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创新扶贫

1、山东省建档立卡申请条件

法律分析：向县扶贫办进行申请即可。达到贫困户标准的人员均可进行申请。国家对贫困户的界定，有其严格的划分标准：即绝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相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628—865元），低收入人口（年人均纯收入866—1205元）；一般收入和高收入（年人均纯收入1205元以上）。通常把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5元的家庭人口统称为弱势群体。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坚持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

法律依据：《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坚持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

2、如何扫除"脱贫攻坚战"障碍

只有首先解决好头脑中的贫困，才可能实现“弱鸟先飞”“至穷致富”。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当前这场必须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中，如果说上级政策是牵引力，外部帮扶是推动力，那么，贫困群众自身的脱贫志向，正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37年来的努力，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首先就是靠着坚定的脱贫意志、滴水穿石的韧劲。无数地区的脱贫经验证明：摆脱贫困，首要的意义不是摆脱物质上的贫困，而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解决好头脑中的贫困，才可能实现“弱鸟先飞”“至穷致富”。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面对最后7000多万“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这个“硬骨头”，当务之急，正是先要除掉“头脑贫困”这个障碍。特别是，“等靠要”的观望心态、依赖心理和功利思想，当前还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
比如人穷志短、不思进取。有的贫困户，上级给他建了大棚，他还等着政府买种子买机械、供肥料供技术，连换个草帘都指望政府干。一位乡镇干部曾说，每当发一些救灾、救助物品，就会有一些群众相互“攀比”，出现争穷比穷、“躺着当低保户”的现象。
比如观念落后、被动依赖。有贫困县的领导，把争取到“贫困县”帽子当作荣誉和政绩，到处炫耀，甚至在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戴上“贫困县”帽子，意味着可以多出来几亿元甚至更高的财政转移支付，可是，只知“炫贫”，只等“救助”，怎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尽快摘帽？
又如思路闭塞、方法单一。一些干部缺乏深入调研，找不到病因，开不出方子。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会用老办法，或者不顾实际抄别人的经验。芦笋价高，就要求大家都种芦笋，一哄而上“烂市”了，再改种山药，结果种什么赔什么，农民挣不到钱，不仅无法脱贫，还失了信心。
贫穷不可怕，怕的正是这种思想和思路的贫困。群众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解决好了精神面貌，坚定信心、积极进取，激发出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才可能化短处为长处，变劣势为优势，让“至贫”能致富。反之，如果扶贫变成了养懒人的政策，就算花很多精力和投入暂时搞上去，也不能持久，甚至还会陷入“越穷越要、越要越懒、越懒越穷”的恶性循环。
对贫困群众来说，扶贫当先扶志。有了志气，“输血”才有作用，“造血”才有可能。“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鼓励贫困地区的群众通过双手苦干、巧干致富，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观念，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看见身边的榜样。山东沂源县张家泉村原村支书朱彦夫，在战场上失去了双手双脚，仍然带领群众治山、治水、造田。他可以跪着走、爬着走，甚至“滚”着走，但他的精神世界从来没有被贫穷击垮。这样的人，正是大长贫困群众志气的精神资源。
对政府来说，不仅要走出“扶贫等于救济慈善”的误区，还要支持群众探索创新扶贫方式方法；不仅要帮贫困群众解近忧，还要为他们想长远。贫困群众最缺的是文化和技能，要有针对性地送政策和知识下乡，送技能上门，增强其发展生产、转移就业的能力；贫困群众有需求的扶贫项目，要创造条件、支持开发。如此，才能彻底改变那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状态。
没有脱贫志向，再多扶贫资金也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好的政策和制度，不只是解贫困群众一时之困，还要让他们看到凭自己的努力站稳脚跟的希望。好日子是干出来的，牢牢记住这一点，拿出滴水穿石的斗志和韧劲，找到精准扶贫的路径，才能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3、精准扶贫的简短事例有哪些？

精准扶贫的简短事例：

1、扶贫小额信贷

2014年底，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人民 银行、银监会和保监会印发《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量身定制一款信贷产品。这种扶贫小额信贷的特点是“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 基准利率放贷、扶贫资金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补 偿金”，探索出有效解决贫困户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的新途径。

到2016年底，全国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833亿元，贫困户获贷率由2014年的2%提高到2016年底的26.7%。全国共有740万贫困户受益。以宁夏盐池县为例，2016年贷款总额5.4 亿元，贫困户获贷率达86%，共支持8181户贫困户发展滩羊养殖、黄花菜种植等扶贫产业，户均增收1.2万元。

2、电商扶贫

陇南市是甘肃省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 一。这里有丰富的特色优质农产品，但因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难以转化为群众收入。2015年初，陇南市经批准成为全国电商扶贫首个试点市。两年来，该市加大行政推动力度，通过网店带动、电商产业带动、电商创业带动、电商就业带动和电商入股带动，促进电商和精准扶贫深度融合。

到2016年底，全市共发展网店超万家，两年网络 销售农产品64亿元，718万人实现就业。其中，750个电商扶贫试点贫困村开办网店980家，带动15万贫困人口增收。

3、光伏扶贫

2015年起，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在河北、安徽、山西等6省的30个县开展光伏扶贫试点，共探索出光伏发电扶贫的四种类型。 2016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村级光伏电站确定为光伏扶贫的主推方式。

村级光伏电站扶贫，是利用村集体的闲置土地，投资100-200万元，建设100—300千瓦的小型电站，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取得的发电收益由村集体讨论使用，可用于设立村内公益岗位，为部分贫困户提供就业；可用于村内小型公益事 业；也可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收入来源的贫困人口进行补助。

甘肃省渭源县是2016年光伏扶贫项目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在去年5月投资240万元建成了全县第一个村级300千瓦光伏电站，并于当年6月16日并网发电。截至2016年12月底，该电站运行198天，发电收益为21.2万元，当年已分配给村集体11万元。

