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國際公約論文

1、大學經濟法保護知識產權論文800字 在線等

摘要：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技術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知識產品的使用許可協議因其獨占的特徵而可能成為損害競爭的威脅。因此，司法實踐中出現了針對技術所有者的反壟斷訴訟。本文從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利益沖突入手，分析了兩者的立法宗旨及其共同協調發展的平衡原則。
關鍵字：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法，利益沖突，平衡原則

一、微軟公司案件

1 、關於Windows 系統的反壟斷訴訟

美國微軟公司研發的Windows 操作系統在全球市場佔90％以上的份額。1998年5 月18日，美國聯邦政府司法部與20個州的總檢察官對微軟提出反壟斷訴訟，控告微軟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妨礙其他軟體商與其進行正當競爭。2000年4 月3 日，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做出判決。認定微軟通過捆綁銷售，將IE瀏覽器強加給用戶，在Windows 操作系統中安裝了源代碼，排斥了競爭對手。[1]

2 、第一屏條款的爭論

「第一屏條款」（the first screen provision）是微軟公司同電腦設備生產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在許可合同中規定：要求已經安裝Windows 操作系統的用戶最初啟動計算機時，屏幕上必須顯示關於Windows 統一特徵的（如圖標、圖標的設計風格和尺寸等）畫面。原告稱微軟通過「第一屏條款」濫用了其對Windows 操作系統軟體的獨占權利而損害了設備生產商、消費者、其它軟體生產者的利益。[2]

在這兩個不同的案件中，作為原告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認為微軟公司濫用了Windows 系統在計算機操作系統市場的優勢地位，損害了其他競爭對手和整個市場的長遠利益。而微軟公司則堅持自己的權利受知識產權的合法保護。這反映了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獨占性這兩種法律價值的沖突，是否有一個更好的平衡方法呢，也就是說，在反壟斷的視野中，如何能夠體現知識產權的價值保護？

二、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的利益沖突

1 、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 給權利人以充分保護

知識產權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無形性、專有性、地域性、實踐性、可復制性五個方面。以本文關注的角度來看，對市場競爭最有影響的就是其專有性。「專有性揭示的是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絕對權和支配權所具有的壟斷性或排他性。」[3]

就微軟案件來說，因為知識產權的專有性，版權的所有者微軟公司就擁有了對Windows 操作系統使用的獨占性的權利，這是從權利的來源說。在權利的行使方面，由於知識產權以推動社會進步的技術成果為保護對象，因此，大部分的權利人會通過使用許可協議來使其成果社會化。[4] 在這種技術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驅使下，法律賦予權利所有者以特權，即通過合法交易成為獨占者。這種「獨占性權利」

的行使所獲得的價格和合同與在充滿競爭的市場條件下的獲得是不同的。知識產品一旦被知識產權制度所保護，就意味著排除他人同樣的行為。因此，知識產權最終與「非通過競爭而獲取的獨占」地位聯系起來。[5]

所以，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可能會被權利人濫用，進而破壞技術的傳播和創新。

例如，利用知識產權形成經濟聯合，限制其他競爭者的進入；獲取技術市場上的優勢地位；或者在許可使用合同中不合理的對被許可人漫天要價，對到期合同之後的技術使用進行限制或者通過索取高價來變相延長合同的期限……這些行為無疑已經偏離了知識產權推動社會進步的本意，也正因為這樣，處於相對方的其他競爭者只得藉助反壟斷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2 、反壟斷法的立法宗旨- 保護市場競爭結構的穩定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最為重要的機制就是競爭機制，一旦競爭機制被扭曲，市場就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市場秩序和市場結構就會遭到破壞。源於自由競爭的壟斷就是扭曲競爭機制的重要力量。但是，市場機制本身並不具有維護公平競爭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保護競爭機制的法律制度體系。制定反壟斷法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和促進交易公平，以實現充分、有效的競爭。

對於建立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來說，反壟斷法反對壟斷，反對限制競爭，反對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維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6] 在法律層面上，壟斷是行為和狀態的規定性。壟斷首先是一種行為的規定性，反壟斷法關注的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只要該行為的目的是限制競爭，都將受到法律制裁。壟斷也是一種狀態的規定性，它關注市場的集中度，壟斷狀態實質上是市場已達到或超過法律所界定的企業集中度的下限。因此，即使沒有明顯的壟斷行為，政府有關部門也可以採取法律行動，變壟斷行為為競爭狀態，壟斷狀態本身成為國家強制力的介入點。

[7]

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反壟斷法的「社會本位」使它成為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憲法」，承擔起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重任。雖然大多數情況反壟斷法和其相關政策是通過國家公權力實現，但反壟斷法自身卻是以自由競爭的最佳狀態為實現目標。因此，市場經濟離不開反壟斷法。

3 、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利益沖突

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利益沖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一、競爭政策關注短期效率分配或長期效率的程度。如果關注短期利益，則會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行為較為寬容，而如果是注重長遠發展則會較為嚴格的限制其權利的行使；

二、市場支配地位是否是因為知識產權而取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知識產權權利必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范；三、知識產權自身的經濟特性（邊際成本很低並容易被盜用）。這一點說明在用反壟斷法來分析許可協議條款時，也要注意權利人行使權利的合理性；四、許可協議是否應該被認定為橫向或縱向限制競爭的協議。[8]

在本文列舉的兩類有關微軟公司的案件中，原告無一例外的認為微軟公司藉助對Windows 操作系統許可使用權的獨占，破壞了他們的「競爭權」，因此，應該由反壟斷法對微軟的行為加以制裁。其中最主要問題是：對於知識產權法特別是版權法中最為核心的商業性為- 許可他人使用被保護的作品究竟應該適用怎樣的法律原則。誠然，在技術已經成為市場競爭力核心因素的今天，知識產品所有人獨占權的保護范圍已經越來越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如果在契約自由的理念下，完全保護個人的知識產權，就會更多的「微軟」案件發生。而如果用反壟斷的利刃劈開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對於技術所有人來說，就無疑陷入了一種「無法可依」的危機感，甚至喪失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導致加重社會發展成本。簡而言之，一個是反對獨占而另一個是授予獨占。[9] 對於這樣的問題，司法實踐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理論中也沒有定論。

