权利相区别的。强调知识产权是一种支配权，意在明确知识产权和物权、人身权等权利属性的一致性，与债权的不同性。总之，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对其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支配权。

3、有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事例？

《酸酸甜甜就是我》遭侵权
《酸酸甜甜就是我》是超级女声张含韵的代表歌曲，日前，这首歌曲被吉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华语金典全集收录，引发了一场诉讼。张含韵的经纪公司——北京天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北京精彩无限音像有限公司、河北纪元光电有限公司、吉林音像出版社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

原告诉称，超级女声张含韵是其旗下签约艺人，原告提供版权出版了超级女声首张大碟《我很张含韵》，其中包括歌曲《酸酸甜甜就是我》，因此原告对该歌曲享有录音制作者权。2007年原告发现第一被告北京精彩无限公司销售了由第二被告河北纪元光电公司复制、第三被告吉林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彩封标为“最新流行全主打”mp3光盘。该光盘中包含了歌曲《酸酸甜甜就是我》，被告的行为未经原告许可，未取得原告授权，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因此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

庭审中，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法庭出示了该公司与超级女声张含韵签订的《经纪人和约》，该合同约定了凡是张含韵演唱的歌曲均由原告享有著作财产权。由于合同签订时，张含韵未满18岁，该合同上另有其母亲的签字。

鉴于此，三被告对原告的权利不持异议。同时被告北京精彩无限音像有限公司对销售涉案侵权光盘一事完全承认，但提出该光盘被告有合法的进货渠道，并且在2007年9月20日后就已经完全停止了销售。另两位被告亦对出版发行复制侵权光盘一事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过高。此外，被告河北纪元光电公司则认为该光盘是被告吉林音像出版社委托其复制的，根据委托书的约定侵权责任应由吉林方承担。

鉴于第一被告精彩无限公司已经停止了销售，原告当庭撤回了对该公司的起诉，但仍主张另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该案没有当庭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