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版權
1、中國人民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有關系嗎？是不是同屬於一個出版社？
不是。
人民出版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家綜合出版社，主要出版哲學和社會科版學的書籍，並且是中國共權產黨和中國政府政治、意識形態書籍的官方出版社。該社成立於1950年12月1日，社名為毛澤東親筆題寫。1951—1986年間，三聯書店被並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分出了東方出版社，著重於非政治的書籍，亦曾有出版內部參考刊物，即專供領導人閱覽的所謂「內部書」。誠然，人民出版社此外亦曾出版過一些著名的社科或文學類的名著，如阿袁（即陳忠遠）先生撰著的《魯迅詩編年箋證》及其編著的《魯迅先生的心裡話》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成立於1955年，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成立的第一家大學出版社。1982年人大出版社被教育部確定為全國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是中國高校教材、學術著作出版最重要的基地之一。2007年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先進出版單位獎。2009年榮獲「2009年度北京市新聞出版和版權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2009年9月在首次全國經營性圖書出版單位等級評估中被評為一級出版社，被新聞出版總署授予「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榮譽稱號。
2、數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完善數字出版基本法律制度
目前，我國尚未出台專門針對數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規，《著作權法》中也未對數字出版行為進行規制，實踐中需要藉助《出版管理條例》、《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等出版領域基礎性的法律法規對數字出版行為予以規制。因此，在數字出版日新月異的當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構建層面完善對數字出版行為的規制。一方面，以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為契機，在法律條文中明確數字出版物的作品屬性、明確數字出版保護的方式；另一方面推動數字出版專門性法律的出台，對數字出版行為的含義、數字出版權利人的權利范圍、數字出版涉及的特殊問題等作出更為細致、妥善的安排。
1．明確「數字出版」的含義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的差異最終體現在價值增值方式的變革。傳統出版價值的實現需藉助於傳統物質生產方式；而數字出版價值的實現則直接體現在數字化、網路化流程中。
這種逐步擺脫了物質載體和物理空間的數字出版方式，引發了出版行為在獲取、製作、發行方式上的變革，這種改變也直接突破了傳統出版的概念。在法律上界定「數字出版」的概念，應當關注如下幾個要素：首先，數字出版應當是一種合法的出版行為，即數字出版的本質還應當是出版，應當遵守我國出版領域的法律規制，包括出版主體的資質要求、出版物的審查要求和出版內容的限制性規定；其次，數字出版形成的數字出版物應當是經過編輯的、具有特定形態的作品，即數字出版行為區別於一般的互聯網服務行為，必須產生為著作權法肯認和保護的作品；最後，數字出版的概念必須突出數字技術和數字化傳播手段的特點，尤其是需要強調內容形式、內容製作和內容傳播的數字化特點。因此，筆者認為，參考新聞出版總署在《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所給出的概念，我們可以將「數字出版」界定為「數字出版是指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內容編輯加工形成數字化作品，並通過數字化手段傳播的一種新型出版方式。」
2．明確「數字出版物」的屬性
當前數字出版的發展方向是由單純的作品數字化向數字化復合出版發展，多媒體的表現手段成為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然而，多媒體的法律屬性一直沒有明確，著作權保護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所謂多媒體，「是指以計算機系統為核心，融合了數據、文字和圖形處理以及音頻、通信等技術，從而具有將文字、數據、圖形、圖像、聲音等多種信息同時或交替表達、交流以及分析處理能力的結合體。」
簡而言之，多媒體應當具備多元素結合、信息技術輔助和互動式使用的特點，其包含的文本、圖片、聲音等元素本身可以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類型，但是對於這些元素的結合所形成的綜合體，著作權法沒有明確其應屬的范疇，對於一部分運用多媒體方式進行數字出版的出版物，一時在著作權法上難以找到恰當的所屬類型。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認為應當將多媒體作為一項新的作品類型加以規定和保護。這已經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立法中得到了體現，諸如日本的《量子媒介法》、德國的《信息和通信服務法》等。
在我國著作權法修改推進過程中，宜增設「多媒體作品」為一項全新的作品形式。在法律修改之前，可通過發布行政法規的方式，明確多媒體作品的定義和保護方式，並將符合多媒體性質的數字出版物納入到「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的范圍。在法律尚未修改、行政法規尚未出台之前，對於多媒體類數字出版物可以參照著作權法中有關「匯編作品」的規定進行初步保護。
3．明晰「數字出版者」的權利
數字出版者是數字內容的傳播者，其主體包括傳統的出版商、技術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等，其對數字內容的形成和傳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直到數字時代的到來，傳播者從來沒有在著作權價值和功能實現過程中介入如此之深，發揮作用如此之大。正如上文提到，作為資金、渠道和技術的投入方，數字出版者作為數字出版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一方介入到數字出版物的產生、數字出版物的傳播以及數字出版物的價值實現過程中。但是，與數字出版者在數字作品形成過程中所起作用不相符的是，我國在專門保護傳播者的鄰接權制度中，並沒有提出對於數字出版者的保護，甚至對於傳統出版者的保護也較為有限——僅規定了出版者的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而且在我國的立法實踐和大多數學者的觀念中，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應該限於保護印刷版本整體，而不涉及原版的圖形標識。
在數字出版條件下，對於數字出版物中特定元素的使用相對較為便捷，數字流媒體成為出版的主流，數字出版物往往加入了互動性，在數字出版物進入使用者的終端時，會自動根據終端的情況（如，終端屏幕的大小、解析度、形狀）調整數字出版物的版式，使用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使用習慣調整數字出版物的布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對數字出版者提供「整體版式設計」的專有使用權，將不能有效反映對鄰接權人經濟投入的回報。因此，在著作權法進行修改過程中，我們應當將數字出版者的權利范圍予以擴大，在整體的「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之外，賦予數字出版者以下一些權利：一是復合出版權，即數字出版者有權禁止他人以其數字出版物為藍本製作生成其他數字格式下的出版物的權利；二是內容再提取權，即數字出版者有權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將數字出版物中的素材內容全部或核心部分實質性地、再現性運用於其他出版物中；三是反復利用權，即數字出版人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復制、傳播數字出版物的全部或核心部分內容。