三、如何實現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協調發展

1 、反壟斷法的合理原則

反壟斷法的意義在於塑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結構，使競爭主體可以展開公平競爭，從而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出於對公共利益的尊重，它呈現出靈活性，不同時期對同一性質的行為態度不同，這是一國之內；而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保護本國的知識產權也就是保護本國的商業利益，這時反壟斷法又會支持知識產品的獨占性。總之，反壟斷法背後的標准就是經濟發展需要，從國內市場來說，是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范圍內，就是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面對形形色色的競爭行為，世界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基本都確立了「合理原則」。[10]根據合理原則，反壟斷法並不是禁止所有的經濟聯合，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夠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合並。因此，將合理原則作為反壟斷法的基本原則，可以使反壟斷法更好地適應復雜的經濟情況，避免機械的執法可能對正常經濟活動造成的消極影響。[11]

在知識產權的反壟斷規范中，「合理原則」也同樣適用。因此，有幾個基本的原則不容忽視：首先，不能認為是知識產權導致了市場支配地位；壟斷源於競爭制度而非知識產權制度。社會的進步和創新是知識產權的本意，所以，並非知識產權的每一種制度都要適用反壟斷法。其次，競爭政策應承認知識產權法體系下認可的權利；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護技術創新者的熱情。最後，盡管存在一些限制競爭的協議，但如果這種協議比沒有協議更能促進競爭，則它也是可以容忍的；在沒有許可協議的情況下，很可能因為沒有任何規定而導致效率的混亂，而且沒有許可協議這種推廣方式，技術成果的社會化也就成為空談了。[12]這三個原則表明在處理此類問題時，承認知識產權的基本調整是基礎，進而再與反壟斷法銜接。

2 、知識產權法的利益平衡觀

從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因為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問題已經越來越引起法律界的關注。實踐中，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 之後，圍繞知識產權的訴訟不斷增多，在全球貿易一體化的今天，知識產權和國內國際經濟發展相關聯是法學研究無法迴避的問題。特別是在技術許可中，隨著專利申請數量的增多和保護范圍擴大，許多企業和研究機構陷入一種尷尬處境，本來可以自由使用的技術落入他人的專利保護范圍，成為進一步開發研究和生產經營的障礙。甚至鼓勵創新的專利制度成為某些人惡意設置「訴訟陷阱」的工具，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例如一台DVD ，從部件到零件，其有效專利達1500件之多。我國的生產商要想順利的將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首先要獲得外國專利權人的許可，並要支付相當的費用。

面對這樣的情況，世界各國逐漸認識到必須本著既有利於刺激知識產品的創造又有利於知識產品被公眾接近、利用的原則做出具體的制度安排。平衡知識產權人的私權利益與公共利益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基石。[13]因此，在知識產權自身的體系中，有很多針對性的規定來協調公共利益。如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專利權中的強制許可。最重要的是，知識財產的保護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產品進入公有領域，就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所以，從根本上來說，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都著眼於社會的長遠發展。
3 、平衡原則- 協調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基本原則

雖然從我國目前看來，把知識產權領域的問題納入反壟斷的案件並不多，相關司法實踐也沒有統一標准，但其實二者的沖突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會引起競爭的失衡進而被反壟斷法所不容，其次，反壟斷法事無巨細的前後審查又會破壞競爭主體意思自治和創新積極性。所以，要尋找一個恰當的標准，就是以競爭利益最大化來進行個案分析，在合同雙方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尋找到平衡點。筆者認為這一標准並非可以通過法律明確具體的規定來確立，而基本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我評價和法官的個案認定。

第一，首先明確知識產品的管理更多需要由合同法和知識產權法來規范，以保證個人意志和社會創新。「許可使用應該使版權所有者獲益：這是設計版權法和合同法的部分原因。在市場上的成功並不能剝奪一個公司通過版權法和合同法的獲益。」[14]因此，反壟斷並不是反對大企業。大企業由於創新和技術進步形成的壟斷不是真正的壟斷，創業利潤中包含的壟斷盈利可以看作是成功者的獎金。

這種具有「技術意義上的壟斷」的企業由於一方面要同原有技術和產品的企業競爭，另一方面受到潛在競爭的威脅，因此實際上仍處於競爭之中。[15]

這段話說明，壟斷地位的形成並不一定是消除競爭，壟斷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就要更加努力的改進技術降低成本。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消費者將會最終受益。這一點從IT行業的發展就可以得到證明。

另外，合同法的角度來看，反壟斷法是對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種矯正。

這種矯正應該是發生在明顯不公平的情況，例如一方利用其優勢地位強加給另一方不合理的義務或價格，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超出了正常競爭可以接受的界限，這才是反壟斷法發揮作用的空間。在微軟與電腦設備生產商的「第一屏」條款中，微軟公司並沒有對「第一屏」的畫面設置和顯示做出過分不合理的約束，也沒有限制製造商、消費者對「第一屏」之後畫面重新設計。正如COPYRIGHT ，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一文中作者的觀點，在合同自治的原則下，許可協議不可能僅僅保護許可人的利益。整體看來，許可使用合同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因為雙方的利益平衡必然會反映到合同的價格上。取得的權利越多，支付的價格也就越高。德國的瓦爾特？歐根說：契約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沒有來自家庭和企業經濟計劃的個人的自由契約，就不可能有通過完全競爭來對日常經濟過程的調節」。[16]而且，這種「第一屏」條款可以通過降低培訓成本、進行質量控制、明確商標標識等方面的作用使消費者得到穩定、低廉的服務，最終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實現社會利益的增加。在「合理原則」的基礎上，可以認為「第一屏」條款並不是完全權利濫用的結果。如果一定要將反壟斷的審查引入此條款，就會破壞合同的合意，破壞在競爭環境中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進而會付出損害社會技術進步的代價，這是反壟斷法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因此，用經濟學的方法具體分析合同條款，權衡多方利益，才能找到反壟斷法的作用空間。

