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事物

1、生活中的创新有哪些

存在性的创新
（存在层面的创新行为）

●制造（或某种程度上的获得）新的衣物、银器、器械、照明用具等
●在庭院中植树种花
●修理房屋
●为家里做（买、换）新家具
●其他——引入你的存在状态中并改变了你的存在状的新事?br/>
人们建筑（购买、交换、种植、油漆、修理）各种事物，使家居生活、办公生活——他们的存在状态——变得不同。这是存在层面的创新。虽然许多人不认为这也是创新，但这是一种创新。
交流创新
（交流范围内的任何新事物）

●交流中使用短语或新的表达法
●尝试新的音调
●使用新词
●练习新的形式的交流（如手势语）
●使用或发明新的俚语
●提出新的语言（如L.亚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

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使用语言——组成并说出词汇和短语，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他们所使用的新短语和句子中包含了个人的新体会、新思想、新感受和新的结论。他们把这种种的“新”通过各种交流渠道（声音、电话、收音机和电视等）传送给他人，他人则对接受到的“新”进行消化、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关反应。
每一个交流行为都会社会带来切实的变化，虽然有的变化很小，但总是个变化。有的变化则很大（如战争或革命），而这种巨变的原因也许源于一个用错了的词汇、一句冒犯的话或是一篇措词不当的文章。彼特•范克和玛丽•范克在《强力词汇使一切变得简单》一书中，甚至提到丢在广岛的原子弹是因为翻译官曲解了日本天皇的话造成的。交流上的“新”同其他任何形式的“新”和创新行为同等重要。
如果用数学方程式表示的话，我称这个层面为“创新×创新=创新的平方=创新。这里的“平方”是指物质的创新反映在语言(符号或象征)上，因此出现了物质和语言两个层面的创新。这个层面没有物体层面稳定，属于关系关联层面。
词汇或短语是创造的结果，但事实上用于交流时它已是一种创新了（创新的大小是另一回事）。

工具性创新

●提供或接受新工具（新铲子、新电脑、新汽车、新手机）
●提供新方法、新技巧、新的行动规则

人们生产（发明、建造）新工具，然后卖给他人。个人和社会需要工具产出新结果：文件处理更快捷的新电脑、交流效果更好的新电话、性能更可靠的新汽车、熨烫更简易的熨斗、更清洁的牙刷等。这些生产出并为人接受（实现了的）工具有点像“3次方”创新——它们本身是新事物，而它们又能带来创新的结果。
如果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这个层面的创新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立方=创新”。这里的“立方”指的是工具层面的创新高于交流层面的创新——它又回到了物质上，是可触的，有形的实物。这个层面是指把新工具和新器具移交到使用者手中。

方向性创新（社会问题的解决）

●指导某一情形下运用工具的技巧
●提供任一工具、知识或数据的社会方向性

人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中发现做事的新方法。工具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必须从社会中获得使用该工具的环境、认识所需解决的问题、所需掌握的技能以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
教育、训练和指导等都是将这种经验转移到社会中去的方法。上述种种方法都是移交方向性的新事物，那些产生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人，更为迅速地解决问题，他们所进行的就是方向性的创新。他们通过个人的事例、课堂、工作间、书籍、电视等途径向其他人展示这些方法，其他人则通过学习（消化这种新事物）变得更有经验。社会也因此效率更高。
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之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四次方=创新”。这里的“4次方”指的是物质创新再次通过词语（符号、象征）、描述、图像、图表形式和对适用的情形、工具和行为的表述反映出来。现在创新又回到了意识状态，表现为关系性和关联性，但其中的关系更为复杂。这种创新是指向社会问题的。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困难等。