（二）完善數字版權許可制度
1．完善准法定許可制度
法定許可制度是一種非自願的許可制度，是著作權取得過程中對授權許可制度的重要補充，其更多地體現為經濟上、效率上的考量。正如波斯納所言，在一般情況下，市場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最為有效地手段，但是在市場決策成本高於法律決策成本的情況下，資源配置問題應由法律制度來解決。
法定許可制度的出現正是為了解決版權保護和版權價值實現之間的不匹配，通過國家法律強制性的介入來實現利益最大化。我國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在著作權法中有明確的規定。
著作權法第23條、第33條第2款、第40條第3款、第43條第2款、第44條對為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國家教育規劃而編寫出版教科書、出版者權的法定許可、表演者權的法定許可、錄音錄像製作者權的法定許可和播放者權的法定許可等情形進行了規范，授予了相關的傳播者無需經權利人授權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權利，但需要其支付相應的報酬。在這五種法定許可中，有一種顯得比較特殊，即對於出版權的法定許可，在作者通過事先聲明保留的情況下，法定許可制度將不可適用，對於這種不是很徹底的法定許可制度，有學者稱之為「准法定許可制度」，也有學者認為應當被認作「默示許可制度」，在本文中筆者將其稱為「准法定許可制度」以便於論述。
根據數字出版海量授權需求以及價值實現特性，應當拓寬數字出版權的「准法定許可制度」適用的情形、適用作品的類型，同時改良授權條件的形成方式和適用條件。首先，應當拓寬「准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范圍，其不應僅僅限於紙質這種有類型，應當實現紙質與數字化樣態之間的雙向互通，實現紙質媒介與數字化媒介的相互轉載、摘編許可。即數字出版條件下的「准法定許可制度」應當適用於紙質媒介之間、數字化媒介之間和紙質媒介於數字化媒介之間相互轉化的各種情形。其次，應當擴大「准法定許可制度」適用作品的類型，現有制度僅僅適用於文字作品等平面作品表現形式，對於多媒體集合形式的數字出版物而言，將這種轉載、摘編行為拓寬到錄音製品、錄像製品、攝影作品、計算機軟體等作品形式將是真正發揮「准法定許可制度」價值的必然要求。再次，應當借鑒「出版公告制度」，將授權條件的確定更加公開化、公平化，即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數字出版商「應當在提供前公告擬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擬支付報酬的標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內，著作權人不同意提供的，數字出版商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滿30日，著作權人沒有異議的，數字出版商可以提供其作品，並按照公告的標准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數字出版商提供著作權人的作品後，著作權人不同意提供的，數字出版商應當立即刪除著作權人的作品，並按照公告的標准向著作權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間的報酬。如果無法找到作品的著作權人的，可以將報酬支付給相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最後，限制「准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條件，尤其是應當明確所使用作品應在超過第一次出版的盈利周期之後才能適用法定許可制度，這樣才能保證前一次出版行為的經濟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也能確保法定許可制度這種非自願許可行為不會過度侵犯授權許可這種自願許可行為的利益邊界。但是，具體時間限制性條件的確定，應當經過充分的論證，有學者認為這個時間規定為半年為宜，但筆者認為可以更短。
2．倡導知識共享許可協議
權利人取得權利的途徑往往有兩條，一條是通過授權許可這種自願許可方式獲得，另一條是通過法定許可、強制許可等非自願許可方式獲得。目前，我國數字出版非自願許可制度較為滯後、適用條件較為嚴苛，如何拓寬授權許可的通道和途徑、創新授權許可的方式將成為現階段解決數字出版商內容需求旺盛和授權效率低下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考察現有的權利授權模式，主要有直接授權、間接授權和默示許可這三種類型，這些授權形式大多是封閉式的授權模式，造成權利擁有者長期處於待價而沽的狀態，而權利需求者則面臨著無米下鍋的信息不對稱狀態。權利擁有者和需求者之間的上述關系不利於授權許可活動的開展和版權交易的繁榮。
為解決上述難題，一種被稱為知識共享許可協議（Creative Commons協議，簡稱「CC協議」）出現在人們視野中，這為數字時代知識共享和傳播帶來了福音，同時也為數字出版的授權模式探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廣義上講，CC協議是授權要約模式的一種，是由知識共享組織於2002年12月發布的一系列著作權許可協議構成，供廣大社會公眾免費自由使用。該協議目的在於幫助文學創作者、藝術家、曲作者等創作者在自己創作的作品上標識自己作品的權利狀態，並向其他使用者提示自有使用的范圍。該協議由「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禁止演繹」和「相同方式共享」等元素構成，根據特定的規則組合後CC協議主要有六類核心許可協議，分別是：「署名—非商業使用—禁止演繹（by-nc-nd）、署名—非商業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業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繹（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和署名（by）。」
以「署名—非商業使用—禁止演繹（by-nc-nd）」協議為例，其是指他人只要註明作者的姓名並與作者建立鏈接，就能合法使用並與他人共享該作品，但是使用者不能對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商業性質的使用。在作者創作完作品後，可以選擇 CC 協議所提供的任何一種範本，在完成選擇之後系統將會生成三種表述方式的許可協議，分別是普通文本、法律文本和元數據，提供給作者在不同情況下進行使用。
自2002年以來發布，CC許可協議以來，知識共享組織已對其進行了三次版本修訂，目前最新的版本（CC協議3.0版本）更新於2007年初，4.0版本的公開討論正式在進行中。
與此同時，CC協議的本地化工作也在不斷的推進，2006年3月29日，中國大陸版2.5版CC系列許可協議在北京發布，CC中國大陸項目官方網站也開通運營。
如今，網易、搜狐、騰訊等門戶網站以及專業視頻網站在網頁終端或者手機終端上陸續開辟了「公開課」平台，這些公開課平台提供了大量包括耶魯、牛津、斯坦福在內的多所著名高校提供的免費教育資源，極大地便利了公眾對於高質量、低成本學習資源的獲取。這些公開課平台所使用的資源就是國外採取CC協議發布的開放教育資源（Open Ecational Resources, OER）。可以說，CC協議引入中國後已經影響著中國人文化消費生活，並將有助於繁榮我國的文化產業。實踐證明，在數字出版過程中倡導開放式的版權自助服務協議，採用CC協議這種知識共享型的許可協議，將能夠有效保障作者版權的保護和價值的實現。
3．賦予集體管理組織延伸管理權
數字出版帶來大量頻繁的版權貿易需求，這種高頻率的海量版權授權需求催熱了人們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追捧，尋求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突破成為了人們解決數字出版授權困境的主要途徑。「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一定的社會組織對著作權人不便自己行使或難於事先的權利進行的統一管理。它是通過代表著作權人的集體管理組織，授權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該組織成員的作品，並收取著作權使用費分配給著作權人的一種社會行為。」