第二，反壟斷法不能完全退出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只要這種「保護」成為破壞競爭的保護傘，反壟斷法就應責無旁貸的對此加以規范，以確保競爭結構的健康發展。

事實表明，契約自由有時不能保護市場供求雙方的競爭，甚至可以用來消除競爭，卡特爾和其他壟斷組織的建立就是例證。企業利用契約自由來建立壟斷組織，壟斷組織又用契約自由導致強制性的契約。「契約自由」常常成為壟斷集團證明他們受到法律保護和享有相應權利的籍口。[17]正因為傳統知識產權法、合同法對於意思自治的過分推崇，才使權利濫用有可能成為合法現象。在知識產權法中，法律賦予了權利人的特權，給知識產品的收益劃定了一個閉合空間，只能由權利人獨享，自然引發和社會其他利益主體的矛盾。

正如本文開頭的第一個案例，美國和歐洲的法院針對反壟斷訴訟，分別認定微軟公司的行為違反了反壟斷法，做出了不利於微軟公司的判決。從這樣的事實可以看出，反壟斷法面對知識產權領域的獨占現象，是完全有理由介入並進行規范的。這是因為反壟斷的性質決定。因此，盡管有「排他性」的「私權」壁壘，又有合同自由的說辭，但從社會長遠利益出發，還是應該承認反壟斷法介入的合理性。

第三，本文的結論是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不再單純地將知識產權作為壟斷豁免之列，而是在保護知識產權與防止權利人濫用權利方面尋求一個平衡點；對於與知識產權有關的限制競爭行為也應列入反壟斷規制的范圍中。在對一家公司進行反壟斷時考慮的已不只是規模，更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利用自身規模來限制競爭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18]

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在Dell公司案件中表達的看法：「客觀的格式標准，通過公正的過程被認可，有一種『實質上促進競爭的優點』。通過設定標准，可以提高產品的適用性，進而增加消費者的選擇，還可以通過投入及經濟指標的標准化來降低生產成本。使新的進入者可以根據當前標准生產產品，降低市場准入障礙……」？？？？總體看來，知識產權和競爭政策都關注技術進步和消費者的最終利益。企業希望進行技術改造但至少要防止搭便車行為，所以知識產權保護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場主體只有在面對競爭時才有充分的動力進行改造，因此營造一個良性競爭的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所以要平衡不斷加劇的競爭和進一步技術改造之間的利益。面對經濟生活的復雜性，法律不同領域之間的交叉問題越來越普遍，這時就需要我們正確把握不同部門法的立法深意，推進社會的整體利益發展。

注釋：

[1]2000 年6 月微軟公司提起上訴，上訴法院做出判決，基本確認了微軟採用反競爭手段維持其在電腦操作系統軟體上的壟斷地位，但否定了初審法院試圖將壟斷地位擴展到瀏覽器軟體領域的判決。11月6 日，微軟與司法部和原告中的9 個州和解。由於和本文論述關系不大，故不作詳細介紹。徐傑、時建中主編《經濟法概論案例教程》第204 頁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資料來源：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網站 www.ssrn.com

[2] 劉平周詳《知識產權與物權比較研究》載於《知識產權》2003年第4 期

[3] 「In keeping with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e right law ，right owners are given great freedom i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o license their procts. After all ， the value of the right is the ability of the right owner to set terms expected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licensing.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4] 筆者並不否認，知識產權的「獨占性」是有期限並且受合理使用的限制。

因此，此處討論的獨占也是相對的而並沒有過於偏激的意思。本文全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識產權的制度基礎之上，並不是對知識產權本身的質疑，而主要是從反壟斷角度和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一些思考。同時，我也並不否認，知識產權取得的最初，也是在市場公平競爭的情況下權利人創造性的勞動的結果。

[5] 「有效競爭」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目標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競爭被視為實現整體經濟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手段，提出這種模式是為了建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市場結構。作為法律上可操作的目標模式，關鍵是如何確立一個標准，以評價市場上的競爭是有效競爭。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建立有效競爭的目標模式主要是從規范競爭性市場結構出發。按照德國康森巴赫的理論，優化的市場結構，市場上要有多個競爭者，他們的商品有適度的差異性，且市場的透明度高。王曉曄：《競爭法研究》出版社99年版第73－90頁

[6] 劉寧元司平平林燕萍：《國際反壟斷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 月版第7 －9 頁

[7] 「To the extent there has been a perceived conflict ， however，it seems to stem from four principal areas of uncertainty ：（a ）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etitio policy is about short-ru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r 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b ） whether market power sh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IPR ，（c ） certain distinctiv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PRs ， and（d ） whether a particular contract， license，or merg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http://www.oecd.org/daf/ccp

[8] 「Discussion of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equently observes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monopoly ， while the latter confers monopoly rights.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9] 「合理原則」、「本身違法原則」是反壟斷法的兩個基本原則。

「本身違法」適用於那些已經被確定為不合理地限制了貿易的行為，因而只看是否有行為的存在，無需對行為產生的原因和後果進行調查。一般適用於法律明確規定的情形下，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限制競爭協議等。「合理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某些行為構成了對競爭的限制，但又不能適用本身違法原則。是否構成違法須在慎重考察企業行為的意圖、行為方式以及行為後果之後，才能做出判斷。

[10]「Normal competition law， applied under a rule of reason standard，seems entirely adequat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o 「

and anticompetitive tying in cases where the requisite market power is conferred through IPR.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DAFFE/DLP （98）18

