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陈锦川简介

1、听说法智金集团公司的核心团队实力很强，有人知道都有谁吗？

关于法智金集团我了解的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在2015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就以《大数据时代催生“事联网”》刊载法智金集团创始人钟山的专访，还誉钟山先生为“事联网”创始人。从核心团队上看，法智金集团实力还是很强的，团队成员背景实力都很雄厚。
法智金集团的创始人钟山先生是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兼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深圳市知识产权金融联盟副理事长，中国知识产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是三十年司法、实业、金融、知识产权行业资深人士，被人民日报誉为“事联网”创始人。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杜平先生，原国家信息中心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分管信息化研究部，兼任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应用管理中心主任，拥有丰富的数据及人工智能运用经验。
集团首席知识产权专家刘春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等。
集团首席数据科学家朱扬勇教授，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数据》期刊编委会副主任、大数据协同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副理事长等。
集团首席风险专家宿迟会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原院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首席合规专家金克胜教授，现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外交学院法学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
集团首席评估专家权忠光博士，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常委，现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中企华资产评估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评估师。

2、中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是哪个法院

中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是在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首任院长由20年前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首任庭长宿迟担任。陈锦川、宋鱼水、姜颖等全国知名的、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专家型优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任职。
知识产权法院是为专门法院。专门法院，也称为特别法院，是指法律明确规定授予某类案件管辖权，即管辖范围仅限于某一类或某几类案件的法院。专门法院是法律现代化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的专门化是法律现代化的前提。从国际范围上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设置有正式的多样化的专门法院，较为常见的有行政法院、商业法院，此外还有劳动法院、保险法院、家庭法院等。
知识产权法院的意义：
1、“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色彩，与整个司法改革的趋势正好遥相呼应。
2、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一些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依靠模仿甚至“山寨”实现了快速发展。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必须依托坚实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后盾。否则，就不可能有企业有强大动力搞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3、审判同意的要求。“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极强，但有权受理的法院分散在全国各地，不利于审判实践的统一。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还存在着损害赔偿额偏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
4、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地方保护主义的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属于跨行政区设立，将为我国司法机构设置与布局的调整，特别是为司法辖域与行政辖区的相对分离提供有益探索；
5、二审合一。在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实行了“(民事、行政)二审合一”，这也属于我国审判体制与制度上的一个较大变化和尝试，由此形成的经验，对于其他类型案件的审判也会有启示作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第一条：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3、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哪个城市

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设在北京市，主要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

成立性质

新成立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内设4个审判庭，技术调查室和法警队，2个司法辅助机构以及1个综合行政机构。集中管辖原由北京市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人员编制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首任院长由20年前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首任庭长宿迟担任。陈锦川、宋鱼水、姜颖等全国知名的、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专家型优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任职。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党组成员集体亮相，他们是院长宿迟、副院长陈锦川、宋鱼水、纪检组组长吴久宏。院长宿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年收案将达到1.5万件，22名法官肯定是“超负荷”运转。

知识产权法院的意义
1、“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色彩，与整个司法改革的趋势正好遥相呼应。
2、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一些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依靠模仿甚至“山寨”实现了快速发展。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必须依托坚实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后盾。否则，就不可能有企业有强大动力搞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4、2014年十一月六日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哪里

2014年11月06日，中国第一家知识产权法院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并于12月16日首次开庭；北京时间2014年11月6日下午，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并正式履职。北京。我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首任院长由20年前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首任庭长宿迟担任。陈锦川、宋鱼水、姜颖等全国知名的、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专家型优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任职

法律依据：
《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草案）》第二条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
从审判实践看，我国知识产权案件主要表现为专利、商标、著作权以及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类型，其中，专利以及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案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更为密切。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应充分考虑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专利类案件相对集中、审判工作基础较好的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编制管理部门意见具体规定。
（二）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监督
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审级与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相同。知识产权法院依法定程序设立后，对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根据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工作，接受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和审判监督；知识产权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接受所在地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三）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主要审理各类专利以及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兼顾审理其他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以专利技术类案件为主，是因为这类案件的专业技术性更强，审理要求更高，对于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保护。决定（草案）规定，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所在省（直辖市）的专利以及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案件管辖的范围将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此外，知识产权法院还管辖所在市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统一审理对不服国务院行政部门裁定或者决定而提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对知识产权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上述管辖的规定，综合考虑了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职能、编制、人员以及知识产权案件的分类、特点、数量等因素，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
（四）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任免
知识产权法院的院长，由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知识产权法院的副院长、庭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根据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除具备法律规定的一般任职条件外，还应具备丰富的相关审判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将对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

5、2014年十一月六日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哪里

北京。我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首任院长由20年前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首任庭长宿迟担任。陈锦川、宋鱼水、姜颖等全国知名的、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专家型优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任职。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主要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知识产权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设在北京市。知识产权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决定。