各國著作權法中對集體管理的權利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權利人將權利授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二是著作權法規定某些權利強制由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三是延伸性集體管理。
在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賦予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代為簽訂許可使用合同、收取並轉付使用費以及代為進行訴訟的權利，這些以授權為基礎而衍生的著作權集體管理職能在數字出版條件下將很難適應現實需要，引入延伸性集體管理已經成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進一步完善自身職能、權利人更加充分地實現作品價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實現獲權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體管理，即集體管理組織在向使用者授權許可使用時，不僅有權許可會員的權利，還可以許可非會員的、但法律規定適於集體管理的權利。非會員可以事後不同意集體管理組織的授權，從而禁止使用者進行相關的利用。」
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夠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未得到非會員的授權的情況下，有權與使用者簽訂的一攬子有效的許可合同，但是應當向非會員分配報酬，同時在非會員事後明確拒絕該種延伸管理的情況下這種管理將無效。這種延伸管理制度是一種受到嚴格約束的制度，權利人具有較為通暢的「退出機制」，不必擔心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權利人權利造成損害或者使集體管理組織形成不合理的壟斷地位。在數字出版條件下，面對海量的信息傳播、瞬息的傳播速度、廣域的傳播空間，內容授權工作開展若仍然依賴一對一事先授權模式，集體管理制度的優勢將盪然無存。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面對井噴式的作品創作環境，要做到全面的事先獲權自然不可能，但是使用者在數字出版條件下仍需要擁有一條無風險、能夠簽訂一攬子協議的授權通道，退一步講能夠找到一個通過向特定主體繳付許可使用費從而得以合法使用作品的渠道，以降低出版的侵權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於非會員權利的延伸管理權顯得格外重要。而且作為全國性的、特定領域內唯一的非營利性著作權管理組織，理應承擔起非會員報酬的收取和轉付這項工作。當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條件的，必須建立在較為完善的集體管理制度基礎上，一方面集體管理組織必須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運作成熟良好，另一方面集體管理機制較為完善，如建立了成熟的許可費收集分配機制、完善的數字處理技術、高水平的國際協調能力等。
因此，在醞釀建立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之初，我國必須出台更為詳細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對版權的授權、版稅的收取以及版稅的分配等內容予以更為具體的規定，以建立起更為完善的集體管理制度。
（三）完善數字版權轉讓制度
數字出版的出現，完美地實現了技術與藝術的結合，也為兩者的聚變提供了能量釋放的平台，使得傳統出版內容獲得了價值增值的全新通道。「著作財產權的財富性和商品性意味著利益分配和交易的必然性；而著作財產權的傳播性和實用性則體現了交易的可行性。」
數字出版本身藉助了數字技術、利用數字平台，從而繁榮了數字版權轉讓市場。在實現數字版權價值增值的過程中，數字版權轉讓是一種重要的實現方式，完善出版物版權轉讓，促進版權轉讓市場的繁榮，將成為構建新時期數字出版法律制度必須關注的問題。
1．推進版權轉讓公共服務市場化、信息化
一般認為，「版權公共服務是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依據法律規定由版權行政管理機構或政府授權的其他組織在公共領域內圍繞版權在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所提供的各種服務」，提供上述服務的機構就是版權公共服務機構，一般包括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版權協會、作品登記機構、版權代理機構、版權保護中心、版權交易中心等。版權公共服務可以包括貿易輔助、糾紛解決、信息支持、教育宣傳等內容。我國版權公共服務起步較晚，專門針對數字出版版權轉讓的公共服務更是寥寥無幾。完善的版權公共服務能夠極大地提高版權轉讓的效率、降低版權轉讓的風險，進而大大促進版權交易市場的繁榮。
因此，高質量的版權公共服務、健全的版權中介服務機構、完善的版權公共服務體系將能有效實現版權交易環境的優化。完善版權公共服務，我們需要根據數字出版的特性作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完善市場化運營機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要「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在宏觀上，通過將一部分競爭性、經營性強的數字版權公共服務項目推向社會，節約資金投入到其他基礎性數字版權公共服務中去，在堅持非營利性的基礎上，引入多主體的競爭機制和多元化的激勵機制，以提高服務的質量、創新服務的內容、擴大服務對象。在微觀上，在版權公共服務機構內部引入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場化管理模式，「將董事會制度引入其治理機制。董事會的成立，改變了傳統由政府全盤管理和運作公共服務機構的做法，使政府從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脫，也使公共服務機構的管理向更加專業化、更具效率的方向發展，大大改善了公共服務機構的組織治理機制和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化運作機制。數字出版條件下，版權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版權服務也面臨著巨大的變革。首先，版權服務需求產生變革。面對數字出版需求的海量信息和快速傳播，版權的權利類型復雜化、權利主體擴大、侵權幾率增大、網路取證困難。版權公共服務機構承擔的基礎性版權服務將極大延伸，全新的版權服務內容將大量涌現，只有利用版權信息化運作機制才能有效面對信息化對版權服務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版權服務提供方式產生變革。依靠網路進行版權宣傳教育、交易平台建設、信息披露傳遞，不僅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方便了權利人的參與和社會的監督。所以，在具體建立版權公共服務機構的過程中，要以國家推動電子政務發展為契機，積極將信息上網，推動無紙化、電子化、信息化運作，以便於數字版權貿易的開展。
2．搭建轉讓平台，延伸服務的環節和層次
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巨大交易風險已經極大地限制了版權轉讓市場的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對於數字版權轉讓而言，我們需要為其搭建一個更為透明、更為可靠的版權轉讓平台，為轉讓雙方提供更加全面的版權信息、更加安全的交易環境，從而降低交易風險、提升交易效率。版權轉讓平台應當能提供「四個環節兩個層次」的服務來滿足社會的需求。
版權轉讓平台提供的服務貫穿版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四個環節，在創造環節，服務內容主要集中於鼓勵創作，通過營造全社會崇尚知識、保護知識產權的氛圍來激發作者創作的熱情；在運用環節，主要通過交易平台運作、版權評估等方式為版權運用提供便利，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實現權利的全面保護；在保護環節，主要通過集體維權、糾紛解決等方式提供支持；在管理環節，指導企業進行版權經營管理，制定企業版權戰略，提供版權知識培訓等服務。上述「四個環節」的服務應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總的來說，以版權交易中心為主體構建起版權轉讓平台，並提供相應的版權轉讓服務，將進一步滿足數字出版對於版權授權的需求。版權轉讓平台在數字出版過程中提供的服務可分為基礎性版權服務和其他版權服務兩個層面，基礎性版權服務主要屬於保障性的基本服務，市場化能力較弱，不宜推向市場，基本上靠政府財政支持，如版權交易平台搭建、版權糾紛調解；其他版權服務，如版權訴訟代理，可以引入市場化機制減少政府財政在此領域的支出。這種不同層次的劃分，有助於我們在優化交易環境過程中，更加有效地利用國家資金，並引導社會對數字版權轉讓的投資熱情。同時，版權轉讓平台的服務功能應當加強，建立以作品的創作、傳播和使用全過程的版權轉讓平台，並且提供多功能、多范圍的版權綜合服務技術支持將能夠極大推進版權轉讓的實現，有助於版權轉讓市場的健全。