[12]馮曉青《利益平衡論：知識產權法的理論基礎》載於《知識產權》

[14]劉兵勇《試論反壟斷的理論基礎》載於《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

[15]劉兵勇《試論反壟斷的理論基礎》載於《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

[16]劉兵勇《試論反壟斷的理論基礎》載於《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

[17]馬洪雨《從「微軟」案看反壟斷法的發展趨勢- 兼論給中國反壟斷立法的幾點啟示》載於《蘭州商學院學報》2001年第4 期

2、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什麼發展水平

你好：
是國家綜合實力的一個體現，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根據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指數,中國在亞洲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好於印尼;根據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數,該法律指數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中國在195個國家中排名95位,低於世界均勻水平。理論上講,在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地區,企業的研發投資意願應該不強。但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中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發大國」——根據世界經合組織報告,2006年中國企業的研發用度總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間中國企業研發用度增長率世界第一;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調查統計,中國超過所有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上主要跨國公司進行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在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國家裡,如何實現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是否中國企業與眾不同,他們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來保護其先進技術和創新產品?還是存在其他可以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支持中國企業的研發活動呢?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兩大題目。為回答第一個題目,我們通過跨省比較分析來考察各省知識產權保護執法狀況的不同是否影響各省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以及研發產出。研究發現:(1)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較強的省份,高科技企業更可能獲得各類外部融資:外部債務融資、非正式金融機構債務融資和外部股權融資,他們也更願意將更大比例的資金投進到研發活動中,並開發出更多的專利技術和新產品。(2)固然我們上述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執法力度與高科技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否存在一個被我們所忽略的因素,不僅進步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進步了高科技企業發展水平,從而導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偽相關」呢?對於這一題目,假如我們發掘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的作用機制,那麼顯然二者的關系就是因果關系而非「偽相關」。作者設計實證檢驗並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產生影響的: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技術輕易被競爭者仿製和盜取的「外部性題目」;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因擔心研發項目信息被泄露而不願向外部投資者表露信息,從而融資困難的「信息不對稱題目」;第三,知識產權保護還可以減少中外合資企業的「代理題目」——中方股東很可能將外方股東所提供的先進技術挪為他用,致使後者不願向合資企業轉讓技術。上述研究結果對本文的第一個題目作出了回答:知識產權保護對國內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起作用,其總體水平仍然落後,外資高科技企業似乎不該將中國作為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由於與國內企業不同,外資企業是可以選擇到其他知識產權保護較強的國家進行研發投資的。因此作者推斷: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到中國進行研發投資的作用。我們以為社會資本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替換機制。社會資本在經濟學領域的經典定義來自LLSV(1997):「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合作傾向,也就是說,在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傾向於通過合作來獲得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計導致『囚徒困境式\'無效率的結果。」Knack和Keefer(1997)則進一步誇大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互信、社會公德、和團隊精神。基於世界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LLSV(1997)發現中國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則進一步指出:與西方不同,中國較高的社會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企業主的進一步問卷調查結果還表明:100%的企業主以為假如企業破產了,那麼經濟上的任何損失都比不上信用和聲譽的損失來得重要。可見,取信用在中國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假如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很高,人民的誠信度和公德心很強,那麼即使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不完善,該國人民也較不可能往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所以社會資本可以作為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重要機制。為檢驗這一機制,我們考察了各省社會資本水平差異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我們的主要研究結論是:(1)在控制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保護水平,政府廉潔程度,金融發展水平,同行業密集度,上、下***業密集度,基礎設施建設,薪酬水平,人力資源豐富程度,政策優惠啞變數之後,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省份更輕易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進駐。而且在社會資本較高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也更願意與當地企業組成合資企業,並且研發投資意願較強。(2)在高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逐年進步;相反地,在低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卻是逐年下降的。這一結果與我們的理論猜測相一致,說明外資高科技企業對當地社會資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積累經驗,並對當地人的誠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應。這些結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個題目: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社會資本可以起到了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此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我們還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地區)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中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我們得到如下研究結論:(1)假如外資高科技企業是來自於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麼他們將更重視合作夥伴和員工的誠信程度,因此他們會選擇到社會資本比較高的地區進行研發投資。(2)假如外資高科技企業來自於中國文化背景差異很大的國家和地區,由於較大的文化差異使外商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非常陌生,因此為減少風險他們也將選擇在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省份進行投資。(3)來自風險迴避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其投資決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靠於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的高低。(4)對比其他國家的外商投資者,具有華人血緣關系的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對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依靠程度較低,由於他們可以利用其他機制,例如基於關系與聲譽的治理機制,來應對當地人的不誠信行為。(5)歷史上曾經交戰的雙方仍然很難忘記仇恨,歷史上與中國交戰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更不可能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也更不願意在中國從事研發活動。鴉片戰爭以來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交戰次數每增加一次,兩國投資者建立合資企業的概率就減少3.2%,來自這些國家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的研發強度減少0.6%。這些研究結果從多方面拓展了「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全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章導論。主要先容論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體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題目、研究思路、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的改進與創新等。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知識產權保護與公司財務」,「社會資本與公司財務」都是交叉學科領域,目前該領域的文獻未幾,作者綜合運用經濟學、財務學、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具體分析闡述知識產權保護及社會資本對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研發產出、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等財務決策的作用機制。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先容中國現行的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以及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各省知識產權執法狀況的差異;最後我們分析了世界各國(地區)社會資本水平以及中國各省的社會資本水平的差異。第四章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具體檢驗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投融資決策的三大作用機制。第五章是研究社會資本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選擇的影響,接著作者討論了外資高科技企業來源國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第六章是對論文研究成果的總結,包括研究結論與啟示。本研究的主要改進與創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題目。假如要研究這個題目,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數據能比中國的數佔有說服力,由於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之差,而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快,無「國」能出其右。中國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下又快又好地發展高科技產業,這一題目為眾人所困惑,也為世界所矚目。本文利用了中國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間中國所有高科技企業的資料庫,對這一題目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證上首次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率先指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換機制,在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可為中國政府制定高科技產業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規劃和制度建設提供一個決策依據,而且也有助於其他國家了解和鑒戒中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經驗。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將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引進公司財務研究領域的論文