4、旅游扶贫

河北省涞水县拥有世界地质 公园、国家5A级旅游区、国家森林公园等丰富旅游资源。几年来，该县发挥这一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许多群众脱贫致富。但景区周边仍有部分贫困人口，并没有分享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好处。

为带动这些群众脱贫，2016年涞水县采取了专门办法。

一是精准分类。将野三坡景区33个贫困 村按区位分成三类：景区核心村1 个，景区周边村18个，景区辐射 村14个。33个村的贫困人口分为三种类型：没有劳动能力的（1328人）、具备劳动能力但缺乏 就业技能的（835人）、有就业技能且有意回乡创业的。

二是精准施策。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县政府从旅游扶贫资金中列支1000万元，投入景 区建设。旅游公司每年从收入中提取1000万元 作为资产收益，对扶贫对象进行帮扶。

对具备劳 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各村成立旅游合作社，政府 统筹使用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帮助每个村统一规划建设扶贫农业观光园、扶贫生态停车场、 扶贫经营一条街，安排贫困村民就近就业，每人 月收入2000元左右。对回乡创业的贫困人口加大扶持力度，吸引其回乡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已有 159名贫困人员回乡创业，也带动了其他贫困群 众增收。

5、扶贫车间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地处黄河滩区，全县有贫困村129个，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剩 下大量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当地群众一直有从事发制品、条柳编、纺线等手工业加工的传统。 前几年，有些厂家为降低生产成本，将一些对技 能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到村里，搭起 “小窝棚”招揽群众务工。

2015年起，菏泽市因势利导，对这种“小窝棚”进行改造提升，将其 建成“扶贫车间”。截至去年12月，全市共建成 “扶贫车间” 1803个，有383家企业入驻，直 接安置和带动191341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使 57685名群众脱贫，其中妇女49724人、残疾人 519人、60岁以上老人8653人（含80岁以上 的69人）。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我国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全国农村贫困居民8249万人（其中四川为602万人），实际远远不止8000万，这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0万户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出来的。

这个数据对于研究贫困居民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不是很科学，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存在“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帮扶效果又怎样”等不确定问题。

由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没有得到帮扶。

精准扶贫的背面是粗放扶贫。长期来，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解，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基层干部“推估”（推测估算），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

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滋生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的群众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

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

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移民搬迁是较好的出路，但是，因为补助资金少，所以，享受扶贫资金补助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贫困的特别是最穷的农户根本搬不起。

新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项目，受益多的主要还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农户，只有较少比例贫困农户从中受益，且受益也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原有的扶贫体制机制必须修补和完善。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专项扶贫更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用在正确的方向上。

扶贫要做雪中送炭的事，千万不能拿扶贫的钱去搞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做形象工程不能实现扶真贫。贫困区域的发展，主要应使用财政综合扶贫资金和其他资金。

4、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对政府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政府创新一般不涉及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是一种国家治理机制的改革。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政府都希望自己的执政能够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公民能够更加满意,得到公众的更多支持。因此,政府创新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和世界性趋势。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进步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主要是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集中体现为政府体制的改革创新。

从2000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共有1500多个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申报该奖项,经过课题组初选和全国专家委员会复选,共有114个项目获得入围奖。这些入围的政府创新项目,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部门、课题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典型地反映了过去十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重点,也体现了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对政治改革的价值导向。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入围奖项进行简单的分类,并按照各类项目入围数量的多少来分析和论述,我们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一、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体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类入围项目数量最多,共计12项,占总数的10. 5%多) 。

政府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兼有政治统治和公共管理的职能,前者主要体现为强调性管制,后者则为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服务政府的基本意义在于,增进和维护公民的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政府主要通过对公民的服务而不是管制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的管制性职能将逐渐减少,服务职能将日益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改革目标,这既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政府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各级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相当缺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偏低,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部门依然比较严重(公共服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石泉县委、县人民政府“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建设”; 2.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改进基层政府公共服务”; 4.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人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5.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服务承诺制”; 6. 广西南宁市“社会应急联动系统”; 7. 河南省焦作市构建“三级服务型政府”; 8. 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9.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工委、办事处“康乐工程”; 10. 浙江省衢州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农技110”; 11. 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委、区人民政府“政务超市”; 12.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财政支农方式创新”) 。

二、简化审批,减少管制,提高效益,方便群众(行政审批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管制政府强化行政审批,增大政府寻租的机会,而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则必然要求减少行政审批的环节与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方便公民。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府,应当是一个高效的政府。一方面,政府应当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包括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讲求时效等,效益政府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政府不是企业,不应当有获利的动机,但政府应当像企业那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为准则。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必须本着节约的原则,以最少的成本来取得最大的效益。在过去的十年中,从中央到地方,有将近一半的行政审批程序得以减少,由此明显地提高了行政效益。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行政成本畸高,相当一些领域中行政管制过多,但在某些领域则出现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在行政管制中,政出多门的现象尤其严重
(行政审批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海口市委“实行行政审批的‘三制’”; 2. 深圳市人民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3.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政府“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公开评税”; 4.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流程再造”; 5. 天津市南开区“超时默许”新机制; 6.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效能革命”; 7. 广东省深圳市监察局“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8. 中共咸宁市咸安区委“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9.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一窗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0.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 11. 新疆兵团农七师“天北新区管理体制改革”) 。

三、实施扶贫政策,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弱势群体权益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市场经济不仅不会自发地消除困难群体和贫困人口,反而会催生新的弱势群众。实施扶贫和救助政策,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了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和传统的政治资源,在扶贫和救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长久的、持续的扶贫机制,实现从以输血型扶贫为主,转向以造血型扶贫为主;在政府救助之外,尽快建立民间的社会救助体制;除了继续注重对困难群体的物质性救助之外,更加注重教育、司法、环境等方面的制度性救助,除了继续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帮助外,更加注重对妇女、儿童、民工、残疾人员和少数民族的帮助,从而全面地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的权益(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总工会、成都市总工会“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 2. 广东省揭阳市总工“民间社团建工会”; 3.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4. 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构建外来工维权新模式”; 5. 北京市延庆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 6. 河北省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7.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维权”;8. 北京大兴区“巾帼维权岗”; 9.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 10. 中共鹤峰县委“扶贫项目民营
企业业主负责制”; 11. 中共金平县委“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 。