近年來，我國版權交易中心發展迅猛，版權轉讓平台發展勢頭強勁，但是在數量增加的基礎上，應當更加註重質的提升，尤其是自身重點區域、重點行業的優勢的培養。目前，僅北京一個地區就已經出現三家版權交易中心：北京國家版權交易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版權交易中心和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
因此，當前亟需對於同質性、業務相近的版權交易中心進行整合，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建成若干個區域性、行業集聚、實力雄厚的版權交易中心。「一個權威的、在線的版權交易平台，將會極大地方便數字版權交易。到時候作為版權買賣雙方只需要在這個平台上選取版權然後付費就可以了，讓這個平台承擔版權審查和信息明確的工作，這樣就會使得版權交易規范化。」
由行業內較有影響力的組織牽頭搭建數字版權交易平台成為一種有益的探索。如為了幫助報紙和廣播公司等媒體從手機及其他無線設備的新聞服務中獲得更多利潤，美聯社決定成立一家數字版權交易中心。該版權交易中心將代理會員媒體的報道、照片及視頻的許可談判事宜。除抽取大約20%的管理費外，其他一切版權收益均歸會員媒體所有。
3、我國是如何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體系的？
論中國是如何建立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體系：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國家。中華民族蘊藏著極大的創造性，她創造的燦爛文化對人類文明的進程產生過深刻的影響。數千年來中國眾多傑出的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藝術家、曾以其輝煌的智力勞動成果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伴隨著人類文明與商品經濟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誕生了，並日益成為各國保護智力成果所有者權益，促進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發展，進行國際競爭的有力的法律措施。由於歷史上的各種原因，從整體上看，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起步較晚。但是，實行改革開放後，為了更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與世界經濟的接軌，中國加快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的步伐。從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幾年間，中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通常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當前，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國際間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交往中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國際間雙邊、多邊的談判，特別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達成，促使世界范圍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標准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在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今天，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立場是什麼?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的現狀如何?中國採取了哪些措施承擔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義務?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紹。
一、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
基本立場和態度
中國政府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於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它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制度，又是開展國際間科學技術、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基本環境和條件之一。中國把保護知識產權作為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七十年代末即著手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同時積極參加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與合作。因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在初始階段就顯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知識產權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
1980年3月3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加入書。從1980年6月3日起，中國成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成員國。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並於1983年3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開始系統建立現代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標志。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並於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4年12月19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簡稱巴黎公約)的加入書。從1985年3月19日起，中國成為巴黎公約成員國。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該法於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整體首次在中國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確，並被確認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權利。該法也首次明確公民、法人等享有著作權(版權)。
中國政府積極促進建立集成電路國際保護的環境。1989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的外交會議上通過了《關於集成電路知識產權保護條約》，中國是該條約首批簽字國之一。
