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知識產權的發展

1、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歷程和前景

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起步較晚，是伴隨著國外的壓力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產生的，所以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誠然發展了20幾年，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還是任重而道遠。在這里我想建立一個專題來討論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眾多問題和解決方案。我先開一個頭，以拋磚引玉。
中國正在失去中葯的知識產權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保羅·比爾茲曾預計，到2010年，與健康相關的產業將為美國經濟帶來每年1萬億美元的收益，這些收益來自令人更健康、更美麗、延緩衰老或預防疾病的產品和服務等等。
20年前，健康產業並不存在，但今天，健康產業的收益達2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整個汽車產業收益的一半。從2000年到2010年，健康產業的消費將由2000億增長至1萬億美元，足足有5倍的增長。中國有13億人口，專家預測健康產品消費將由目前在GDP中2.5%的比重繼續增加，進而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中國健康產品市場巨大。
中醫葯有著五千年的文化背景，據記載，中國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東漢年代已經開始使用「保健養生」食品了。因此，在漢方中葯制劑方面，中國人有絕對的優勢。
然而，在這場健康產業的大潮中，我國還沒有一個揚名海內外的中醫葯品牌出現。
中國的中醫中葯保健品具備了創造世界品牌的基因。但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我們必須走中國化的健康產業之路。
目前，中葯在國際市場的貿易額已超過400億美元，而且每年還以10%的速度增長。但中國的中葯出口貿易額只佔世界草葯貿易總額的不到3％。而日本、韓國、東南亞以及歐洲一些國家的中葯企業從我國低價購入原料葯就地粗加工後，運回國內精煉，提取制劑，製成西方人習慣的膠囊、片劑和顆粒劑，不僅佔領了國際市場，而且以高價返銷中國市場，目前已佔據了我國中成葯市場1/3的份額。而我國每年從日本、韓國、東南亞、西歐等地進口的洋中葯卻超過1億美元。反觀日本，雖然只有210個漢方葯制劑，且處方和原材料均來自中國，但在國際市場的佔有率卻達到80%。
為改變我國中葯生產落後的狀況，我國一些地方和單位積極尋求國際合作，引進外國的資金和先進生產工藝，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一些人為達到此目的，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無視中葯處方作為無形資產的巨大價值，不惜將自主的知識產權—中葯處方拱手交給外商，這使我國的中葯生產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境地。
我國民間還有大量中葯秘方、偏方，雖然在長期的中醫臨床中行之有效，但由於科學研究與解析分離技術水準低，至今仍以非處方、草葯形態流傳，許多外商正加緊搜羅研究分析，甚至搶先申報許多專利，使得中葯這種國寶的知識產權，正以驚人的速度流失。
同時，如果不能真正了解保健品市場運作規律，精確掌握市場脈絡，也極容易遭遇滑鐵盧。因此，這十幾年來有不少大企業進軍養生保健產品，均以失敗告終。大向導公司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健康產業之路，以「弘揚民族文化，樹立民族品牌，實現平衡人生」為企業使命。提出「我的世界由我創」的經營口號，立足中國，面向全球，以小謀大，穩健發展。
中國中葯要全面進入國際市場，必須與國際接軌，實現中葯現代化，首先是研究與開發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建立中葯材規范化種植基地，採用先進生產工藝及現代化劑型，建立中葯質量標准規范，提高中葯質量標准水平，加強中葯葯理、毒理研究，重視中葯臨床試驗，制定中葯生產管理規范。在這一程序中，必須大力加強中葯知識產權的研究和保護。否則，我國的中葯產業將成為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失去生存的權利，後果不堪設想。

2、知識產權保護在中國目前的情況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已取得長足進步，但仍存在侵權賠償標准低等問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與社會各界的期待相比，確實還存在一定差距。具體而言，包括：

嚴保護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善，新領域新業態發展不斷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提出新的挑戰。

大保護的工作體系尚不健全，現有組織協調平台和機制的作用未充分發揮，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不暢，仲裁調解、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協同不夠。