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势必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教育、卫生、安全、参与、养老甚至司法的不公平。对于市场经济的不足,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逐渐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保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推出了许多重大举措。但从总的情况看,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程度还相当低,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立(社会保障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建设”; 2.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政府“农村宅基地换养老”; 3. 重庆市中共黔江区委、区人民政府“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创新”; 4. 中共青县“农村合作养老制度建设”; 5.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7. 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教育券制度”; 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爱心超市”; 9. 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五保村”建设) 。

五、广泛推行村民自治,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促进农村城镇化转型(乡村治理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与城镇的人口比例为8 ∶2,在急速城镇化的三十年后,变为4. 5 ∶5. 5。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所谓的“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就无法实现。无论是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如竞争性的选举,首先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战略眼光。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遵循中央的改革思路,在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突破性改革。但是,现行的农村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曾经对众多农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家庭承包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正面临着严重困难,对农村治理进行结构性改造,建立新型的农村土地、房屋、行政、自治和公共服务制度,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任务(乡村治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湖北省秭归县“撤组建社”; 2. 中共青县县委“青县村治模式; 3. 中共广水市委组织部容“两票制”选拔村党支部书记; 4. 吉林省梨树县“海选”; 5. 中共武义县委、县人民政府“村务监督委员会”; 6.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农村合作协会”; 7.江西省民政厅“村落社区建设”; 8. 宁夏盐池县外援项目办公室“推动农村社区公众参与”; 9. 中共湄潭县纪委“村民集中诉求会议制度”; 10. 南京市中共六合区委、区人民政府“自然村中的‘民议会’”) 。

六、逐步扩大竞争性选举,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政治的进步(竞争性选举类入围项目9 项,占总数的7. 9% ) 。

民主离不开选举,尤其是竞争性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竞争性选举,选举就可能变成推举。但是,中国没有选举的文化传统,公民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选举知识和经验。中国近代以来的几次大规模选举,或者受制于军阀,或者给国家带来了分裂,基本上都流于失败。因此,竞争性选举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困境:不推进竞争性选举,民主政治就难有突破性的发展;若推进竞争性选举,则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继广大农村实行竞争性的“海选”后,在乡镇和县两个行政层级,一些改革者大胆而审慎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竞争性选举试验。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进展很少。我们对竞争性选举还存在着极大的恐惧心理,竞争性选举制度也很不完善,试点性的突破改革也不多见,甚至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县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也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机制而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竞争性选举类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 2. 四川省平昌县“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 3. 四川省雅安市“直选县级党代表”; 4. 浙江省台州市“乡镇(街道)团委书记直选”; 5.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县(市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6.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直选乡长”; 7. 中共深圳市大鹏镇委“‘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 8. 中共遂宁市市中区委“‘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 9.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联合会“村妇女代表大会直接选举”) 。

七、大力推进行政机关自身的改革,确立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目标,提高政府机关的绩效(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入围项目9 项, 占总数的7. 9%)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党和国家一直强调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执政能力。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是合理地设置政府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职能,提高政府行为的绩效;强调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更多地听取公众对政府机关的意见,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日益增大民意的比重,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严重流失,依法行政的程度还不高,离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遥远的距离,科学的政府绩效和国家治理评估体系急需建立(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江阴市委、市人民政府“‘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干部考核机制创新”; 3. 中共青岛市委、市人民政府“多样化民考官机制”; 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6. 北京市人民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市级国家行政机关绩效管理体系”; 7. 沈阳市沈河区“诚信体系建设实践创新”; 8. 重庆市“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度安排”; 9. 中共庆元县委组织部“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

八、发挥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民主决策或协商民主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在党和国家着力推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种民主形式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民主选举可以解决权力产生的问题,民主决策则可以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民主选举方面,中国现行法律的制度授权相对不足,但在民主决策方面,现行的制度空间则相当广阔。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决策民主和协商民主方面作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但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决策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一些好的做法迟迟不能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形式主义现象在各种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尝试中比较普遍存在(协商民主或民主决策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开放市民旁听”; 2. 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 3.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开放式决策”; 4. 中共河南省社旗县委“实行领导干部‘下访’制度”; 5. 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6. 中共开县麻柳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八步工作法”; 7. 中共乳山市委组织部“全面推进党内民主”) 。

九、化解矛盾,加强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社会稳定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公民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策略。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根本性转型的过程。旧的利益格局瓦解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打破了,正统的道德价值观沦落了,这一切都引发了众多新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冲突,从而使得社会稳定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级政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整体上维护了转型时期的稳定局面,这种努力和成绩必须充分肯定。但以下问题仍需要我们高度警醒:犯罪率居高不下,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明显不足,恐怖活动成为新的威胁,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机制尚未建立,而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机制正在积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稳定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遂宁市政法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2. 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草原110”;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预防和减少犯罪机制创新”; 4. 中共沈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新机制”; 5. 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区人民政府“‘大综管’信访维稳机制”; 6. 中共尼木县委、县人民政府“寺庙管理服务机制创新”;7. 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社区矛盾调解”) 。

十、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政务公开类入围项目6项,占总数的5. 3% ) 。

政务公开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事关公民的正当知情权和信息权,在信息化时代,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其次,它关系到公民对政府政策和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再次,它关系到决策的民主化,决策过程和决策信息的公开是决策民主化的前提;最后,它还关系到政府的廉洁,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遏制官员的严重腐败。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例如,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进行重大政策公示和官员任前公示等。但下面这些问题仍然不可忽视:政务公开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机制很不完善,作为核心权力机关的各级党委的政务公开明显落后于政府机关,不少地方政府没有切实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决策公开性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政务公开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江苏省公安厅“执法告知服务制度”; 2. 乌鲁木齐市七道湾乡人民政府“少数民族地区村务公开”; 3. 中共沭阳县委“干部任前公示制”; 4.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政务公开”; 5. 江苏省淮安市信访局“阳光信访”; 6. 山东省青岛市“‘阳光救助’工程”) 。