创新性的创新

●报告（新的物理现象，如：科学领域）
●专利（新的技术，如：技术领域）
●出版（文章、书籍、杂志、期刊、因特网）
●广播（收音机、电视）
●各种艺术展（新的绘画、雕塑等）
●表演（戏剧、电影、音乐会）
总体来讲，这个层面的人是追求新事物的。他们渴望发现新的作品，实现新的转化。他们琢磨新的文章、新书籍、新的表演、新的展览和新的电视节目，并设法实现。这个领域中，生产和转化新事物的重要性昭然若揭，以至于它们干脆就被称作新闻：新闻报纸、技术新闻、政治新闻、新闻晚报。这是个发明、创造、版权、设计等的领域，发明家、科学家、作家、演员和记者是这个领域的主角。所有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诞生于这个领域。这个层面是职业创新家——新事物的创造者和转化者。
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之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五次方=创新”。这里的“5次方”是指创新又一次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专利、文章、书籍、展览、表演）反映和提供出来——每种形式的新事物报道都面对最广大的公众群体。
按照惯例，这第五个层面普遍认为是创新层面。而方向性的创新层面则较少认为是创新，工具性层面很少认为是创新。
比如，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里哈姆•贝尔名扬四海，载入史册，而电话的“改进者”——即使是实现了从电话到无绳电话的跳跃的人——尽管这个工具已是今非昔比，也只是无名小卒而已。在这个例子中，电话还是电话，没人关心它的原理——管它有绳无绳呢。电话看起来还是同样或接近同样的工具。附加的“无绳”一词可能使电话销量更大一些，但公众并不认为发明者是个天才。天才的桂冠仍然是亚历山大•格里哈姆•贝尔的。
交流层面则更少视为创新，不过新事物是在这个层面迸发的。交流的每一分钟都在诞生新的词汇、新的短语和新的表达法。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记住并重复这些新话语，但极少视之为创新。只有那些第一次出现在书面语中的新词汇是个例外。当这个词出现在词典中时，就可以追溯到它诞生的年月，有时还包括创造者。比如，从事肉眼看不到的放射X光的物质研究的玛丽•居里夫人，就创造了放射性这个词。
最后，存在性层面根本不被视为创新，除非某种存在环境的改变成了一种时尚，并以样房或杂志、期刊等形式出现时才被视为创新。否则，只有作为主人的你、你的朋友和你的邻居知道你得到了一样新东西
。

2、生活中的创新都有哪些

存在性的创新
（存在层面的创新行为）

●制造（或某种程度上的获得）新的衣物、银器、器械、照明用具等
●在庭院中植树种花
●修理房屋
●为家里做（买、换）新家具
●其他——引入你的存在状态中并改变了你的存在状的新事?br/>
人们建筑（购买、交换、种植、油漆、修理）各种事物，使家居生活、办公生活——他们的存在状态——变得不同。这是存在层面的创新。虽然许多人不认为这也是创新，但这是一种创新。
交流创新
（交流范围内的任何新事物）

●交流中使用短语或新的表达法
●尝试新的音调
●使用新词
●练习新的形式的交流（如手势语）
●使用或发明新的俚语
●提出新的语言（如L.亚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

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使用语言——组成并说出词汇和短语，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他们所使用的新短语和句子中包含了个人的新体会、新思想、新感受和新的结论。他们把这种种的“新”通过各种交流渠道（声音、电话、收音机和电视等）传送给他人，他人则对接受到的“新”进行消化、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关反应。
每一个交流行为都会社会带来切实的变化，虽然有的变化很小，但总是个变化。有的变化则很大（如战争或革命），而这种巨变的原因也许源于一个用错了的词汇、一句冒犯的话或是一篇措词不当的文章。彼特•范克和玛丽•范克在《强力词汇使一切变得简单》一书中，甚至提到丢在广岛的原子弹是因为翻译官曲解了日本天皇的话造成的。交流上的“新”同其他任何形式的“新”和创新行为同等重要。
如果用数学方程式表示的话，我称这个层面为“创新×创新=创新的平方=创新。这里的“平方”是指物质的创新反映在语言(符号或象征)上，因此出现了物质和语言两个层面的创新。这个层面没有物体层面稳定，属于关系关联层面。
词汇或短语是创造的结果，但事实上用于交流时它已是一种创新了（创新的大小是另一回事）。

工具性创新

●提供或接受新工具（新铲子、新电脑、新汽车、新手机）
●提供新方法、新技巧、新的行动规则

人们生产（发明、建造）新工具，然后卖给他人。个人和社会需要工具产出新结果：文件处理更快捷的新电脑、交流效果更好的新电话、性能更可靠的新汽车、熨烫更简易的熨斗、更清洁的牙刷等。这些生产出并为人接受（实现了的）工具有点像“3次方”创新——它们本身是新事物，而它们又能带来创新的结果。
如果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这个层面的创新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立方=创新”。这里的“立方”指的是工具层面的创新高于交流层面的创新——它又回到了物质上，是可触的，有形的实物。这个层面是指把新工具和新器具移交到使用者手中。