6、国内的知识产权权威有哪几位

学术界的一般常说北郑南吴，即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成思（已故）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吴汉东。然后还有刘春田（人大）、张今（政法）、郭禾（人大）、冯晓青（武大）、陶鑫良（同济）、张玉敏（西南政法）、李明德（社科院）等。郭寿康老先生现在差不多处于退隐江湖阶段... 实务界的就不好讲了，宋柳平（华为）和陈锦川（北京高院）这是我个人稍微了解一点的，另外专任知识产权局和商标局的相关专业高级领导，以及超大型和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主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应该也都能算是本领域的权威。

7、《民法典》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规制

《民法典》《著作权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是调整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此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也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有相应的规范。《民法典》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一般法”地位，对《民法典》中的网络侵权条款作出正确的认识、给出科学准确的适用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几个重要规则展开进一步分析。
      《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确定了以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几个重要规则。
      一、以侵权责任构成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借鉴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从第20条到第23条为四类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免于赔偿责任的情形，又称“避风港”。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要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条件，将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0条到第23条的规定是免责条款，“避风港”是免责事由。它们只是告诉人们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避免侵权责任，但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怎样会构成侵权裤局责任。这种模式与我国传统侵权法的原则和制度相冲突，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1]《民法典》则继续坚持我国侵权法的传统，以侵权责任构成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所确定的过错归责原则是统摄所有侵权行为类型的一般条款，对所有类型的侵权行为具有普遍适用性。《民法典》中的网络侵权条款第1195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该款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违反“通知规则”所要求的“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作为确定其侵权责任的要件。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些规定表明，《民法典》中的网络侵权条款沿袭或者遵循了大陆法系以及我国笑备《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侵权法思路，以行为人“实施了行为、该行为造成了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直接存在因果关系、主观上有过错”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因过错侵害他人著作权造成损害的，即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就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过错责任
      《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所确定的过错归责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侵权行为类型的一般条款。“无论行为人侵犯的是何种民事权益(包括知识产权、人格权在内)，以何种方式实施侵权行为(通过网络实施侵权行为也包括在内)，原则上都应该基于《民法典》第1165条所确定的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胡升让承担责任。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采取过错推定，或者规定无过错责任，否则《民法典》第1165条对所有类型的侵权行为具有普遍适用性。”[2]
      《民法典》的网络侵权条款将《民法典》第1165条所确定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具体落实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确定上。《民法典》第1195条可称之为“通知规则”，在被侵权人无法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倘若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这种不作为就可能导致其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存在过错，因而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197条是对网络侵权责任中“知道规则”的规定，如果被侵权人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无须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就可以直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第1197条规定的连带责任。可见，“‘知道规则’与‘通知规则’是我国《民法典》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两项基本规则，二者都是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就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时侵权责任的归责事由，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3]《民法典》第1195条、第1197条是并列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条款，不存在递进关系，更非包含关系。那种认为发出通知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唯一条件或者说只能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来判断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关于过错责任，有两点应该予以重视:
      一是过错标准。判断过错的标准是“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即如果加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时没有达到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就存在过错。该标准又是多元的，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他人的权益负有一般义务的人，应当尽到一个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义务。对于他人的权益负有特别义务的人，应当尽到法律、法规、操作规程等所要求的特别注意义务。该标准对诚信善意之人还有职业上、经验上、年龄上的要求。[4]因此，不同的情景下，注意义务是不同的。加害人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并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标准。
      二是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普遍审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对于网络上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预先审查义务或普遍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2款“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的规定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普遍审查义务的具体体现。《民法典》延续了该规定的精神，没有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普遍的注意义务。“在审判实践中，应当谨慎认定此类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如果判断标准过宽，可能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上承担了普遍审查义务。”[5]
      实践中有必要区分普遍审查义务与具体的注意义务。在“广电伟业诉酷溜网提供视频分享服务”案中，虽然酷溜网存储的视频文件数量巨大，酷溜公司客观上确实难以对每个视频文件之权属状况进行详细审核，但法院基于酷溜网将电影、电视剧和原创等设置为并列频道一节，认为酷溜公司明知酷溜网存储的视频文件中包括大量的非原创的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酷溜公司在此种主观状态之下应对此部分非原创的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承担相应的审查义务。[6]在本案中，法院是基于酷溜网将电影、电视剧和原创等设置为并列频道带来的较高侵权风险，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非原创的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是妥当的，并非是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普遍的注意义务。
      2019年欧盟通过《版权指令》第17条把在线内容分享服务商履行“版权过滤”义务作为免责情形。美国版权局于2020年推出的《“避风港”第512条条款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数据及过滤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我们认为指纹过滤技术会成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一种可行性解决方案，无论其规模如何。“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在时机成熟时，有可能采纳欧盟第17条的类似规定。”[7]这些组织和国家的做法及建议值得关注，但是否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担“版权过滤”义务，涉及各方面重大利益，也是重大的经济政策、产业发展战略选择，需要我国立法者作出决策。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从事侵权行为时，后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对此《民法典》作了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前者适用于“通知规则”适用的场合，后者则适用于“知道规则”的场景。这两个条文所处理的都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的责任承担问题。而帮助侵权，是民法中共同侵权的一种形态。帮助侵权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有三:首先是对于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其次是他人从事了侵权行为;最后是帮助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从事的行为是侵权行为，却仍然提供了帮助。