十一、拓宽监督公共权力的渠道,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权力监督类入围项目5 项,占总数的4. 4%) 。

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导致官员的腐败, 这是政治学的公理。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腐败进入高峰期,至今仍没有实质性下降。为了遏制严重的腐败,党和国家推出了众多的反腐倡廉法规。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另辟蹊径,以加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力度,例如,开始进行预算监督的试验,这些新的监督形式意义极为重大。但在权力监督方面的突破性举措不多,预算监督等重要的监督新方式得不到推广,权力监督主要局限于体制内的自身监督,体制外的公民监督严重缺乏(权力监督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参与式预算改革”;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机制改革”; 3.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在线监督’预算执行”; 4.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公众全程监督政务”; 5. 浙江省金华市审计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 。

十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增大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管理类入围项目5项,占总数的4. 4%)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除了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外,所有制形式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从原先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国家、集体、私人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并保持其增值,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尝试。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林地制度的改革、矿产开采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如何有效防止花样翻新的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等等(国有资产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林业产权制度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3. 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小城镇公益事业民营化”;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

十三、改革社区管理体制,促进城市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类入围项目4项,占总数的3. 5% ) 。

快速的城镇化、大量农民工进城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催生了当代中国众多的城市社区管理问题。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不仅严重损害外来居民的正当权益,而且也不适应户籍居民的正当需求,并开始影响城市社区的和谐稳定。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开展了包括户籍制度和社区管理制度在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区管理都面临着严重挑战(社区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 2. 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区人民政府“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3.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 4.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政府“淮海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

十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公民参与类入围项目3 项, 占总数的2. 6%) 。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公民参与是人民民主的实质性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其政治参与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大。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关系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稳定。在公民政治参与需求日益增大的条件下,如果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将不断增大,轻则影响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重则爆发严重冲突,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央屡屡强调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一些地方政府也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但总的看来,这方面的探索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严重短缺,相关的法律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政府对公民参与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公民参与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参与式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 2.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区人大“创建人大代表工作室(站) ”;3.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 。

十五、改革完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发挥公民社会的建设性作用(民间组织管理类入围项目3 项,占总数的2. 6% ) 。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原先高度一体化的社会,逐渐分化为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国家系统,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系统和以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系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原先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这一重大变化,为此,一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新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其着眼点不再是阻止和防范民间组织,而是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建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培育公民社会方面,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是: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并形成了对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束缚;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制度性和财政性支持不够;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从总体上说,现存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过重(民间组织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办事处“社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3. 江苏省南京市民政局“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

十六、推广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电子政务类入围项目2 项, 占总数的1. 8% ) 。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电子政务对于政府管理创新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在过去的十年中,经过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引入了电子政务系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差距很大,许多地方政府缺乏电子政务的长远规划,不少已经建立的电子政务系统实际效率不高,电子政务的普及率与网民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电子政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政府利用网络实行政府与市民互动”;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一站式’电子政务新模式”) 。

通过对过年十年中一百多个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性地影响过去十年间政府创新的主要变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大、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与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标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是对政府改革缺乏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政府创新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策机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门化的明显倾向,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举措没有及时地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制度化,党委、政府和人大等公共权力之间缺乏明确的边界与合理的分工,分权和监督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未来的十年中,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将是政府创新的重点领域。对于有远见的决策者来说,政府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5、现在扶贫政策？