快保護的工作鏈條尚未打通，行政確權、糾紛受理、仲裁調解、行政執法、司法審判等環節之間缺乏高效快速銜接機制。

相關部門應對國際知識產權糾紛的協同作用還有待加強。

另外，社會公眾、權利人均對侵權現象嚴重程度、侵權救濟的及時性有效性、侵權賠償的足額性等指標還有很多不滿意的評價。

實際保護效果與社會期待之間還存在一定差距，各界對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呼聲依然強烈。

3、知識產權保護在我國做得如何

從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幾年間，我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通常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把保護知識產權作為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七十年代末即著手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同時積極參加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加強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合作。因而，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在初始階段就顯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知識產權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在短短十幾年中，陸續頒布並實施了《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等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並積極參與有關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合作，先後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巴黎公約》、《馬德里協定》、《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等。同時相應地成立了國家商標局、專利局、版權局等知識產權法實施機構，從而初步建立起一套既體現中國特色又具有國際性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這些對維護我國智力創造者的合法權益，推動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促進對外開放和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合作與交流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時下我國政府正一步步修改與WTO不符的法律，這表明我們在誠心誠意地向WTO規則邁進，正在扎實地做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工作。但必須看到的是，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在某些方面假冒偽劣盛行，肆意侵犯知識產權，有些地方造假和黑社會、腐敗相勾結，形勢嚴峻。一些假貨已經造到了很偏僻、隱蔽的地方，使用非常現代的工具交易。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與發達國家和國際保護的高水準相比，仍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如：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把葯品、化學葯品、食品、飲料等為當今大多數國家保護的發明排除在專利保護之外；1983年實施的《商標法》所保護的僅僅是商品商標的專用權；甚至在後來頒布的《著作權法》中仍保留著「內外有別」的做法。即中國公民或單位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均可自動取得著作權，外國人的作品則必須在中國境內發表才能取得著作權；對專利、商標侵權行為可以適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而唯獨著作權侵權行為無適用刑事責任的規定等等。值得欣慰的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國際化提供了最為有利的內部環境和堅實的經濟基礎，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國際規則的接軌。四、推進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國際化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國際化工作上已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第三十五屆成員國大會上，通過了我國的提案，決定從2001年起，將每年的4月26日作為「世界知識產權日」。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知識產權的地位、作用日益凸現。在由國務院體改辦國際合作中心舉辦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美國知識產權評估權威公司M－CM的老闆馬丁對中國的記者說了一句「聳人聽聞」的話：「我們在這里探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這段時間里，中國又有數以千萬計由產權轉化的利潤落入了別人的口袋。」中國入世，知識產權保護必須作為涉外