方向性创新（社会问题的解决）

●指导某一情形下运用工具的技巧
●提供任一工具、知识或数据的社会方向性

人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中发现做事的新方法。工具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必须从社会中获得使用该工具的环境、认识所需解决的问题、所需掌握的技能以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
教育、训练和指导等都是将这种经验转移到社会中去的方法。上述种种方法都是移交方向性的新事物，那些产生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人，更为迅速地解决问题，他们所进行的就是方向性的创新。他们通过个人的事例、课堂、工作间、书籍、电视等途径向其他人展示这些方法，其他人则通过学习（消化这种新事物）变得更有经验。社会也因此效率更高。
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之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四次方=创新”。这里的“4次方”指的是物质创新再次通过词语（符号、象征）、描述、图像、图表形式和对适用的情形、工具和行为的表述反映出来。现在创新又回到了意识状态，表现为关系性和关联性，但其中的关系更为复杂。这种创新是指向社会问题的。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困难等。

创新性的创新

●报告（新的物理现象，如：科学领域）
●专利（新的技术，如：技术领域）
●出版（文章、书籍、杂志、期刊、因特网）
●广播（收音机、电视）
●各种艺术展（新的绘画、雕塑等）
●表演（戏剧、电影、音乐会）
总体来讲，这个层面的人是追求新事物的。他们渴望发现新的作品，实现新的转化。他们琢磨新的文章、新书籍、新的表演、新的展览和新的电视节目，并设法实现。这个领域中，生产和转化新事物的重要性昭然若揭，以至于它们干脆就被称作新闻：新闻报纸、技术新闻、政治新闻、新闻晚报。这是个发明、创造、版权、设计等的领域，发明家、科学家、作家、演员和记者是这个领域的主角。所有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诞生于这个领域。这个层面是职业创新家——新事物的创造者和转化者。
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之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五次方=创新”。这里的“5次方”是指创新又一次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专利、文章、书籍、展览、表演）反映和提供出来——每种形式的新事物报道都面对最广大的公众群体。
按照惯例，这第五个层面普遍认为是创新层面。而方向性的创新层面则较少认为是创新，工具性层面很少认为是创新。
比如，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里哈姆•贝尔名扬四海，载入史册，而电话的“改进者”——即使是实现了从电话到无绳电话的跳跃的人——尽管这个工具已是今非昔比，也只是无名小卒而已。在这个例子中，电话还是电话，没人关心它的原理——管它有绳无绳呢。电话看起来还是同样或接近同样的工具。附加的“无绳”一词可能使电话销量更大一些，但公众并不认为发明者是个天才。天才的桂冠仍然是亚历山大•格里哈姆•贝尔的。
交流层面则更少视为创新，不过新事物是在这个层面迸发的。交流的每一分钟都在诞生新的词汇、新的短语和新的表达法。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记住并重复这些新话语，但极少视之为创新。只有那些第一次出现在书面语中的新词汇是个例外。当这个词出现在词典中时，就可以追溯到它诞生的年月，有时还包括创造者。比如，从事肉眼看不到的放射X光的物质研究的玛丽•居里夫人，就创造了放射性这个词。
最后，存在性层面根本不被视为创新，除非某种存在环境的改变成了一种时尚，并以样房或杂志、期刊等形式出现时才被视为创新。否则，只有作为主人的你、你的朋友和你的邻居知道你得到了一样新东西
。

3、能体现中国创新事物的东西有哪些

移动支付啊 可以说领先国外了，也比较方便，去哪里只要有网有手机就行
还有共享单车，也算是创新事物了

4、生活中的创新的事例都有哪些

存在性的创新
（存在层面的创新行为）

●制造（或某种程度上的获得）新的衣物、银器、器械、照明用具等
●在庭院中植树种花
●修理房屋
●为家里做（买、换）新家具
●其他——引入你的存在状态中并改变了你的存在状的新事?br/>
人们建筑（购买、交换、种植、油漆、修理）各种事物，使家居生活、办公生活——他们的存在状态——变得不同。这是存在层面的创新。虽然许多人不认为这也是创新，但这是一种创新。
交流创新
（交流范围内的任何新事物）

●交流中使用短语或新的表达法
●尝试新的音调
●使用新词
●练习新的形式的交流（如手势语）
●使用或发明新的俚语
●提出新的语言（如L.亚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

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使用语言——组成并说出词汇和短语，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他们所使用的新短语和句子中包含了个人的新体会、新思想、新感受和新的结论。他们把这种种的“新”通过各种交流渠道（声音、电话、收音机和电视等）传送给他人，他人则对接受到的“新”进行消化、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关反应。
每一个交流行为都会社会带来切实的变化，虽然有的变化很小，但总是个变化。有的变化则很大（如战争或革命），而这种巨变的原因也许源于一个用错了的词汇、一句冒犯的话或是一篇措词不当的文章。彼特•范克和玛丽•范克在《强力词汇使一切变得简单》一书中，甚至提到丢在广岛的原子弹是因为翻译官曲解了日本天皇的话造成的。交流上的“新”同其他任何形式的“新”和创新行为同等重要。
如果用数学方程式表示的话，我称这个层面为“创新×创新=创新的平方=创新。这里的“平方”是指物质的创新反映在语言(符号或象征)上，因此出现了物质和语言两个层面的创新。这个层面没有物体层面稳定，属于关系关联层面。
词汇或短语是创造的结果，但事实上用于交流时它已是一种创新了（创新的大小是另一回事）。

