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创新

1、金庸是如何把小说写的这么好的?在金庸先生小时候是怎么学习的？

金庸是书香门第，有学习的传统。

金庸本身爱学习，爱思考，多读书，从人物生平就能分析出来。

金庸首先是个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大家熟知的武侠著作家。

你如果是想写小说，首先要读中外文学名著，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外国人在想什么。其次读一些哲学著作，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再次，通读下历史书，史书不感兴趣，传说演义也凑合，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番读下来，小说不知道写的怎么样，个人气质是拿捏的死死的。

首先是好好学习，掌握阅读世界的方法，再去创作。否则如稚子伐木，劳百倍难成一事，历千辛易伤一身。

人物经历（摘自网络-金庸）

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 [1]  [12-13]  ，祖籍江西婺源（古徽州）。 [2]  家世系浙江海宁查氏，其家为书香门第，金庸本人是查升之孙查揆的后裔 [3]  。

1929年5月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1937年（另一说1936年），金庸从袁花龙山学堂（现袁花镇中心小学）毕业，同年考入嘉兴中学（现嘉兴一中），离开家乡海宁。 [2] 

1938年，日军攻到浙江，嘉兴中学千里南迁至丽水，金庸进入省立联合中学初中部。 [2]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金庸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 [2] 

1941年，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其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 [2]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阅读大量书籍。 [2]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 [14-15]  。

1948年，毕业后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16]  。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笔名姚馥兰和林欢）。 [2] 

1955年，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并在同年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2]

2、金庸作品有哪些现实意义？

金庸的经典作品相信大家都是清楚的，在你这里不多做阐述，金庸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主角的江湖故事，但有主角都有浓烈的家国情怀，虽然说他的主角武功都很高强，在江湖中都是赫赫有名的一方，但是他们总是在关键时刻显得非常优柔寡断。因为他们总是在个人在国家，在民族，在江湖道义之间做出非常矛盾的抉择，所以说看金庸的小说不如看古龙的小说，那么快意恩仇，那么舒服。

3、金庸当今社会需要侠义有哪些东西需要创新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引导世界各地华人走进中华文化的殿堂，不少读者在他的小说伴随下成长。金庸首先与读者分享中国的侠义精神：“侠士是为人民做好事的。如今路上遇到有女子被恶人欺侮，很少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现代社会很需要提倡侠义精神。”

4、金庸老先生是一代人的记忆，为何他的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如此之高？

金庸是华人武侠小说家的泰山北斗，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而他的小说被形容成“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读金庸的小说。”

虽然答主是古龙的粉丝，但是不得不承认，金庸应该是把武侠小说发扬光大，并且作品多，传看广的那个人。是他让我们在浮躁的社会中，找到了另一片天地，一个快意恩仇，刀光剑影的世界。

我想，金庸在中国的地位这么高的重要原因，是给了我们另一个天地。

金庸总共写了十五作品，发行量超过了3亿本，平均下来，每本小说发售了2000多万本，再加上现在的电子书的盛行，可以看出，金庸小说的传看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哪里的华人，都或多或少地看过这位大师的作品。而答主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看过金庸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电脑，父母是从镇上的影碟机店里租来的片子。而我也不会放，只能每晚偷偷地装睡，然后醒过来看。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看完了这个作品，我也记住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想，我只是千家万户中的一个例子，有多少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小孩子，都沉醉在这么一个武侠的世界里。

现在的小孩子很多都有网瘾，我们那个时候，中的都是武侠的毒。而金庸，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

还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在这里，答主要把金庸和古龙做一个比较，就能看出为什么金庸先生地位在中国为什么那么高了。（答主其实是古龙的粉丝）

金庸先生的作品更正统，更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金庸先生塑造的郭靖郭大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更是让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么一个新的武侠概念。武侠除了那些风花雪月的柔情之外，也会有家国天下的豪情。

而相反的是古龙小说，古龙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浪迹天涯的浪子，不受世俗的约束，不理尘世的纷扰，只追求内心的需要。我想，武侠世界中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形象，就是在古龙这里发扬光大的。而这种心绪，或许不能被太多的价值观所接受。