經營的「重中之重」。自1992年起，我國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過程中，注意到了按國際規范保護知識產權，特別是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法律實施方面，逐步向關貿總協定《知識產權協議》靠攏。具體做了以下工作：立法方面：我國適時地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在新近出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增加了對商業秘密保護的內容；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先後作出了《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和《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從而使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基本達到了國際水平。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我國《專利法》的修改，與關貿總協定《知識產權協議》的要求大體一致，進一步提高了我國專利國際化保護的程度。法律實施方面：為了進一步加強對知識產權法律的貫徹實施，國務院建立了知識產權辦公會議制度，負責對知識產權工作的宏觀管理和協調指導，全國主要省市也已建立了相應的協調指導機構或工作會議制度，嚴肅查處知識產權違法侵權行為。國務院發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更加強化了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手段。同時，我國也重視運用司法程序保護知識產權，不少地方成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我國海關總署還就制止侵權產品進出口採取了邊境保護措施⒋。由此可見，經過幾年來的工作，我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正在努力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和國際標准。如何進一步推進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國際接軌在知識產權制度日趨國際化、關稅壁壘逐漸拆除的今天，僅僅研製出了高新技術成果還不足以擁有市場競爭優勢，只有在其依法獲得專利並得到切實保護的前提下，才能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市場競爭優勢。「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在分得國際市場利益的同時，它還要求必須建立有利於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切實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經濟新秩序。80年代中後期，《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也就是著名的「TRIPS協議」的簽訂，已經成為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標志。在實施「TRIPS協議」的帶動之下，國際上相關國家和組織又先後締結和修改了《專利法條約》、《外觀設計國際注冊海牙協定》等。「外邊的世界」告訴我們：從閉門造車，到告訴世界「這是我的車」，我們的車輪必須趕上世界的腳步。針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不足之處，筆者在如何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國際化方面提出以下幾點構想：以專利法、商標法等法律的修改為契機，在以上各法中增加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所有的行政決定享有最終司法審查權的條文，以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人的權益，並且與國際上接軌。在知識產權侵權的歸責原則上，「在修訂現有知識產權法時，全面考慮知識產權侵權的特點、平衡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和執法實踐中的可能性，參考國外已有的成例，分別直接侵權、共同侵權、間接侵權不同情況，規定無過錯責任及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場合，而不是『一刀切』地否認前者或後者」⒌。最高人民法院可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歸責原則問題作出司法解釋，明確對於不同的侵權行為種類，採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即對於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採取無過錯責任原則，對於知識產權間接侵權行為採取過錯責任原則。在訴訟過程中，經權利人提出申請及提供有效擔保，法院應及時採取先予執行等措施，制止侵權人的繼續侵權行為，以避免給知識產權權利人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可對先予執行的條件作出新的司法解釋，以便於當事人的申請及各法院的具體操作。在判決中加大對知識產權權利人司法救濟的力度。在民事救濟方面，侵權人所負有的經濟賠償責任應以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非法利潤、被侵權人因侵權所受到的損失或者以不低於合理使用費的數額為計算依據。在這幾種方法中，權利人有選擇權。對於故意實施侵權行為，且侵害後果嚴重的侵權人，不僅應賠償因其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而且應將其侵權獲利賠償給原告，以加大對侵權者的制裁力度。我國應盡快建立法定賠償制度。依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在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或其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難以計算的情況下，其應承擔的法定賠償數額應在5000元至20萬元之間。此法定賠償數額適用於所有的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件。在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中，權利人為制止侵權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費用，如律師費、調查取證費、公證費、審計費、鑒定費、交通費等均應由侵權人負擔。在確定賠償額時應遵守的一個原則是，要侵權人明白侵權是要付出代價的，是得不償失的。只有這樣才能對侵權人具有懲戒作用。總之，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離不開國際保護這一大舞台。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既是我國知識產權法制現代化、國際化的需要，也是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可以相信，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將隨著與國際標準的進一步接軌而臻於完善。在此基礎上，我國應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有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履行知識產權領域各項國際條約和協定中應盡的義務，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平等互利原則與世界各國繼續合作，為完善和發展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共同努力，作出積極的貢獻。現在，中國已經加入了WTO，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融入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入，意味著我們必須遵守「游戲規則」，因為只有在規則統治的游戲中，我們才有機會不斷學習和引進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我們才能通過自己的原創性創新，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知識產權，參與到更高級別的競爭中去-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長遠利益與目標所在！

4、知識產權有什麼發展歷史嗎？

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各類知識產權中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立法時間最早。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萌芽階段(13世紀至14世紀)
這一階段出現了由封建王室賜予工匠或商人的類似於專利的壟斷特權，它為後來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初創和普遍建立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末)
在這個階段，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版權法和商標法相繼誕生，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利法》(1474年)、英國的《壟斷法》(1623年)、英國的《版權法》(1710年)、法國的《商標法》(1857年)等。19世紀末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指專利制度、商標制度、版權制度) 。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
知識產權制度在這一階段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縱向發展：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原有基礎上通過不斷修訂變得更加完善、科學， 尤其是隨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的建立，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呈現從「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國際化、現代化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各國又簽訂了數量更多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其數量達數十個之多)，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逐步增多，知識產權的種類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時，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橫向發展：即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外的更多國家得到實行。20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也都實行了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也開始制定知識產權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國家的行列。當然，在許多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實行發明人證書制度和專利制度混合的發明保護制度(即所謂的「雙軌制」)，規定取得發明人證書後，發明權歸國家所有，發明人只取得一定獎勵，不能拒絕國家批準的其他人使用該發明。又如部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實行「 輸入專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確認專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於這類專利是在外國(原宗主國)有效專利的基礎上授予的，本國專利局一經登記即可確認並獲得。這種專利制度帶有很大的依賴性，實際上並沒有建立本國完全獨立的專利制度。