      对于以帮助侵权来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则的把握，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该规则以共同侵权制度为框架，以共同侵权中的帮助侵权为具体的规制形态。主要借鉴自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避风港”建立在“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分类的基础上，而且基于美国侵权法的“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与我国侵权法中的帮助侵权客观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并不完全接榫。故在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中应以共同侵权、帮助侵权为逻辑路径，抛弃“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分析框架。
      二是通知与必要措施及侵权责任的关系。有观点从《民法典》第1195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出发，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有义务立即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过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存在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帮助侵权的前提。只有在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才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另外，通知的功能之一在于告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其网络中有侵权的存在，是用于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有过错的重要因素，但通知有可能是恶意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基于恶意的或错误的通知自然不能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产生。
      四、“通知规则”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网络服务形态和各种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即“通知规则”对所适用的网络服务形态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做限制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仅规定了自动接入和自动传输、自动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等四种网络服务提供者，其规定的“通知规则”仅适用于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即自动接入、自动传输和自动缓存服务提供者不受“通知规则”约束;而《民法典》的网络侵权条款规制所有的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第1195条规定的“通知规则”也并不限于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服务，而是针对广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服务类型，即“通知规则”既适用于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也适用于自动接入、自动传输和自动缓存以及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
      随着技术和商务模式的发展，网络服务形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存储、接入、缓存、定位、搜索、设链等，比如字节公司在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同时提供了信息流推荐服务，已经不是单纯的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出现了类似微信小程序、云存储服务等新技术类型，还包括了提供网络交易场所，协助进行网络交易等更加复杂的形态;网络服务提供者(ISP)与网络内容提供者(ICP)二者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因而很难再简单适用类似《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设定的与单纯的存储、接入、缓存、定位、搜索、设链等服务相适应的规则。这就要求必须针对案件中的具体网络服务形态确定行为性质、过错、必要措施等，难以整齐划一地适用某个统一的标准。
      五、基于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的规则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分别采取删除、断开链接的措施;而《民法典》第1195条虽然仅列举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这三种必要措施，但不限于此，还包括对制止侵权行为是必要的其他措施。因此，《民法典》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不做限定，而是采取开放性的态度。
      对具体案件中什么措施才是必要措施，法律不给出明确规则，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其掌握的证据以及提供的服务类型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只是要求采取的必要措施“所取得的效果应当是在技术能够做到的范围内避免相关信息进一步传播”。在“爱奇艺诉字节跳动”案中，法院认为，字节公司虽然确实开展了删除、屏蔽等工作，满足了应当依法采取相应措施的形式要求，但从实际处理效果看，其在当时采取的措施，并不符合有效制止预防明显侵权的实质效果，应当认定其在本案中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尚未达到“必要”的程度。[8]法院显然是认为，字节公司采取的措施没有预防和制止住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没有达到“必要”的要求。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电子商务法》及《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和行业实践，可以将必要措施分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是收到合格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的能够及时阻止侵权行为的措施，包括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侵权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足以阻断侵权行为的措施;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相关商品或者服务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第二类是收到合格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其服务类型的特殊性质，不需要也不能够采取删除等措施，而是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避免侵权的进一步扩大。“必要措施”应遵循审慎、合理的原则，根据所侵害权利的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条件、能力等来加以综合确定。“云存储服务”案中，被告提供的云服务器租赁服务对云服务器中运行的软件系统和存储的具体信息内容无法直接进行控制，在技术上不能针对具体信息内容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的措施，能做的只能是“关停服务器”或“强行删除服务器内全部数据”。而“关停服务器”或“强行删除服务器内全部数据”措施不符合审慎、合理之原则。故法院认为，被告可以基于通知内容所能提供的信息及根据该信息所能作出的一般性合理判断，采取与其技术管理能力和职能相适应的措施......。转通知体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警示”侵权人的意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损害后果扩大，可以成为“必要措施”从而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达到免责条件。[9]对于自动接入、自动传输、自动缓存以及其他类似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如果采取的措施会使其违反普遍服务义务，也可以将转通知作为必要措施。
      注释:
      [1] 陈锦川:《著作权审判原理解读与实务指导》，法律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253-274页;薛军:《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研究:以法解释论框架的重构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
      [2] 薛军:《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研究:以法解释论框架的重构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
      [3] 程啸:《论我国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5]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7月版，第2321页。
      [6]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14025号民事判决书。
      [7] 宋海燕:《“避风港”原则何去何从——论欧盟及美国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商侵权责任的立法改革及趋势》，《中国版权》，2020年第6期。
      [8]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9421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

8、2014年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哪里

我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首任院长由20年前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首任庭长宿迟担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履行法定职责，这标志着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司法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法律依据

《知识产权法》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者保证商品质量和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知识产权法》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者保证商品质量和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