1989年7月4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簡稱馬德里協定)的加入書。從1989年10月4日起，中國成為馬德里協定成員國。
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該法於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國政府分別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遞交了《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簡稱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加入書。分別從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國成為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
1993年1月4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保護錄音製品製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其錄音製品公約》(簡稱錄音製品公約)的加入書。從1993年4月30日起，中國成為錄音製品公約的成員國。
1993年9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該法於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5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專利合作條約》的加入書。從1994年1月1日起，中國成為專利合作條約成員國，中國專利局成為專利合作條約的受理局、國際檢索單位和國際初步審查單位。
上述歷史事實僅是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參加相關國際組織活動的部分記錄，已足以證明了中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立場和態度。
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於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後，國際經濟關系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0年11月，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達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草案，它標志著保護知識產權的新的國際標準的形成。中國政府積極參與了這一談判進程，並為推動該協定的達成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出於擴大開放的需要，中國積極履行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義務，努力使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向新的國際標准靠攏，採取了許多重大措施，進一步提高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中國政府恪守保護知識產權有關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的真誠立場和充分承擔國際義務的能力，得到了國際輿論廣泛的贊譽和支持。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在回顧該組織與中國合作20年的歷史時指出，「在知識產權史上，中國完成所有這一切的速度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原則。為了更好地貫徹這一原則，中國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嚴肅執法、堅決打擊侵權違法行為的同時，針對知識產權制度在中國建立的時間較短，公民的知識產權意識比較薄弱等情況，大力開展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宣傳教育，並加速知識產權領域專業人員的培訓。在中國，每一部知識產權法律的頒布，都有廣播電台、電視台和報刊等新聞傳媒廣為宣傳，並大量出版單行本和有關錄像教育片等。同時，各級政府有關部門通過舉辦法律知識講座、培訓班等，在廣大公民中迅速普及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如，中國專利法修改後，全國有數百萬人接受了培訓，僅湖南省接受培訓的人員就達60萬。在中國各地，近年來運用法律武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現象增多，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全社會知識產權法律意識的增強和知識產權知識的普及。為了加速培養知識產權方面的人才，中國政府還同有關國際組織密切合作，組織有關人員出國考察學習、參加各種培訓班和研討會。僅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合作舉辦的培訓班和研討會就達30多次，接受培訓的人員達3000多人(次)。在中國的高等院校中，目前已有70多所院校開展了知識產權的教學研究。如，中國人民大學於1986年設立了知識產權教學研究中心，招收大學非法學專業的畢業生攻讀知識產權第二學位；北京大學在開展有關教學研究的基礎上，於1993年成立了知識產權學院。中國已逐步形成包括第二學位、碩士生、博士生的培養知識產權領域專業人才的教育體制，一批批知識產權專業化人才正在向社會不斷地輸送。
二、中國具有高水平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根據國情和國際發展趨勢制定和完善各項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至今已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和保護水平逐步同國際慣例接軌，已對知識產權實行高水平的法律保護。
1983年3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在商標注冊程序中的申請、審查、注冊等諸多方面的原則，與國際上通行的原則是完全一致的。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更有效地打擊假冒商標、制止商標侵權行為，切實保護商標注冊專用權，中國於1993年又分別對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進行了修改，擴大了商標的保護范圍，除商品商標外，增加了服務商標的注冊和管理的規定。在形式審查中增加了補正程序，在實質審查中建立審查意見書制度，方便了商標注冊申請人，這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要求全部吻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還發布《商標印製管理規定》、《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備案管理辦法》等一系列規章。1993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了《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進一步強化了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和處罰商標侵權行為的力度。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為充分、有效地保護中外注冊商標專用權提供了保障。