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與發展
知識產權制度發源於歐洲，專利法最先問世，英國1623年的《壟斷法規》（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專利保護制度的起點。繼英國之後，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 年、荷蘭於1817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頒布了本國的專利法。雖然1618年的英國首先處理了商標侵權糾紛，但最早的商標成文法應當被認為是法國1809年的《備案商標保護法令》。1875年法國又頒布了確立全面注冊商標護制度的商標權法。以後，英國於1862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先後頒布了注冊商標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權法當推英國於1710年頒布的《保護已印刷成冊之圖書法》，被稱為《安娜女王法》。法國在18世紀末頒布了《表演權法》和《作者權法》，使與出版印刷更為密切相聯的的專有權逐步成為對作者專有權的保護。以後的大陸法系國家，也都沿用法國作者權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後頒布了兩個《版權條例》，於1898年頒布過《版權法》。1899年日本參加了《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當年在過去版權立法的基礎上頒布了《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的概念來源於 19世紀50年代的法國，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說為1890年美國的《謝爾曼法》，一說為1896年德國制定的《不正當競爭防止法》。但美國是最早產生現代意義上競爭法的國家，其立法包括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兩個方面，除大量判例外，還有《謝爾曼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克萊頓法》和《魯賓遜-帕特曼法》。英國現代競爭立法相對較晚，但以案例法著稱的英國反不正當競爭的規范可以追溯到15世紀，較全面地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完成20世紀的中葉，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貿易管理法》、《轉售價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國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重新進行了制定，並多次進行了修改。 1957年又頒布了《反對限制競爭法》，使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體系更加完善，為德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國的後塵，又在二戰後受美國的影響，其反不正當競爭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該法以後經過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體界定了12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加強了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除法力度，除高額罰款外，還有刑事制裁。
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的制定對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時這些國際公約本身就又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知識產權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圍設立和擴展開來。幾部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訂立及其不斷修改、發展史代表了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和歷史。當今世界，對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重視程度幾乎已經超過了對知識產權內國法的重視，如果內國法不適合國際公約對知識產權的最低保護標准，還要不斷修改內國法。幾個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幾乎把全球的國家和特殊經濟區動員起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越來越趨於國際化了。因此，把握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就如同掌握了知識產權制度的標准和發展的趨向。研究知識產權制度不能不將幾個主要的相關國際公約作為研究的重要課題。真正界定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並稱得上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當屬《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它們覆蓋了工業產權和版權等廣范的知識產權范圍。除此之外，一個世紀以來，在工業產權領域共有15 個國際公約，主要有《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在版權領域共有10個公約，主要有《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著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等。此外還有《科學發現的國際登記條約》、《保護奧林匹克會徽條約》和《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在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領域，還有一些地區性公約起著獨特的作用，如《專利申請形式要求歐洲公約》、《歐洲專利權授予公約》等。在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的推動下，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不斷發展變化，保護范圍越來越廣，保護水平越來越高，保護標准及違反公約的爭端處理機制越來越具體、有效。我國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程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成為對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最有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法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事業正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逐步承諾履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過程中成熟和完善起來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也不無國際商貿和保護「夷人權利」的烙印。
關於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和發展有幾種說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說」和「百年左右說」兩種。「二十年說」主要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和我國政府奉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護兩種機制的事實出發，認為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於二十年間， 「二十年前，中國在知識產權制度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說」主要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國陸續出現近代工業，並與他國有了較多的接觸，於1882年清光緒皇帝批准我國第一件「專利」和第一套專利「法規」起，直到國民政府頒布的專利等「法規」，以及知識產權法律在海峽兩岸間的發展，「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應當說，我國現代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間建立起來的，這是包括國際知識產權界在內的有目共睹的事實。但說到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沿革、研究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國近現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冊，甚至要研究常被人們忌諱提到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知識產權制度。知史可鑒今，今天改革開放和即將進入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的設立，或許可以從我國晚清知識產權保護是從對洋人商標權保護起始中找到一絲絲的軌跡。
反觀中國專利發展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厲王時代就有「謀欲專利之事」，《國語》有「匹夫專利，尤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的記載。1859年太平天國時期的領導者提出了專利制度的建議，甚至提出發明專利與小發明之分，保護期不同，「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但我國專利保護落實於專利法規之涵義卻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加上民國以來國間動盪分裂，使兩岸中國人的專利制度相較於美、法、西班牙先後頒布專利法等，起跑較晚且實施中斷，這或許就是「四大發明」起源於中國但卻未在中國繼續發展的主因。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應為清「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後被廢除，「惟專利制度仍在各省紮根」。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頒布的《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該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請原則」、「權利轉讓」、「法律責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頒布的《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以及其實施細則、《獎勵工業技術審查委員會規則》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也為現行國民黨政府專利法框架的基礎。1944年5月4日國民黨政府經「立法院」第四屆第206次會議通過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稱為「專利法」的法律。以後雖經多次修改，但都改動不大，唯台灣當局於1994年為配合其產業發展及重返世界貿易組織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時期，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就使用了「白兔兒商標」，但談到商標制度則也晚於西方國家，至晚清時，注冊商標的保護始至對外國商標的保護，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標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時我國台灣卻被日本佔領，實施了50年的日本商標法。1923年北京政府頒布了44條的商標法，同年又頒布37條的實施細則，這是我國第一部付諸實施的商標法。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對商標法幾經修改，除1930年重新頒布商標法外，並無大的改進，直至蔣介石集團遷往台灣。以後為因應台灣島內工商業的發展，近年來又為「入世」，在有關商標專用權、注冊、爭議、侵權刑事責任與罰則等方面多有改動