2017中国扶贫政策如下（以重庆市为例。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同小异）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市及渝东南片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增强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全县扶贫开发水平，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现提出如下计划。
一、充分认识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扶贫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民生工程。
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石”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扶贫开发经历了 “二六越温达标”、“八七扶贫攻坚”、稳定解决温饱等阶段，目前已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全面攻坚新阶段。
但长期以来，扶贫开发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不明、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精准度不够。
按照人均纯收入 2300元/年的贫困线标准，全县还有低收入人口6.7万人，其中建档贫困户4.8万人、低保户1.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2.41%，较全市平均高 3.91个百分点。
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县仍属于国家重点贫困县。
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全县扶贫开发工作的严峻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把扶贫开发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来抓，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加快建成扶贫开发示范县和绿色生态经济强县。
二、准确把握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市委四届三次、四次全会及县委十三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的工作部署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要求，围绕打造“扶贫开发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总目标，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一区三片”为主战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构建“三位一体”扶贫格局为路径，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更加注重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更加注重增强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精准扶贫，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二）基本原则
——发展为要、民生为本。
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促进减贫的根本举措，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扶贫开发首要任务;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制度上保障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基本权利。
——点面结合、合力攻坚。
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整合多方资源，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把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主要对象，落实好到人到户措施，努力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因地制宜、协调发展。
立足实际，突出优势和特色，将扶贫开发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结合，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统筹推进区域科学发展。
——改革创新、开放引领。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努力探索扶贫开发新途径。
——政府主导、群众主体。
发挥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干群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三）总体目标
到20**年，按照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的扶贫标准，实现4.8万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医疗和住房），完成 1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建设任务，全面建成“扶贫开发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县平均水平。
三、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各项重点工作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县扶贫开发工作将集中解决相对贫困、区域贫困、发展差距等突出问题。
各级各部门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落实好精准扶贫各项措施，切实解决好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坚持“两个瞄准”，实行精准识别
1.瞄准贫困户，认真开展扶贫对象识别。
结合国家扶贫标准，瞄准贫困户，严格按照“七步四公示”（“七步”即自愿申请、初选对象、入户调查、村级评议、审核公示、规划帮扶、审批备案，“四公示”即县、乡、村、村民小组四级四次公示）要求，坚决杜绝优亲厚友、弄虚作假等行为，彻底改变“穷人帽子富人戴”现象，科学合理确定扶贫开发对象。
建立“重庆石柱扶贫信息管理系统”，按照每年扶贫对象动态调整要求，对信息系统中的贫困对象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识别方式，及时进行调整。
2.瞄准贫困村，找准制约发展突出问题。
按照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要求及“七有四通三解决”基本标准，找准群众最迫切、反映最强烈、直接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现实难题。
对已经验收的贫困村跟踪问效，及时解决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实际困难，对正在实施整村推进项目的贫困村强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不脱贫不验收达标。
（二）着眼突出困难，实施精准扶持
1.着力改善贫困农村环境。
把解决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瓶颈”制约作为首要任务，夯实发展基础。
加快建设沿江高速公路，启动西沱长江大桥、万黔铁路等重大交通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开工梁黔高速公路。
完成国省道改造116公里。
建设农村通畅公路530公里、撤并村通达公路145公里，解决33个撤并村群众出行问题。
新增和调整农村客运线路12条，增加农村客运车辆18台。
提高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补助标准，贫困村通畅工程每公里达到40万元。
加快推进万胜坝渠系、东方红、曹家湾等3 座水库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扎实开展10条中小河流治理，解决9.36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补助标准提高到729元/人。
充分利用“五小水利”重点县资金集中整治山坪塘859口，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2.5万亩、8.5万亩。
加大农网改造升级项目力度，建成“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的农村电网。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推进生态村、生态乡镇建设，完成23个乡镇污水处理厂、3个乡镇片区垃圾处理厂建设，实施62个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争取将我县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范畴，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建设。
充分利用二轮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中央造林补贴等国家生态建设项目资金，实施生态造林15.5万亩，石漠化面积190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141.5平方公里，增强贫困地区防灾减灾能力。
到20**年，实现行政村通畅率达100%，乡镇客运和符合客运条件行政村公路通达率达100%，农村安全饮用水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57.2%，贫困群众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2.大力扶持特色支柱产业。
以产业扶贫为主线，加快建设武陵山区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县。
坚持将财政扶贫资金的70%用于产业发展，以“三百”工程 （百村百园百企）为载体，围绕“3+7”特色效益产业，在每个贫困村培育1—2个主导产业。
完善县乡农产品市场体系，打造黄连、莼菜、辣椒等电子交易平台，加快销售贫困地区特色农副产品。
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贫困农户抱团经营，促进贫困户稳步增收。
依托“绿色生态、土家风情、历史文化”三大优势，围绕建成“中国黄水国际民俗生态旅游度假区”目标，积极打造“大黄水”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4个，3A级景区5个;围绕“一县两极四区多点”布局，整合旅游、扶贫、民族发展等资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积极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50亿元，旅游产业成为带动旅游地区贫困群众增收主导产业。
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工业，开展辣椒、莼菜、优质牛羊肉等农副产品加工，建设渝东南地区农林产品加工基地，促进贫困群众就近创业就业。
完善县校合作机制，深化校地合作;加快推进“重庆辣椒产业科技支撑示范工程”，实现辣椒生产标准化、加工精深化、质量安全化;深入推进科研平台建设，巩固好辣椒、黄连6个专家大院，新建1个冷水鱼专家大院，加快“石柱黄连中兽药试验示范工程”、“石柱莼菜良种扩繁”建设;每个贫困村配备1名科技特派员，帮助贫困户掌握1—2项实用技术。
到20**年，力争每个有条件的贫困农户至少有1项增收产业项目，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体系基本形成，贫困群众步入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良性轨道。
3.全力推进连片整村扶贫。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加速打造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示范县。
立足县域优势，借助政策“洼地”，加快实施《石柱县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2011—2020年）》，用好用足国家对连片特困区域发展的优惠政策，围绕“基础设施改善、骨干产业培育、社会服务保障、到户政策落实”等内容积极开展先行先试，集中打造“大黄水”片区和方斗山、七曜山、西沱沿江三大片，培育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新村、乡村旅游示范片等一批示范亮点工程。
到20**年，“大黄水”片区财政专项投入达到 1200万元，全面建成全市连片扶贫试验区。
围绕“七有四通三解决”标准，引导发改、交通、水务、民族发展等政策和资金向贫困村倾斜，在52个整村脱贫村中推进水泥路、自来水、清洁能源、信息服务、商贸服务、优美环境等农村基础设施“六到农家”工程，力争“建设一片、脱贫一片、带动一片”。
到20**年，实现100个贫困村脱贫销号，基本完成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任务。
4.扎实开展生态扶贫搬迁。
切实把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来抓。