一个是家国天下的侠客，一个是剑走偏锋的浪子，这也注定了他们两个，一个是主流，一个是狭路。

今天，一代武侠大师金庸先生已然仙逝，但是他留下了的那十五本传世的作品永远不会消失，我心目中的郭大侠，杨过大侠也不会消失。

谢谢你，金庸大侠。

5、屡被翻拍的金庸武侠，创新到底有多难

他们翻拍是为了钱。
创新的题材也有，但是现在人们想象力丰富了，现在的小说拿去拍电视，拍不出作者、读者想象的那种特效。拍差了还要被吐槽。
传统的武侠已经有完善的制作技术，拍成什么样子都可以赚钱。
如果没钱可赚了或许会想创新吧。

6、结合具体内容谈金庸小说核心的认识

以合理、客观的武侠小说本体认识为前提，本着创作出既好看又耐看、既能给人以娱乐又能使人感动的武侠小说的创作追求，于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金庸也有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1．以人物为核心，写出人的性格。金庸在创作之初就曾说过：“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人本来性格而定。”在多次接受采访时金庸同样强调：“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写得统一一点、完整一点。”“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而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依然认为：“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而且，既然是写人，就应当写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复杂性，所以“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的，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读者难免误会认为作者有时候把坏人写得相当好，是否鼓励坏人。我想作者不是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可见，在金庸看来，塑造人物是武侠小说创作的核心，而要塑造人物，就必须写出人物完整、真实、复杂的性格。
2．追求情节的曲折跌宕，但须与人物的性格相适应。金庸认为，“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所以，武侠小说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也因此，“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同时，“侦探小说的悬疑与紧张，在武侠小说里面也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如果可以加进一点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许可以更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小说家注重情节的曲折跌宕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而为。所以金庸同时认为，“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有时想到一些情节的发展，明明觉得很不错，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牺牲这些情节，以免影响了人物的个性”。因为“人有怎么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例如“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
3．设定历史背景，符合多重需要。金庸小说大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金庸对此主要有以下一些解释：其一，文体需要。“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既然以古代社会为背景，那就不能和历史完全脱节。”所以“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制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其二, 作品需要。因为“我写的武侠小说有的场面比较大，常有大的战争，这就必须要有所依据”。其三, 阅读效果需要。“武侠小说多是虚构的，有了历史背景，便增强其真实感，武侠小说不可能像神话那样，要有真实感。历史是真的背景，人物都是假的，这样可以使读者自己去想象一切的发生，一切都变得真的一样。”其四，个人兴趣需要。设定历史背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当然，金庸小说中也有没有具体历史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连城诀》等。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不等于没有历史背景。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过去许多朝代的变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缓慢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与政治牵连在一起，背景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样的作品虽没有具体的历史朝代，却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朝代。这是对历史本质真实的更深刻把握。
4．武功的产生想象化，招式名称形象化，境界哲学化。对于自己小说中的武功描写，金庸也有比较明确的考虑。其一，产生想象化。“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其二，名称形象化。无论给武功起什么名字，“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其三，境界哲学化。“中国古代一般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也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其四，集大成者。“如果我们希望男主角的成长过程，多姿多彩，他的武功要是一学就学会，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而且，我又觉得，即使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一个人的成长，那过程总是很长的。一个人能够做成功一个男主角，也绝不简单。”所以，男主角大都因有几个师傅或较多的意外机缘而成为武功的集大成者。
5．力求创新，超越前人，突破自我。金庸具有非常明确的创新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超越文类本身的限制。金庸认为，对于武侠小说创作来说，“作品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所以对他而言，一方面既注重武侠小说的传统形式、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又强调“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希望藉这个形式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甚至呈现出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第二，超越前人。例如在回答何以在《神雕侠侣》中将男女主人公处理成“一个残废的男主角，一个失贞的女主角”的问题时，金庸说：“我当初决定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已有的作品也很多，自己写的时候，最好避免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一般武侠小说的男女主角总是差不多完美，所以我就试着写男女双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第三，突破自我。金庸在总结自己的创作之路时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12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在武侠小说中能够以人物为核心，自觉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塑造，力求把人物性格塑造的真实、完整，同时注重人物个性与故事情节的辩证统一，使情节因人物个性而产生、发展，人物个性又因情节的发展而得到显示、强化，不仅因此塑造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避免了“庸俗闹剧”的可能；在小说中以背景的方式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状况，或者是表象描述，或者是本质揭示，既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又丰富、提升了“侠”的内涵，尤其是当金庸以当代视角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和批判时，不仅增强了小说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增强了小说深厚的文化感；想象的武功而非真实的拳术照搬，不仅避免了机械和一般，而且极大地拓展了表现空间，使金庸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厚的学养尽情挥洒成为可能，武功因此而具有哲学化、艺术化、性格化的品质，也更加增添了神奇性和观赏性；自觉努力于超越文体、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创新追求，使金庸小说得以避免模式化、类型化、重复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金庸能够全面提升武侠小说的品质，成为武侠小说创作第一人，绝非偶然。 参考资料：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wenxue/9411103.html