知識產權的歷史沿革
隨著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又一次飛躍。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這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參考資料：網路及百度文庫「知識產權」相關詞條，感謝整理這些內容的原作者。

5、我國知識產權創造發展水平如何？

報道稱，《2017年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評價報告》今日在北京發布。《報告》顯示，年，我國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等各項工作取得明顯進展，知識產權綜合發展指數為218.3（以2010年為100），比上年增長9.0%，保持較高增速。在世界上40個科技資源投入和知識產權產出較大的國家中，我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排名從2012年的第19位提升至2016年的第10位。我國知識產權綜合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與知識產權強國差距進一步縮小。

「2017年，我國知識產權創造發展水平加速提升，創造指數由2010年的100提高到2017年的216.5。」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韓秀成表示，2017年各類主要類型知識產權申請、登記、注冊數量均有較大幅度增長，結構進一步優化。相比2016年，創造效率各項指標提升幅度也較為明顯。

作為《報告》重點關注的內容之一，我國專利質量近年來穩步提升。2017年，全國專利維持率達到60.0%，較上年提高3.9個百分點；發明專利平均維持年限達到6.2年，較2016年提高0.3年。但從數量、質量與效率3個二級指標對知識產權創造這個一級指標的貢獻度來看，我國知識產權質量的發展還相對落後於數量和效率。「未來，我國知識產權工作還應進一步向提升知識產權質量傾斜。」韓秀成說。

《報告》指出，2017年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發展水平穩中有升，保護指數達232.9，比上年提高16.3個點。「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全面從嚴大保護的格局初步建立。」韓秀成分析說，該指數在2012年後超過200，代表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上了一個新台階，2013年至2017年，保護發展指數整體表現為平穩上升的態勢。

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懲治力度不斷加大。2017年，全國專利行政執法辦案量為6.7萬件，商標行政執法辦案量為3.01萬件；海關查獲進出口侵權貨物1.91萬批次，涉及侵權貨物4094萬余件。

得益於知識產權制度環境不斷優化，服務機構、人員數量逐年增加以及全社會知識產權意識的快速提高，2017年，我國知識產權環境發展水平進步明顯，環境指數為241.2，較上年提高24.4個點。

「在我們選取的40個國家樣本中，我國知識產權環境指數排在第29位，處於相對落後的位置。」韓秀成認為，知識產權環境仍然是制約我國知識產權事業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社會營造尊重知識產權、敬畏知識產權的文化氛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