1985年4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擴大到對發明創造專利權的保護。為了使中國的專利保護水平進一步向國際標准靠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2年9月4日通過了專利法修正案，對專利法作出了重要修改。新修改的專利法，從擴大對外開放和有利於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一是擴大了專利的保護范圍，專利授予所有技術領域的發明，不論它是產品還是方法，即對葯品和化學物質產品，對食品、飲料和調味品均無例外地授予專利；二是將發明專利的保護期限從自申請日起15年延長為自申請日起20年，將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期限從自申請日起5年延長為自申請日起10年；三是進一步強化了對專利權的保護，除對專利方法的保護延及到該專利方法直接得到的產品外，還明確規定進口專利產品必須得到專利權人同意，使得對專利權人權益的保護更加充分；四是重新規定了對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條件。這使中國對專利權的保護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樣，中國的專利法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基本接軌。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明確了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其相關的權益。依據該法，中國不僅對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樂、戲劇、曲藝、舞蹈作品，美術、攝影作品，電影、電視、錄像作品，工程設計、產品設計圖紙及其說明，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給予保護，而且把計算機軟體納入著作權保護范圍。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明確將計算機軟體作為著作權法保護客體的國家之一。國務院還頒布了《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規定了保護計算機軟體的具體實施辦法，作為著作權法的配套法規，於1991年10月施行。國務院於1992年9月25日頒布了《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對保護外國作品著作權人依國際條約享有的權利作了具體規定。
此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等，以及國務院制定的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政法規，使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一步完善，在總體上與國際保護水平更為接近和協調。
中國具有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措施。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處罰和刑事責任。
中國的專利法規定，對專利侵權行為，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專利管理機關進行處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專利管理機關處理的時候，有權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行為，賠償損失。對於將非專利產品或非專利方法冒充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的，由專利管理機關責令停止冒充行為，公開更正，並處以罰款。對於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即可以對直接責任人員，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
中國的商標法律法規規定，對於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依其職權或者消費者舉報，進行主動檢查和處理；被侵權人可以向侵權人所在地或者侵權行為為地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求處理，有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責令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行為，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對於侵犯商標專用權，未構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處以罰款。當事人對於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處理不服，可以在規定時限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由法院進行判決。這些規定，方便了當事人，也保證了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的一致性、公正性和嚴肅性。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被侵權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對於假冒他人的注冊商標，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對於假冒注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下有斯徒刑或者拘役，可以並處或者單獨處以罰金；對於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對於企業事業單位犯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於國家工作人員故意包庇假冒注冊商標犯罪或者執法人員徇私枉法，規定追究其瀆職罪。
中國的著作權法規定，對於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表其作品的；未經合作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的；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各種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規定支付報酬的；以及未經表演者許可，從現場直播其表演等侵權行為，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對剽竊、抄襲他人作品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等侵權行為，根據情況，應承擔民事責任，並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給予沒收非法所得、罰款等行政處分，對於侵犯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的行為，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對於那些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侵害著作權人及其他權利人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可以根據有關法律，對侵權犯罪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
隨著中國保護知識產權法律的實施，知識產權在中國得到有效的保護，對於鼓勵發明創造和創作及公平競爭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對商標注冊專用權的保護，促使中外廠商在中國注冊的商標數量迅速增加。截止1993年底，在中國的有效注冊商標達41萬余件。其中，國內注冊商標35萬余件，來自67個國家和地區的注冊商標近6萬件。以美國為例，1979年前，在中國注冊的商標僅122件，到1993年達到16221件，增加了100多倍。1993年中國商標年申請量達17萬件，其中新商標注冊申請達13萬余件，已躍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國的專利法極大地鼓勵了本國的發明創造，同時也有力地鼓勵了外來的專利申請。1985年4月1日，專利法實施的首日就受理專利申請3455件。到1993年底，中國專利局累計受理專利申請36萬多件。其中，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分別佔27.5%、62.8%和9.7%；國內申請佔86.4%，外來申請佔13.6%，分別來自於70個國家和地區。截止1993年底，已累計批准17.5萬件專利。其中，發明專利2萬多件，實用新型專利13萬多件，外觀設計專利2萬多件。