3、高分求關於知識產權法的論文

論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內容摘要: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則,而且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與規范之中。它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體現了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將該原則確立為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原則具有其正當性。該原則具有重要功能,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進行正確分析和定位,能夠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應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關鍵詞: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正當性/制度創新

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新型類型之一。知識產權的確認和產生有賴於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在知識產權立法中,遵循著一項重要的方法性原則,即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沒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權利那樣實行意思自治原則,而是充分地實行著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這是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具有充分的根據,而且具有其正當性。

一、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內容（為了論述方便,本文中「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中的「法」以及「知識產權立法」屬於廣義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內立法,也包括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等）

綜觀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立法的一個共同規律是始終貫穿著知識產權法定的原則。該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點之一,並通過知識產權規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體現。

（一）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

從一般意義上說,「知識是關於一切新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體知識的一般抽象形式」[1]。對於知識產權的內涵和外延,理論界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鄭成思教授認為,知識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可以包括一切人類智力創作的成果；狹義的知識產權包括工業產權和版權兩部分；詳見鄭成思:《知識產權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頁。也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勞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詳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1—4頁。）盡管如此,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界定,這已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共性所在。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都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規定,以此表現一個國家對本國保護知識產權所持的態度以及所確定的不同保護范圍,或者用以表現參與締結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的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所持的共同態度或者確認的共同標准。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即一國國內或者國際上的知識產權內涵和類型都由知識產權立法予以直接規定,當事人不得自行約定知識產權的內涵,也不得自行創設知識產權的類型。

（二）知識產權關系的構成法定

知識產權關系由主體、客體和內容構成。知識產權立法,無論是採用國際公約、條約的形式,還是採用國內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單行法形式（如我國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等）,對構成知識產權關系的三要素都會予以明確規定。具體來說:其一,知識產權的主體法定。知識產權立法一般都對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資格和條件予以明確規定,不是一切民事主體都可以成為知識產權的主體,一般說來（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原始主體而言）,只有實施智力勞動並取得創造性智力成果的主體,才能成為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其二,知識產權的客體法定。一定時期內存在於社會中的知識產品類型及其總量極其繁多,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產品都能被納入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之內。為此,就需要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予以選擇,劃定知識產權客體的范圍。其三,知識產權的內容法定。知識產權的內容包括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兩方面。但具體說來,知識產權立法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內容。

（三）知識產權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轉讓等法定

首先,知識產權立法的價值在於推動知識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增進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此,其對促進和推動各種知識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規定；其次,知識產權立法在賦予知識產權主體以知識產權的同時,也基於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慮,而對知識產權給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強制許可使用等限制；我國《專利法》規定的強制許可（包括防止專利權濫用的強制許可、為公共利益目的的強制許可、交叉強制許可）、不視為侵犯專利權行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為了實現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干預和管理,維護經濟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利的轉讓條件、程序都予以規定。

（四）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法定

其一,知識產權的受保護條件和程序法定。並不是一切知識或者知識產品都能夠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知識產權立法對其所保護的知識或者知識產品的類型和范圍都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和程序。知識產品只有符合法定保護條件並履行相應的程序時,才能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其二,知識產權受保護的地域范圍法定。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一般規定,在一國賦予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受該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而對超出該國領域范圍的知識產品不予保護,並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原則。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的規定,則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法定。知識產權立法對各種受保護的知識產品都規定了特定的保護期限。對於在法定保護期限內的知識產權給予保護,而對於超過法定保護期限的知識產權不給予保護。其四,知識產權的救濟制度法定。知識產權立法為了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保護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充分規定。如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類型法定、侵犯知識產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責任類型法定、不同類型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承擔方式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法定,等等。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和規范之中。可以說,在民事權利體系中,沒有其他類型的民事權利像知識產權這樣能夠將權利法定原則體現得如此徹底,運用得如此充分。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色之一,並成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則。由此也使其確立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成為必要。

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正當性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則,又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所謂方法性原則,即為了科學、完整地表述知識產權立法內容而採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則。方法性原則不僅涉及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識產權的立法技術,是准確表述知識產權制度內容而採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基於實現對知識產品保護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據和正當性。

（一）知識產品「天然」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保護的前提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其一,知識產品具有無形性。知識產品是一種知識形態的精神產品,其存在不表現為一定的外在形體,不佔有一定的空間。由此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們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不是一種實在而具體的控制」[2],即不是一種事實上的實際控制。一項知識產品「可以為若干主體同時佔有,被他們共同使用。知識產品一旦傳播,即可能為第三人通過非法途徑所『佔有』」[3]。法律對民事權利予以保護的條件之一是該權利客體應具有排他性。權利客體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確保權利人能夠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該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並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識產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況下,要實現對知識產品的法律保護,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強制性而使知識產品具有排他性。正是從此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賦予當事人對一部分知識財富有權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

其二,知識產品具有源自其無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識產品的無形性,導致難以確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進而使知識產品的創造人無法實現其利益,無法依靠自身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知識產品的無形性決定了「它的保護范圍無法依其本身來確定,而要求相關法律給予特別的規定。在限定的保護范圍內,權利人對自己的知識產品可以行使各種專有權利」[5]。因此,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明確界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為界定的一個無形的利益邊界」[6],「是由法律強行為權利人劃出一道無形的邊界」[7],為知識產權的創造人實現其利益提供條件,並依此確定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范圍,防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發生。

（二）知識產品的社會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進行保護的必要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品具有源自於知識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識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產的知識成果,容易擴散或者溢出進入社會公共領域,成為社會所公有的知識的性質。知識的外部正效果能夠給知識的非產權所有者帶來巨大的潛在利益」[8],知識的外部性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外部性。而知識產品具有的外部性,決定了「通過私人手段很難控制,即具有難以控制的特性」[9]。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克服知識產品的外部性弊端,賦予知識產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賦予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或者相關的特定主體享有對於知識產品的壟斷性權利或者享有基於知識產品而壟斷市場資源的權利,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賦予知識產品以財產屬性或商品屬性所必需的