工具性创新

●提供或接受新工具（新铲子、新电脑、新汽车、新手机）
●提供新方法、新技巧、新的行动规则

人们生产（发明、建造）新工具，然后卖给他人。个人和社会需要工具产出新结果：文件处理更快捷的新电脑、交流效果更好的新电话、性能更可靠的新汽车、熨烫更简易的熨斗、更清洁的牙刷等。这些生产出并为人接受（实现了的）工具有点像“3次方”创新——它们本身是新事物，而它们又能带来创新的结果。
如果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这个层面的创新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立方=创新”。这里的“立方”指的是工具层面的创新高于交流层面的创新——它又回到了物质上，是可触的，有形的实物。这个层面是指把新工具和新器具移交到使用者手中。

方向性创新（社会问题的解决）

●指导某一情形下运用工具的技巧
●提供任一工具、知识或数据的社会方向性

人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中发现做事的新方法。工具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必须从社会中获得使用该工具的环境、认识所需解决的问题、所需掌握的技能以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
教育、训练和指导等都是将这种经验转移到社会中去的方法。上述种种方法都是移交方向性的新事物，那些产生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人，更为迅速地解决问题，他们所进行的就是方向性的创新。他们通过个人的事例、课堂、工作间、书籍、电视等途径向其他人展示这些方法，其他人则通过学习（消化这种新事物）变得更有经验。社会也因此效率更高。
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之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四次方=创新”。这里的“4次方”指的是物质创新再次通过词语（符号、象征）、描述、图像、图表形式和对适用的情形、工具和行为的表述反映出来。现在创新又回到了意识状态，表现为关系性和关联性，但其中的关系更为复杂。这种创新是指向社会问题的。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困难等。

创新性的创新

●报告（新的物理现象，如：科学领域）
●专利（新的技术，如：技术领域）
●出版（文章、书籍、杂志、期刊、因特网）
●广播（收音机、电视）
●各种艺术展（新的绘画、雕塑等）
●表演（戏剧、电影、音乐会）
总体来讲，这个层面的人是追求新事物的。他们渴望发现新的作品，实现新的转化。他们琢磨新的文章、新书籍、新的表演、新的展览和新的电视节目，并设法实现。这个领域中，生产和转化新事物的重要性昭然若揭，以至于它们干脆就被称作新闻：新闻报纸、技术新闻、政治新闻、新闻晚报。这是个发明、创造、版权、设计等的领域，发明家、科学家、作家、演员和记者是这个领域的主角。所有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诞生于这个领域。这个层面是职业创新家——新事物的创造者和转化者。
用数学公式表述，可称之为“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的五次方=创新”。这里的“5次方”是指创新又一次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专利、文章、书籍、展览、表演）反映和提供出来——每种形式的新事物报道都面对最广大的公众群体。
按照惯例，这第五个层面普遍认为是创新层面。而方向性的创新层面则较少认为是创新，工具性层面很少认为是创新。
比如，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里哈姆•贝尔名扬四海，载入史册，而电话的“改进者”——即使是实现了从电话到无绳电话的跳跃的人——尽管这个工具已是今非昔比，也只是无名小卒而已。在这个例子中，电话还是电话，没人关心它的原理——管它有绳无绳呢。电话看起来还是同样或接近同样的工具。附加的“无绳”一词可能使电话销量更大一些，但公众并不认为发明者是个天才。天才的桂冠仍然是亚历山大•格里哈姆•贝尔的。
交流层面则更少视为创新，不过新事物是在这个层面迸发的。交流的每一分钟都在诞生新的词汇、新的短语和新的表达法。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记住并重复这些新话语，但极少视之为创新。只有那些第一次出现在书面语中的新词汇是个例外。当这个词出现在词典中时，就可以追溯到它诞生的年月，有时还包括创造者。比如，从事肉眼看不到的放射X光的物质研究的玛丽•居里夫人，就创造了放射性这个词。
最后，存在性层面根本不被视为创新，除非某种存在环境的改变成了一种时尚，并以样房或杂志、期刊等形式出现时才被视为创新。否则，只有作为主人的你、你的朋友和你的邻居知道你得到了一样新东西
。

5、创新的事例

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 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 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