三、中國具有完備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體系
中國不僅制定了一整套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在執法方面也是嚴肅公正的，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中國在執行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首先歸因於知識產權法律中規定了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途徑與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
1.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途徑在中國，享有知識產權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享受切實有效的司法保護。
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嚴肅執法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人民法院進行審判活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按照實體法和程序法辦案，實行合議、迴避、公開審判、兩審終審和審判監督等制度，依法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檢察院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保證審判活動的公開性、公正性和嚴肅性。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組織，完善審判制度，是人民法院正確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切實依法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保障。鑒於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強、技術含量高的特點，一些省份和直轄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福建省、海南省等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實際需要，自1992年以來，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各經濟特區以及北京市、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也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在有關的審判庭里設立了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合議庭。這樣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案，有利於保證執法的統一性，有利於積累經驗，提高知識產權案件的司法水平。
隨著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的實施和司法保護力量的不斷加強，各級人民法院受理和及時審結了一大批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據統計，1986年至1993年底，全國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識產權民事糾份案3505件，其中著件權案1168件；專利權案1783件；商標權案554件。人民法院通過對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審理，依法保護了中外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例如，「鑽孔壓降成樁法」發明專利的發明人訴北京市地鐵地基工程公司發明專利權屬糾紛。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該項發明不屬於專利法規定的職務發明，判決「鑽孔壓降成樁法」發明專利權歸發明人所有。又如，香港山頓國際有限公司訴深圳華達電子有限公司侵犯商標專用權糾紛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原告在中國大陸申請注冊的「SENDON」商標受法律保護；被告未經商標注冊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SENDON」商標構成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判決被告賠償原告468314.4元。
知識產權是一項重要的民事權利，對於民事侵權行為，人民法院除可以依法責令侵權人承但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外，還可依法對行為人給予必要的沒收非法所得、罰款、拘留等制裁。
對那些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擾亂經濟秩序，構成犯罪的，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於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的知識產權刑事犯罪案件，只要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假冒他人商標或專利，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及時准確地予以懲處。據統計，1992年至1993年，人民法院受理假冒商標刑事案743件，審結731件，判處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事處分的共566人。廣東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對假冒美國美孚石油公司「MOBIL」商標的5名責任人除依法處以罰金外，還分別判處被告1至2年半的有期徒刑。這充分表明中國人民法院依法懲治犯罪，保護知識產權的堅定立場。
依據中國行政訴訟法，人民法院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因不服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處理的知識產權糾紛決定提起的行政訴訟，有責任進行審理，並依法作出維持、撤銷或變更行政決定的判決。
人民法院審理涉外知識產權糾紛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加入或締結的有關國際公約，堅持在適用法律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和對等原則，為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美國好富頓公司訴深圳市海聯化工有限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在查明被告的侵權事實，確認其應承但侵權責任的基礎上，經調解，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被告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賠償其經濟損失13萬元。同時，法院還對被告的違法行為作出罰款的民事制裁決定，該案從受理到結案僅用10天時間，受到了美方當事人的好評。美國好富頓公司將寫有「中國法律公正，法官辦案快速」的錦旗送到法院。
近幾年來，人民法院為提高司法水平，採取了許多有力措施，使辦案質量和效率都得到較快提高。為了擴大辦案的影響，人民法院注意選擇典型案件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宣傳報道，以案講法，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維護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2.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除按國際慣例採取司法途徑外，從中國現實的國情出發，中國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中都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