一種標的要成為一種財產,一種利益或者權利要成為一種財產權,應具備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個條件。[10]而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三個條件都須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予以賦予。其一,知識產品的有用性須由法律加以確認。一般說來,知識產品對其創造人、對他人具有價值性和可使用性,但為了更加體現出他人對知識產品創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對知識產品的有用性加以強調；其二,知識產品的稀缺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品本來具有源自於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識產品在使用過程中,不具有物質損耗性,不會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載體」[11],知識產品「永遠不會因為不斷使用而減少,反而會越來越完善,越積累越多,是永恆資源」[12]。「知識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後,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識產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這種非稀缺性的客觀存在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本人無法實現對知識產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護。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具有「依賴於人工的、自我創造的稀缺」[14]性,以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其三,知識產品的可界定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於使知識產品具有可界定性,成為人們可以擁有、願意擁有的財產。」[15]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必備條件,進而使知識產權具備了成為財產權的必備條件。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功能

確立知識產權法定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功能。

（一）有利於實現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戰略

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是為了充分鼓勵人們進行知識產品的生產和創新,增長社會財富,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應從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知識產權保護的戰略意義,對此,我國已於2005年6月正式啟動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基於此,應通過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將一切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和戰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為法律制度而獲得普遍遵守的效力,並以此推動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現。

（二）更加強化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知識產品的特點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自己難於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只能依賴於國家的保護,即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國家有著極強的依賴性。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表明,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取決於國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識產權制度中蘊含著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傾斜。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居於核心地位。國家有效的扶持、鼓勵措施有利於提高我國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國家的強制力能夠為之提供堅強的後盾。因此,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更加充分發揮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從而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最大效益。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知識是資源、是資本、是財富。」[16]知識產品同時又是知識商品,「知識產權是指知識商品的產權」[17]。「知識經濟的精髓在於把知識變成財富。」[18]知識產權作為商品,只有轉化為產業,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因為知識的價值和知識的經濟效益都反應在知識產業上」[19]。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賦予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對知識產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產和經營的壟斷權,為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提供周全的保護,從而增強了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識產品的積極性,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商品轉化率,進而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平衡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利益關系

知識產權法的核心在於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對知識產品所享有的壟斷權。但是,若對知識產權實行絕對化的保護,就可能會影響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為此,就應尋求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點。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恰當劃清知識產權的權利人享有權利的合理界限,劃清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范圍界限和時間界限。即在法定范圍和期限內賦予知識產權人專有的、排他性權利,為權利人實現其個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護,而在法定范圍和期限之外,知識產權人不再享有專有性權利,可由國家和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共享權利,並藉此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五）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解決或緩解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矛盾

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知識產權的壟斷使用與公共利用之間的矛盾、知識產權的保護與限制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信息的公開和保密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的社會性與專有性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解決和協調,有賴於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為不同法律主體配置均衡性的權利、義務、責任關系,設計出能夠消除或者緩解各種矛盾的知識產權制度。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與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

知識經濟是一場巨變的社會革命。它不僅要求不斷地進行知識創新,因為「創新是知識價值的核心,創新越是高,知識價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因為「知識產權制度是知識經濟的主要支柱,沒有知識產權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識經濟的社會」[21]。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面臨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只有不斷地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實現其與知識經濟發展的與時俱進,才能使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通過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分析和論證,能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貫徹和實現的。該原則並不片面強調只採用某一單一立法模式確立知識產權制度。為了更好地貫徹該原則,我國應根據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和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需要,選擇適宜的知識產權立法模式。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范圍廣泛,其中既有實體性內容,又有程序性內容；既有私法性內容,又有公法性內容；既有國內法內容,又有國際法內容。為了准確表達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設計出科學的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立法應採取適宜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我國民法通則設立了專節對知識產權做了列舉式、概括式規定,並根據不同知識產權的類型分別制定了若干知識產權單行法,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制度內容予以規定。此外,我國已加入了若干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進一步擴展和充實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如何處理和鏈接民法通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條約等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間關系,頗值研究。我國目前正在進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應規定知識產權制度？如何設計其內容？學者們正在討論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制度,民法典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關系如何協調,也需對其科學性、可行性等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二）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

知識產權以知識產品為客體,知識產權是法律對知識產品確認和確權的結果。對新型知識產品的確認,就意味著知識產權新權利類型的增加和更新。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深刻變革,知識產品的新類型必將不斷產生和涌現。為了更好調動知識產品創造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為了更好地發揮知識產品在知識經濟中的作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及時調整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確認和增加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如商品化權、基因與轉基因專利權、創意權等。[22]即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要遵循法定的內容,又不宜將該原則僵化,更不能過分強調「知識產權法定」而封閉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和權利體系。

（三）知識產權制度應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

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知識經濟化的特點。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不僅應符合傳統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而且更應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首先,應在知識產權立法中強化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在財產權體系中的地位。其次,應全面規定和充實知識財產權制度。我國現行立法規定的知識財產權的內容較薄弱,為此,應予以強化。再次,應確立以知識產權的利用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強化和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實現知識產權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識產權的靜態保護轉向注重知識產權的動態利用保護的轉變。知識產權是一種重要的財產權。財產法的發展歷史啟示我們,財產法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注重財產的靜態所有到注重財產動態利用的轉變。在現代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制度也應更加註重和提高知識產品的利用效率。

與傳統的民事權利相比,知識產權屬於新的民事權利類型,它具有不同於傳統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特徵。「相對於以保護物質（能量）的歸屬和流轉為主幹的傳統民事權利原則理念、規范體系而言,知識產權有著太多的特殊性。」[23]傳統民法設計的保護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制度和規則,不能完全適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此,我國應創造和構築符合知識產權特徵和保護規律的特殊規則。首先,應更加全面地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定內容,及時克服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應恰當地確認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長短不同的保護期限。也就是說,應結合具體情況,使所確定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既不能過短,也不易過長,而是長短適中。再次,應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民事責任制度,如應完善知識產權的法定賠償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後,應探求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推廣知識產權保護的成功經驗。知識產權立法應及時吸收通過總結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而歸納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將凝聚著知識產權保護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內容及時、全面地規定於立法中而加以推廣。

（四）知識產權制度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創新,不僅應符合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原則和國際慣例,而且應吸收其他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成功經驗,尋求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共同規律和共同規則,盡可能消除由於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差別性而給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造成的障礙,實現與其他國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進而實現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和一體化。

注釋:

[1]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7.