坚持群众自愿、贫困户优先原则，瞄准居住在深山峡谷、高寒边远、生态修复保护区等地的贫困群众，坚持农户自愿、梯度搬迁、房屋自建为主，适度集中搬迁、统建为辅的迁建模式，努力降低搬迁成本，坚决杜绝“搬近不搬远、搬富不搬穷”和“小产权房”现象。
争取市级以上专项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县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用于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山东省淄博市帮扶资金的70%、江津区帮扶资金的60%精准用于特困户搬迁补助及集中安置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落实好普通搬迁户、建卡贫困户、低保户每人0.6万元、0.8万元、1万元的补助政策。
对有意愿搬迁但无力搬迁的特别困难群众，采取机关单位结对帮扶、小额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筹资搬迁。
整合水利、交通、国土整治、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建设等资金，重点支持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安置区的水、路、电、气、通讯、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安置区因地制宜打造辣椒、黄连、莼菜、中蜂、冷水鱼等特色种养业，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特色效益农业资金、乡村旅游资金等向搬迁集中安置点倾斜，引导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或务工创业。
到20**年，完成高山生态扶贫搬迁3.3万人，其中贫困人口1.02万人，迁出区生态修复 1.49万亩，贫困群众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5.稳步推进教育就业扶贫。
坚持扶贫先扶智，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成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23所、农村教师周转房480套1.68万平方米，实施4.1万农村中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面完成贫困乡镇中小学食堂、运动场、厕所、浴室等改扩建，逐步提高营养标准，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建设。
对贫困子女就读普惠性幼儿园按每年保教费1500元、生活费600元标准进行资助;对贫困家庭寄宿生就读小学和初中分别给予每年1000元和1250元生活费补助;对贫困家庭子女就读高中给予每年1500元生活补助，同时对低保家庭就读高中给予每年800元学费补助。
开展贫困大学生救助活动，畅通助学贷款、社会资助、勤工俭学“绿色通道”，不让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打造电子应用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等4个骨干专业，创建4个重点专业实训基地，把县职业教育中心建成现代职业教育市级示范学校;对贫困户子女就读中职学校实现学费全免，对中职学校一、二年级特殊困难家庭学生每人每年补助生活费1500元、住宿费 500元。
优先保障农村学校人员编制配备，大力培养全科教师，着力解决贫困地区师资短缺和结构不合理问题，对偏远地区教师提高生活补助。
每年选派城区教师 30名到贫困乡镇学校开展一年以上的支教，并对支教教师发放生活、交通等补贴，支教结束后同等条件下优先晋职晋级。
建立贫困毕业生信息库和创业项目库，开展贫困毕业生专场招聘，设立贫困毕业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帮助贫困家庭毕业生自主创业。
到20**年，贫困农村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7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力进一步增强。
6.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贫困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鼓励贫困户子女报考医护类院校，引导其毕业后回乡行医;用两年时间完成80个撤并村卫生室建设，为每个贫困村配备村医和医疗设备，乡镇卫生院新招聘医护人员对有执业资格的放宽到中专学历，村医每人每月专项补助不低于400元。
开展县级医院对口帮扶乡镇卫生院工作，每年从县级医院选派专业医师到乡镇卫生院、从乡镇卫生院选派医师到村卫生室开展一年期支医，对支医人员发放生活、交通等补贴，支医结束后同等条件下优先晋职晋级。
深入实施农村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工程，完成2万套直播卫星接收设备的入户和安装工作，实现广播电视全覆盖，消除 “数字鸿沟”带来的差距。
开展以“幸福山寨”为载体的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展览“五送”活动，丰富贫困群众业余生活。
实现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全覆盖，每个行政村建成3—5户文化中心户，形成“农村30分钟文化圈”网络。
深入挖掘土家特色文化，打造一批民族特色文化村寨。
进一步完善贫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消费支出为认定条件，实行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按照市政策规定适时提高低保标准。
切实加大对医疗救助、临时困难救助的财政投入，对农村低保、五保、重点优扶对象、残疾人等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给予资助。
探索扶贫小额保险，为农村扶贫开发对象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死亡、残疾以及医药费用提供保险保障。
到20**年，农村贫困地区群众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均达到95%，贫困地区群众获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均等，广播电视全面实现户户通，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成，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感显著增强。
（三）创新工作机制，推行精准管理
1.创新金融扶贫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盘活农村资产。
引导和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动金融机构网点向贫困乡镇、贫困村延伸。
积极探索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与贫困互助资金组织合作模式，加大对贫困农户的信贷投入力度。
规范互助资金的管理，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
完善扶贫贷款贴息政策，增加财政贴息资金，重点扶持对贫困户带动力强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
2.深化结对帮扶机制。
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各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积极争取对口帮扶单位加大支持力度。
建立干部驻村结对工作制度，确保贫困村每年都有干部帮扶工作组，做到每位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深化县领导、县级部门联系帮扶贫困村制度，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联系帮扶贫困户制度，实现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逐步实现结对帮扶长效化、制度化。
3.强化资金整合机制。
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为平台，按照财政扶贫资金为牵引、行业投入为主体、社会帮扶为补充的资金整合原则，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扶贫资金整合领导小组，将相关资金集中解决贫困村和贫困群众最基本、最急需问题，实行年初集中规划、阶段定期检查、年终实绩评比，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最优化。
4.完善资金监管机制。
按照“整合、集中、统一、严管”要求，把资金分配与工作实绩、使用效益、评价结果相结合，保证扶贫资金直接用于扶贫对象，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和完善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村级义务员监督制，鼓励贫困农户参与项目决策、项目监督和效果评估。
审计、监察、财政、扶贫等部门推行偶数年全面审计、奇数年重点抽查制度，加大扶贫资金使用监督力度。
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5.健全考核评价机制。
对精准识别的贫困村、贫困对象，深入查找和分析贫困原因，因村施策、因人而异，制定帮扶规划，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帮扶措施。
把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作为主要指标，加大对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行业部门、各乡镇履行扶贫职能职责情况的实绩考核。
四、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县为主体、工作到村、责任到人”要求，建立领导机制，落实工作责任。
及时调整和充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强化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组织指挥职能，落实好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成员单位分工协作机制，抓好扶贫开发各项任务的督促检查，研究解决好工作推进中的难题。
各乡镇、县级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一把手”负责制，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其作为首要的民生来抓，按照低调务实、少说多干，积极作为、敢于担当的要求，共同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仗。
（二）明确工作职责。
按照“渠道不变、各计其功”原则，各级各部门要将相关政策和项目资金集中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构建“大扶贫”格局。
县扶贫办要认真开展好连片开发、整村推进、产业扶持、技能提升等工作，侧重落实好到人到户政策。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行业部门要认真履行部门职能职责，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困难群众行路、饮水、上学、就医、就业等工作，切实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联系帮扶贫困村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发挥本部门信息、项目、资金和技术优势，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实现脱贫目标。
各乡镇要组织好扶贫项目的具体实施，主动争取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广泛动员广大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充分发挥困难群众的主人翁精神。
（三）营造良好环境。
准确把握扶贫宣传导向，大力宣传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展示全县扶贫开发的成就和经验，及时报道和宣传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开发的成功做法和先进典型，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石柱报》、中国·石柱网、石柱手机报要开辟专栏，及时宣传扶贫开发政策和扶贫工作动态。
各乡镇要做好进村入户宣传工作，对重点项目要有明显标志标识，客观反映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的关心关爱。
（四）强化队伍建设。
以培养吃苦耐劳、业务精湛、爱岗敬业的扶贫干部队伍为目标，大力开展联系贫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增强群众观念，增进与贫困群众的血肉感情。
对县、乡镇扶贫干部开展多形式的扶贫培训，提高扶贫系统干部政策理论和业务素质。
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抓好驻村扶贫特派员选派工作，每个乡镇配备1名扶贫专干，每个贫困村有1名大学生村官，鼓励优秀的年轻干部到贫困村工作，增强村级领导班子带领脱贫致富的能力。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督促扶贫干部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积极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努力建设有理想、懂政策、熟业务的高素质扶贫干部队伍。