根據專利法的規定，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專利管理機關。目前，中國地方設立的專利管理機關有50多個，國務院各部門設立的專利管理機關有20多個。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設立了國家版權局和地方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商標管理實行中央統一注冊，地方分級管理的原則，從中央到省、市、地、縣級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內設商標管理機構，縣以下還設有工商行政管理所。全國商標管理專職人員7000多，兼職人員達30萬。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依據法律規定的職權，維護知識產權以法律秩序，鼓勵公平競爭，調解糾紛，查處知識產權的侵權案件，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程序簡便，立案迅速，查處速度快，辦案效率高。這對於權利所有人來說是極為有利的。中國專利管理機關對提出的專利侵權申訴均認真對待，及時依法處理。
著作權法1991年6月施行後，到1993年底，中國各地方的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已查處了非法復制音像製品、非法復制圖書等方面的侵權行為150多起，收繳銷毀了侵權復製品，並對侵權者作出了行政處罰。1994年，中國政府組織有關部門對激光唱盤復錄生產中的非法復制和圖書出版中的非法復印進行了嚴厲打擊。4月，廣東省版權、文化、廣播影視、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門聯合組織了大規模的突擊清查非法激光唱盤等音像製品行動。其後，上海、江蘇、湖南等地也相繼採取了類似的清查行動。這些行動，狠狠地打擊了生產銷售盜版製品活動。同時，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採取措施，對激光唱盤生產加工企業的設立加強管理，對其生產加工活動依法進行監督。
中國商標法實施10餘年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查處了商標侵權假冒案13萬件。其中，包括一大批大案，如「中華」卷煙，「永久」、「鳳凰」、「飛鴿」自行車，「貴州茅台」酒，「新開河」人參等商標侵權假冒案件，有效地保護了商標注冊人的合法權益。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加入或締結的有關國際公約，堅持在適用法律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和對等原則，依法對外國人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例如，浙江省專利管理機關就一起外國人提出的打火打專利侵權案件進行了公正處理，責令廠家停止侵權行為和賠償損失。國家版權局查處了福建、廣東等地十幾家工藝美術品廠仿製外國公司玩具造型案、江蘇一家電子工業公司翻版生產激光唱盤案。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法查處了諸如「TDK」、「TOSHIBA」、「SONY」、「IBM」、「3M」、「ESSO」、「P&G」、「海飛絲」、「小天才」、「飛利浦」等3000多件涉外商標侵權案件。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在處理的涉外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依照職權主動查處的案件佔有很大的比例。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肩負維護經濟秩序的職責，可以主動對市場進行檢查，有效保護了商標注冊人的權益。如廣東省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1988年以來共查處涉美侵權案301件。在這301件商標侵權案中，有三分之一是美方當事人投訴的，大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市場檢查中發現的或消費者檢舉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秉公執法，堅決維護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贏得了許多外資或中外合資企業的贊揚。他們將綉(刻)有「清政廉潔，執法如山」、「秉公執法，扶正滅邪」、秉公辦理，保駕護航」、「公正嚴明，偽冒剋星」、「執法嚴明，大公無私」的錦旗、金匾等贈送給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稱贊辦案人員「工作認真，行動果敢」、「辦案速度之快。
4、中國有哪些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分別是哪年頒布的
《專利法》1984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08年修訂的版本。（實施細則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審查指南有效的是2009年版本，另有1997年《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及其2007年版的實施細則）
《著作權法》1990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10年修訂的版本。（實施條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另有2001年頒布的《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以及2006年頒布的《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
《商標法》1982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01年修訂的版本。（實施條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商標評審規則有效的是2005年版本）
《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頒布，沒有修訂過。
能想到的就是這些，沒有將司法解釋列出。
5、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是干什麼的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國務院頒布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由中國作家協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12家著作權人比較集中的單位和陳建功等500多位我國各領域著名的著作權人共同發起，並於2008年10月24日在北京成立。協會是以維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為宗旨，從事著作權服務、保護和管理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已獲得國家版權局正式頒發的《著作權集體管理許可證》，是我國唯一的文字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
1.團體成員
中國作家協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版權協會、中國版權保護中心。
2.協會職能
對文字著作權集體管理進行宣傳； 對會員及文字作品的登記、管理； 依法收取使用者交納的使用費，並發放許可證； 定期向權利人分配使用費； 承擔教科書和報刊轉載文字作品等「法定許可」著作權使用費的收轉工作； 對侵犯會員文字著作權的行為提出法律意見； 與海外同類組織簽約，可代為管理和行使海外文字作品在中國大陸地區的著作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