[2]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3]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4]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58.

[5]吳漢東,胡開忠.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65.

[6]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00.

[7]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87.

[8]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36.

[9]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188.

[10]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47-55.

[11]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2]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3]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0

[14]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1.

[15]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17.

[16]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3.

[17]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97.

[18]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243.

[19]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273.

[20]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6.

[21]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66.

[22]易繼明.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運用[J].法學研究,2005,（3）.

[23]鄭成思.知識產權——應用法學與基本理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P90-9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4、原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制的構成及其存在的問題

摘要: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已經形成一種有效防止在保護領域和保護程度上的倒退棘齒機制。它形成的基礎是多邊和雙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其運作有賴於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談判場所在W IPO 和W TO 之間的遷徙。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合作,充分利用現有體制的靈活性,並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以在技術上盡快趕超發達國家。
關鍵詞:知識產權; 最低保護標准; TR IPS
一、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棘齒機制的形成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機制發端於1883年簽訂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在此之前,知識產權的保護並無任何國際標准,地域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為形成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奠定了基礎,其核心內容是規定各國在制定本國知識產權法時應遵守的最低標准,為外國國民提供了取得權利並獲得保護的主體資格,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一國一地的疆界為限的法律保護,提高了保護水平。
1970年,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 IPO )正式成立。W IPO 所管理的國際條約, 構成知識產權多邊國際保護的主要內容。但W IPO在執法能力上的缺陷使發達國家不滿,由知識產權保護引起的貿易沖突也時有發生。於是,發達國家希望藉助於GATT的爭端解決機制對知識產權實行更加有效的保護。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便成功地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第一次對知識產權執法和有關知識產權獲得、維持的程序、爭端的防止與解決作了具體的新規定。這就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 IPS) 。
TR IPS本身便是一個全球性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它為所有成員國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准, 也提供了一個強制性的爭端解決機制,極大地保護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至此,雙邊條約和多邊條約層層疊疊, 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的防止倒轉的棘齒機制已經形成: 首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形成的基礎是雙邊和多邊知識產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以TR IPS 協議為例,其第1條第1款規定:「成員均應使本協議的規定生效。成員可以、但並無義務在其域內法中實施比本協議的要求更為廣泛的保護,只要其不違反本協議。」這可以被認為是「最低標准」的典型表述。事實上,從巴黎公約開始,每一個雙邊或多邊的知識產權保護條約都包含了一個類似的條款。
因而,條約的締約方可以在不背離條約的前提下提供更廣泛和更優惠的保護,而隨後制定的條約自然會確立更高的保護標准。
其次,現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運作依賴於談判場所的遷徙。回顧近年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發展,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推動知識產權保護的談判場所在W TO 與W IPO之間遷徙。TR IPS 之後, 它們的目標是在全世界都實現最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日大力倡導的「全球專利制度」。W IPO 於2000年6月簽訂了《專利法條約》( PLT) 。2001年5月, 對《實體專利法條約( SPLT) 草案》進行了第一次討論。2001年8月, W IPO 總幹事宣布了命名為「W IPO 專利議程」的提案。此後, W IPO 專利法常設委員會多次探討修訂SPLT。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論壇重返W IPO,W IPO 正在抓緊創建一個國際專利的法律框架,進一步提高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發達國家首先利用W IPO和W TO 二者的不同優勢, 把談判場所確立在障礙較小、容易取得成功的論壇。在談判取得成功後, 可以依據TR IPS協議第71條的規定,使W TO 成員接受在多邊協定中達成的共識和標准。[1]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作用日趨明顯。以專利領域為例,W IPO不僅開始著手PCT改革,而且通過了PLT 以協調、統一專利申請以及國家和地區專利的形式程序;並反復討論修訂SPLT草案,力圖統一各國專利授權和效力問題的一些法律原則,如對現有技術、新穎性、創造性(非顯而易見性)和工業實用性的定義,充分公開的特性以及權利要求的結構和解釋等等,其目標是最終設立一部統一的國際專利法。可見,在專利法領域國際保護的棘齒已經從形式標准推向實質標准,保護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在涉及專利方面的利益將進行一次大調整或重新分配。
然而,棘齒作用使保護標准一再提高, 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一般來講,專利保護程度越高,由技術創新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大, 由技術使用(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小, 反之亦然。因而專利保護的程度並非都是越高越好,而是根據每個國家的情況存在一個最佳保護程度或最佳點,在這一點上其系統利益達到最大。這個最佳點的確定取決於該系統具體的技術創新和技術使用的對比情況。
積極提倡建立全球專利制度的美、日和歐盟, 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較高,用於高新技術研究開發的投資多, 專利保護的需求強烈,因而其最佳保護程度較高。比較之下, 發展中國家最佳保護程度較低。二者的利益沖突是明顯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依據本國傳統、宗教、倫理或考慮公眾利益,對特殊客體如動植物品種及人體基因不給予專利保護;而美國主張,太陽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申請專利的。美國推行的世界農業體制,實際上使農民成為承租人, 為受專利保護的種子、植物品種、化肥和殺蟲劑支付大量費用。TR IPS 協議生效後,成員方使用反向工程和其他模仿創新產品的方法受到了限制,這給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趕超發達國家設置了障礙。可以預見,如果全球專利法得以簽署, 發展中國家就會受制於比W TO更嚴厲的但是對美、日、歐專利人有利的規則。
三、發展中國家的對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早期, 沒有受專利保護的影響,它們通過復制模仿等方式, 逐步建立起了強大的科技競爭力。現在, 它們試圖以本國標准代替國際標准,呼籲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專利制度, 這對發展中國家明顯不公。棘齒機制的進一步推進,就會卡住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喉嚨。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
第一,認真分析、充分利用現有體制所允許的靈活性,爭取彈性空間。知識產權保護的棘齒已經不允許發生任何在保護程度、保護范圍上的任何倒退。但目前體制仍給予了成員方較大的靈活空間, 例如, TR IPS 被公認為是一個覆蓋面廣、高標准、嚴要求的協議, 盡管如此,它仍允許對包括基因序列、轉基因植物品種、植物新品種、計算機軟體和商業方法等採用不同於專利的弱保護; TR IPS 協議第13條、第17條、第26條和第30條所列舉的關於版權、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的限制或例外的規定,第8條和第27條關於「強制許可」的規定都是重要的彈性條款,賦予了成員國控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權利, 是維持私權與國內公共利益平衡的重要手段。
第二,積極倡導、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私權,主要是智力產品的財產權。然而,思想這塊領域,用經濟學家的話說,並不像有形物領域那樣存在對抗。「它的特別之處. 在於沒有人因為其他人擁有而擁有的更少。」[2]一方面,現有體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有限的壟斷,我們應給予產權人足夠的控制, 以激發他們進行創造;另一方面,他們所創造的東西最終會落入公有領域。所以,我們更應該允許和鼓勵直接投入公有領域的知識產品。開放源碼,或自由軟體, 就是在公有領域中安家的代碼。隨開放源碼軟體一起傳播的公眾許可合同( public license) ,使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取用其資源, 不需任何人的許可,比如L inux 這樣的開放系統和在L inux 之上的創新; 此外,還有以「創意共享」方式宣告著作權的作品。[3]國家應該展現知識公域的價值, 使科技工作者也意識到:「只有我們———大學里的人———抵制誘惑,拒絕從專利那裡收取大筆使用費, .才可以抵制封閉。」[4]擴大的知識公域將擴大由技術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
第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締結框架性條約,在重要問題上表明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努力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者從中獲得利益的不均衡。發展中國家應當根據本國的條件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控制專利法協調的國際議程,尤其對於不合理的條款應當堅決拒絕。巴西、阿根廷等國家提出的「W IPO發展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03年9月進行的全球貿易會談宣告失敗,也證明發展中國家說「不」是可行的。