7、金庸当中最有创新思想的武功是哪一套

到了能够创新武功的水平，已经是宗师级别了。
《天龙》里，纵观全书，未见有宗师级别人物。乔峰三兄弟虽然厉害，但都不算是宗师，他们的武功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射雕》里，一代宗师挺多，王重阳（自创全真剑阵等）、黄药师（桃花岛各种武功）、欧阳锋（蛤蟆功）、周伯通（空明拳）、洪七公（补齐降龙十八掌遗失的三招）都是。 五绝中南帝段智兴武功虽高可惜乃家传武艺，没有创新，郭靖更不必提。
《神雕》里，首当其冲就是林朝英，自创了招招克制全真剑法的玉女剑法，王重阳最终的破解之法竟然还是从九阴真经中参悟的，可见林朝英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且水平犹在王重阳之上！ 另一位准宗师级高手就是主角杨过（自创黯然销魂掌），不过他的掌法借鉴了多位大师的武功，而且还得配合心情才能发挥最大威力，试想杨过与小龙女团聚后，每天笑逐颜开，估计这套掌法也会大打折扣。 此书中还隐藏着一位宗师，就是独孤求败，可惜未有此人的故事。
《倚天》里，一代宗师肯定张三丰，他能根据每位徒弟的特点传授武功，让每人都能发挥特长，更是自创太极剑法，关键时刻驱退强敌，令人神往。

8、为什么金庸的小说这么受人欢迎？

其实很简单的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小说本来就很有意思，金庸先生的很多经典小说中塑造的人物都是无法超越的，他能够很好地拿捏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比如豪爽大度的赵敏，深情温婉的黄蓉，智勇双全且专情忠贞的乔峰，清丽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当然还有还多好多，这些人物总会在有意无意中戳中你内心深处的一个喜爱点。

二是一种情怀，金庸先生的很多小说其实都是有被拍成电视剧的。作为一个90后，表示小时候的娱乐方式并不多，可能每天最大的幸福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看定时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在选择很少的情况下，优秀的作品往往让人更难忘记。

还记得小时候总是一边写作业一边抬头看《天龙八部》，不过那时还不太懂得剧情含义，只是单纯觉得段誉很帅。会趁着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的床单披在身上模仿小龙女和杨过的对话。也会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美女喜欢张无忌。我想小说被拍成电视剧，在很大的程度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金庸和他的小说，而这些电视剧陪伴着我们长大，所以也会让我们多多少的有一些感触吧。

9、为何金庸小说能够受到如此好评与流行

嗯，个人感觉金庸小说成功的的原因一是创新，二是时代。正如笑傲江湖中所述，令狐冲曾瞎编“自创刺蝇剑法”一事来奚落田伯光，而在不明就里的众高手耳中却是惊为天人，因为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是一回事，创新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不是在某一领域达到一定高度，是没有办法自创的，更何况创新，金庸先生就是如此，在他之前的武侠小说都有着很多不好（有的低俗，有的晦涩）的地方，吸引的人群也不多，金庸的小说加入了很多新元素如宗教，哲学和西方小说写作手法等等，或许我们现在看来金庸的小说模式已经很常见了，但在当时，如此的创新不禁让人眼前一亮，于是金庸先生以自己对武侠小说的独特理解写出的新武侠，就成了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吧。关于时代呢，金庸小说问世之时，正式信息开始变得发达，娱乐元素却不够，大众精神放松方式很少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了那样好看的小说，自然是瞬间红透大街小巷咯，试想时间提前一些，或许金庸写了小说却传不到大陆的各地，时间延后一些，各种新型娱乐元素又进入中国，那么金庸小说应该也只是在众多娱乐休闲方式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已。
于是乎，新颖的小说与寂寞的时代给金庸小说一个流行如此长时间的理由，然而我觉得不能忘了的是，这一切的基础，是金庸先生深厚的文字功底，广博的见识，独特的观点和扎实的知识。
谨在此小小表示一下本人对金庸先生的敬意。