6、2012年7月31日，河南省决定将濮范台（注：濮阳县、范县、台前县）建成河南省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的先行区，

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分）
②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扶贫开发；（2分）
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2分）
④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2分）
⑤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2分）
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区域合作。（2分）

7、2018年国务院通报的全国自贸区创新案例有哪些地区及典型做法

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

（共130项）

1.北京市大力推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改革。

2.北京市西城区推进“三纵两横一平台”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3.北京市朝阳区放宽服务业准入，助推区域高水平开放。

4.北京市丰台区以“一窗办理”提升企业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

5.北京市海淀区扎实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

6.天津市和平区狠抓精细化管控，推动打好城区污染防治攻坚战。

7.天津市红桥区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

8.天津市滨海新区搭建招商引资平台，推进高水平开放。

9.天津市蓟州区破除“以药养医”，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10.河北省邢台市实施“两不见面”改革，打造服务市场主体“直通车”。

11.河北省张家口市建立“四方协作”机制，探索可再生能源扶贫新路。

12.河北省迁安市坚决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13.河北省定州市探索“三项试点”，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14.河北省黄骅市通过家庭医生管医保推进基层健康管理。

15.山西省大同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实现从“煤都黑”到“大同蓝”。

16.山西省长治市城区积极搭建“双创”平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17.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全面推进区、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18.山西省忻州市坚持“六环”联动，推进整村扶贫搬迁。

19.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实现不动产登记、交易、税务“一窗式”综合受理。

20.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以口岸开发开放为重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1.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大力培育发展大数据产业。

22.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坚持“三个结合”，推进乡村振兴。

23.辽宁省大连市探索跨部门跨层级“双随机”联合检查，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

24.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以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5.辽宁省辽阳市实施动态管理，开展精准医疗扶贫。

26.辽宁省盘山县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27.辽宁省调兵山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

28.吉林省长春市探索打造“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求人”政务服务新模式。

29.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全力打造全国秸秆综合利用新样板。

30.吉林省四平市打破常规有效破解“无籍房”问题。

31.吉林省白城市以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推进智慧医保建设。

3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探索企业集群登记模式，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3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围绕重点持续发力，推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

34.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构建新型“碳”产业，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35.上海市多措并举提高外国人才来华工作便利度。

36.上海市长宁区探索“验放分离、零等待”，大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37.上海市杨浦区着眼建设“世界级创谷”，打造“双创”升级版。

38.上海市嘉定区以科技创新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39.上海市浦东新区以“四个突出”全面推进“证照分离”试点，打造“放管服”改革浦东样本。

40.江苏省南京市着力打造集聚创新资源“强磁场”。

41.江苏省苏州市实施“四大工程”，扎实推进高水平开放。

42.江苏省南通市推行县域综合执法改革，实现“一个领域一支队伍”。

43.江苏省淮安市开展“数字化联合审图”，施工图审查进入“快车道”。

44.江苏省东海县从早从严从实加强管理，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45.浙江省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46.浙江省湖州市实施“‘五未’土地处置+‘标准地’”改革，全面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47.浙江省衢州市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最多跑一次”示范市。

48.浙江省台州市深化改革试点，助推民间投资逆势上扬。

49.浙江省丽水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途径，实现“点绿成金”。

50.安徽省合肥市大力培育创新平台，助力产业发展。

51.安徽省淮北市积极扶植新兴产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52.安徽省亳州市大力推进降成本，增强民间投资动力。

53.安徽省宣城市提高区域内就诊率，严控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54.福建省福州市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55.福建省厦门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56.福建省三明市建设紧密型医联体，向全民健康再出发。

57.福建省南平市连续19年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助力精准扶贫。

58.福建省晋江市践行“晋江经验”，推进商务创新发展。

59.江西省景德镇市活化陶瓷工业遗存，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60.江西省萍乡市创新海绵城市试点，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61.江西省赣州市推出3个“信贷通”，探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62.江西省吉安市着力抓好产业扶贫，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63.江西省上饶市多措并举，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

64.山东省济南市“加减并重”，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开工。

65.山东省青岛市实施国际城市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66.山东省威海市大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建设质量强市。

67.山东省日照市推行压缩企业开办时间“513模式”，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68.山东省滨州市“破立并举”，扎实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69.河南省实施“四水同治”，加快水利现代化步伐。

70.河南省焦作市实行“两定制兜底线”，打造健康扶贫新模式。

71.河南省漯河市以开展标准化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

72.河南省三门峡市建立“三项机制”，激活金融扶贫源头活水。

73.河南省驻马店市借力农产品加工业会展经济助推大发展。

74.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兴产业集群。

75.湖北省黄石市试点“承诺预办、先建后验”，加快项目建设施工。

76.湖北自贸试验区襄阳片区大幅简化退税流程。

77.湖北省枝江市多措并举解决“化工围江”。

78.湖北省钟祥市大力推进生态工程建设，打造宜居乡村。

79.湖南省长沙市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80.湖南省株洲市“三措并举”，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81.湖南省湘潭市力促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