10、金庸创作小说任务及背景分析

自五十年代中期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此后十余年，他笔耕不辍，总共发表了十五部作品，其中十二部是长篇，另外三部是中短篇。四十多年来，金庸的作品广泛流传于华人社会，先是在香港，继而是东南亚、台湾，七十年代末在大陆出现了金庸作品的盗印本，九十年代有了全套的三联版正式授权本在大陆发行。毫不夸张地说，金庸的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香港著名红学研究专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台湾及海外的金庸读者超过了一亿人。与此同时，金庸的作品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北大严家炎教授撰文指出，金庸作品“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并认为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殿堂的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陈平原教授说，金庸“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本人在一九八八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头衔，被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一九九四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一九九九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更是将金庸列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金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是个震憾。本文试图从人物塑造、文化修养、语言风格及创作心态四方面对金庸作品作一探讨，以分析金庸成功的原因。一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环境下进行了努力的探索与创新。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具有悠久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特别突出的是他注意刻画和表现人性，因而全面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类型作品的品味，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刻画人性的过程中，金庸既坚持了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表达分明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了新的时代内容。中国传统文学价值的核心是求善，讲究善恶分明，扬善惩恶，读者也期望在作品中体会到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心理快感。作为传统文学模式之一的武侠小说，其价值取向自然不能例外。在金庸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的对决场面，其结果大都是善战胜了恶，正义压倒了邪恶，如此写作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望，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如仅止于此，那么金庸的小说与别人作品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事实是，金庸在坚持传统的是非分明价值观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充满时代感的改造，这突出表现在对人物刻画方面的求真上。于是，在金庸的笔下，善人身上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从恶人的表现上也照样能看出人性的闪光点。其实，人性本是复杂的，多侧面的，用正、邪，善、恶这样简单的标签去概括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是不真实的。进而，真实的人生，也往往不是我们想象和期望的那样简单和完美，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结局，真实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既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反清复明，充满英雄之气，在对个人感情的处理上，又表现出对霍青桐、喀丝丽的自私与狭窄胸襟。《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既行侠江湖，又处事偏激，性格乖戾。《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天生仁厚，但缺乏临机决断的领袖气魄，所以不能担当大任，不得不让出明教教主之位。金庸小说里，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人生归宿，“拔剑四顾心茫然”而退隐江湖的人也不在少数，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狄云、令狐冲等。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欢乐与悲凉，事业的成功与迷茫、情与仇、爱与恨交织在一起。金庸的小说虽无一例外地写古人古事，并且也确实写出了历史的情境与古典风貌。然而，在精神里却又与众不同且出人意料地写出现代人生的神韵，表现出个人的人文情怀及现代人生的深刻品味，并以此与现代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共鸣。正是因为金庸利用武侠小说这一传统的载体形式，诠释了现代人情感，或曰用现代的手法改造、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学类型的层次，才使他真正跨越了古今，沟通了雅俗，从而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喜爱。二人们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语言形式的变革，即运用白话文来打倒文言文，推进了自清末以来的语体文运动，使得白话文在教育领域迅速普及，扩大了新思潮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构建了新的白话文学的语言体系，从而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学言文分离的不良传统。但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所造成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白话文，而是新体白话文，它与当时的启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其明显特征是采用大量音译或意译新词、欧化的语言表达、新思潮的价值观。由于新文学在文坛的绝对主流地位，这种欧化的白话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加之新文学采取新诗、话剧、短篇小说等外来的文学形式，它的欧化程度更加严重。即使是提倡新文学的人，也不满意新文学的白话文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白话文源远流长，自宋元时代起中国就有了白话文的传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将白话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宋元话本，且长期以来，白话文学的读者一直是社会的普通民众。大众使用的语言、大众喜爱的形式、大众认同的趣味，与白话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金庸承继了中国传统白话文的优点，进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传统的白话文闪烁出耀眼的光辉。金庸小说的语言表述，初期的《书剑恩仇录》从雅，其中有大量诸如“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澄塘，双目晶晶，月射寒江”之类的骈体文言，中期的《雪山飞狐》、《飞狐外传》是从新，内有许多所谓的“新文艺腔”，自《射雕英雄传》开始趋向成熟，至《天龙八部》、《鹿鼎记》而臻化境。总体来看，金庸小说的语言真正做到了口语化，明白流畅，言文一体；语言优美，生动活泼，继承了古典诗、词、曲、赋的优秀语言传统并将其融入小说的叙事语言之中，发挥了汉语特有的诗化优点；语言丰富多彩，将成语、方言、俗语全部归入现代化的口语之中。清末民初之时，传统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也有少数比较清新自然，但大多数市井气味较浓。至三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他的小说非但能流畅地叙事，也可以自然地描写，使白话文的市井味稍减。金庸小说中的白话文，继承了白话文接近大众的特点，并且消除了它在早期艳俗的弊端，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从而造就了一个现代白话语言的宝库。横向比较，金庸小说中的语言没有新文学所造就的白话文的欧化腔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腔，纯粹是地道的白话，因而更能为大众所喜好，被大众所接受。在思想文化阵地西风劲吹的今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受到严峻挑战的时代，金庸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语言选择对我们不无启迪。三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其他通俗文学类型的重要区别在于，武侠小说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可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有足够的空间供作者纵横驰骋。武侠小说的这一特征，对作家的学识和修养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向人们展示了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与丰厚的文化修养。以致于冯其庸先生称：“一个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人，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严家炎说：“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象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金庸的小说纵横万里，其中人物南来北往，东奔西走，跟随其后，可令人们畅游万里江山，领略千种风情。金庸对祖国的名城故都、古迹名胜、名山大川、沙漠戈壁、草原海洋等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准确、细致、生动的艺术描写。使人坐拥山水、神游乾坤。金庸的小说不但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而且有佛经道藏、儒墨之书，及至摩尼教等奇异教派的经典习俗。至于文章典故更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除此之外，金庸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金庸的小说上下千年，对辽、金、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历史线索、民族矛盾、政治体制、典章文物以及野史典故、神话传说均有涉猎。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在朝代更替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而此时往往聚集着激烈的民族矛盾。金庸在处理民族矛盾时，充分利用了其渊博的历史学识，表现了不凡的才情与见解。表现在：他突破了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金庸在其作品三联版序中如此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史学家持此观点不足为怪，作为小说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而这恰恰可说是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因此，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时，金庸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了大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的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四缺少自由精神是中国传统写作中的痼疾，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作家大都受“文以载道”观念的制约。多了救世之心，少了创作真文学之意，无怪乎陈寅恪当年为精神的沦亡而感叹。纵观历史，包括文学史，可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乃是大学问形成、大作品出现的先决条件。金庸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他如同自己笔下的大侠一样，无拘无束，敢爱敢恨，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他顶住了商业利益、大众趣味的诱惑，宁愿放弃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创作的鼎盛时期时毅然封笔，继而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发表的作品，此举在武侠小说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金庸对文学执着的信念可见一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金庸本人以武侠小说的创作为副业，主业是为《明报》撰写政论文章，对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因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难民潮，文革中的左翼思潮与作法等，他均逆流而上，持批评态度，而成为众矢之的，可见其勇气。此种勇气，不仅体现于行事，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写作之中，作家的作品总是与其人格紧密联系的。金庸的自由精神，使他获得了创作心态的松弛，从而达到了心理境界和艺术创作中的本质回归。使其于有意无意之间，兼具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共同性，综合了两者之长，扬弃了两者之短，在雅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金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在一般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所谓的雅文学作家更是难以想象。他的小说有时比现实主义更讲究细节的真实与可信，有时比浪漫主义更讲究虚构与夸张，有时比古典主义更加古典，有时比现代主义更加现代。故事、传奇、神话、历史、寓言，他的小说兼而备之，令人耳目一新，摆脱了传统中国文学平庸乏味的局面。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单维现象，增加了神奇世界的内容。同时，在冲破了前人规范和禁忌之后，金庸并未忘乎所以，而是注意了探寻和创造自己的艺术规则，把握住艺术分寸。金庸的小说是传奇的故事，但并非一味的为奇而奇，恰恰是奇而求真，他的奇幻荒诞的情节构成了一种艺术与哲学的本真的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寓言。以自由心态看待艺术，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将游戏与艺术真正统一起来，将游戏的自由愉悦与艺术的求真求美结合起来，于是，便造就了金庸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