82.湖南省衡阳市营造良好环境，承接产业转移。

83.湖南省宁乡市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融合发展。

84.广东省广州市着力打造高品质家庭医生服务。

85.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实现企业开办最快一天。

86.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以智慧化“城市大脑”助力“放管服”改革提速提质提效。

87.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打造“两链一环”，全力构筑创新高地。

88.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依托V—Tax远程可视自助办税平台，实现全国直办“零跑动”。

89.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实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成效显著。

90.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创新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模式，解决跨省区流域环境治理难题。

91.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创新采矿临时用地制度，有效保护耕地。

92.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推进边贸转型升级。

93.海南省海口市统筹推进市域水污染治理工作。

94.海南省三亚市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95.海南省东方市带领群众走上热带特色现代农业致富路。

96.重庆市统筹规划精准治理龙溪河流域水环境。

97.重庆市万州区分类施策“四区”并进，推动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上台阶。

98.重庆市梁平区强化“人”、“地”、“钱”统筹，破解乡村发展瓶颈。

99.重庆市忠县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100.四川省成都市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打造“双创”升级版。

101.四川省泸州市推出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

102.四川省眉山市突出地方特色，推进乡村振兴。

103.四川省大竹县创新“双靠近三融合”模式，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04.贵州省贵阳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群众办事增便利。

105.贵州省遵义市创新发展理念，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发展。

106.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以创新引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07.云南省丽江市依托“一部手机游云南”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

108.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全面打响以洱海保护治理为重点的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109.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立足区位优势扩大双向开放，激活发展动力。

110.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扎实推进藏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111.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聚焦特色领域，推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工作。

112.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深化土地集约利用，着力破解用地保障难题。

113.西藏自治区曲水县创新脱贫思路，强化产业带动，激发内生活力。

114.陕西省西安市建立完善“1+N”社会救助体系，织牢织密兜底保障网。

115.陕西省延安市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

116.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积极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

117.甘肃省张掖市打造全国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城市。

118.甘肃省酒泉市发展戈壁生态农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119.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十三巷旧貌换新颜，“城中村”变身文旅新地标。

120.青海省创新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大力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121.青海省西宁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122.青海省海东市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12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创新满足群众健康需求途径。

124.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区。

125.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变黄沙戈壁为创新发展新热土。

126.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2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行西行国际货运班列，打造“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新格局。

1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大力实施棚户区改造，优化城市环境。

1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以旅游业为主体，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3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狠抓土地利用监管，高质量支持边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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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例有哪些？

一、毛相林

男，汉族，61岁，中共党员，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委会主任。

作为下庄村村委会主任，他带领村民不等不靠、艰苦奋斗、拔除穷根，是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原下庄村四周高山绝壁合围，外出只有一条盘旋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世世代代几乎与世隔绝。自1997年，毛相林带领村民，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长达8公里的“天路”。

出山公路修通后，他又带领村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历时15年探索培育出“三色”经济，发展乡村旅游，蹚出了一条致富路，2019年，下庄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670元，让村庄贫穷落后的面貌大大改观。2016年，下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

二、旦 正

男，藏族，41岁，群众，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江千乡致富带头人。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驻村干部的宣传下，旦正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他坚决不当贫困户，从思想上改变“等靠要”的想法，在驻村干部的安排下，他在公路建设项目中当小工，同时带领乡亲务工，带动贫困群众坚定信心、理清思路，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在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他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充分运用乡政府举办的技能培训等平台，带领一大批乡亲通过务工实现了脱贫。在他的带领下，恰曲纳村涌现多个争先脱贫的典型。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拼搏和辛勤劳动成功实现脱贫致富，为进一步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付凡平

女，汉族，48岁，群众，陕西省宜川县蒙恩农产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她被称为“黄土地上最倔强的女人”。18岁时，一场大火使她失去双手、容颜被毁，一夜之间失去3位亲人。后又因患胃癌、丈夫意外受伤，让本就潦倒的生活更加艰难。

2015年以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扶下，她搭乘电商扶贫快车，先后创办了“云果飘香”宜川县蒙恩农产品、陕西蒙恩优选电子商务、杨凌蒙恩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公司年销售额由50万元增至3500万元。

她致富不忘众乡亲，资助2名残疾贫困学生，建立蒙恩优选扶贫助残平台，创办蒙恩优选智能供应链，优先吸纳残疾人、贫困户就业，并帮助乡亲建网店60多个，带动620余名残疾和贫困群众创业就业。

四、王传喜

男，汉族，52岁，中共党员，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20多年前，代村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1999年王传喜上任，立志带领乡亲们“拔穷根，摘穷帽”。

他迎难而上，带领党员群众把代村发展成为集体经济强、村民生活富的先进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2019年村集体经济总产值达到30亿元，村集体纯收入1.3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万元，比20年前翻了30多倍。

王传喜坚持边发展边用发展成果扶贫，2012年以来，先后建设“印象代村”等6个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了党建、科技、资金、人才等多种扶贫办法，帮助200多个村、10000多个贫困户稳定脱贫，扶贫总投资超过1亿元。

五、王昭权

男，苗族，50岁，群众，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四坳村村民。

王昭权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主动脱贫的意志和助人脱贫的义举，书写了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脱贫致富传奇。他克服身体障碍，手脚并用养牛，实现年收入2万元以上。

2018年1月，他主动申请“脱贫”并牵头成立村里第一个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动乡邻共同把肉牛养殖向周边村寨辐射壮大。目前，全镇养牛专业户已达776户，其中贫困户306户，肉牛存栏2185头，户均年增收6000元左右。

他乐于“现身说法”，向干部群众分享不等不靠、不争不要、不屈不挠的精神及养殖经验。他的事迹被制作成视频在全县365个村展播，有力鼓舞并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