5、關於知識產權論文的摘要！拜託各位了 3Q

內容 提要」本文以民法學 理論 為基礎，對知識產權本體、主體與客體等基本 問題 進行了重新認識。作者認為，知識產權本質上為一種無形財產權，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所屬權項的共同 法律 特徵；基於平等精神，知識產權主體制度在原始取得、繼受取得及國民待遇方面有別於一般民事主體制度；知識產品是對各類知識產權保護對象的新的概括，其種類主要有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與經營性資信。 「關鍵詞」客體的非物質性、主體身份資格與多重主體、知識產品的范圍 知識產權是有別於傳統財產所有權的一項新型民事權利，是近代商品 經濟 和 科學 技術 發展 的產物。對於該項權利，是難於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理論加以闡釋的。本文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試對知識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等基本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描述該類權利的本質特徵，概括其與財產所有權的基本區別。 一、知識產權的性質 傳統的財產所有權制度，其調整對象不涉及知識產品或智力成果。在德國民法的概念體繫上，一般認為物的外延只及於物質實體和 自然 力。（註：參見劉心穩主編：《 中國 民法學 研究 述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頁。）法國民法理論雖對物作廣義理解，但其無體物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註：參見法國《拉魯斯大百科全書》第3卷，載「國外法譯叢」《民法》，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頁。）這表明，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都未將知識產品作為所有權制度的直接調整對象。 其實，以傳統所有權制度涵蓋非物質形態的精神產品，法學家與立法者都曾作過不懈的努力。18世紀的歐洲大陸國家曾流行著保護文學、 藝術 作品的「精神所有權」學說。早在封建時期，出版特權授之於封建君主的有限地域，且往往有一定的期限，因而釀成出版商排他的出版意識。這即是早期的「出版所有權」論。爾後，由於封建王朝的衰落與市民階級權利觀念的進化，出版商開始主張出版物的壟斷性保護不應由國王授予特權才產生，而應基於作者精神所有權的轉讓而取得。他們試圖以自然法思想為基礎對自己的壟斷權利賦予新的理論光環，即用「精神所有權」學說代替以往的「出版所有權」主張。（註：參見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Users『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吳漢東著：《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在法國，所有權的絕對概念自1789年大革命時期得以確認後，其定義一直有擴大的趨勢。其中，所有權定義的擴展首先表現在知識產權領域，用以「適應其標的和其表現的法律關系及各種各樣彼此間完全不同大量的支配權類別。」在法國法理論上，精神所有權被理解為一種排他的、可對抗一切人的權利，是所有權的一種。（註：尹田著：《法國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頁。）但這種理論上的概括是有缺陷的。其弊端是：第一，將所有權的概念 應用 在對非物質財富的權利上，「使它遠遠超出在技術上對它作準確理解的內容的范圍」。（註：（法）茹利歐·莫蘭傑爾著：《法國民法教程》，載《外國民法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頁。）盡管所有權與有關精神產品的權利具有某些共同特徵，但後者具有不同的性質，並服從於不同於所有權的規定。第二，「從所有權的原來含義來講，上述權利並非真正的所有權」。（註：尹田著：《法國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頁。）它們未設定於物質產品（有體物）之上，而是系於智力創造性的知識產品，後者是非物質性的特殊客體。因此，為了適應 社會 科技 、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填補法律調整的空白區域，我們有必要「從單個人的簡單物品所有權的財產權概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產生出與有形對象十分疏遠的權利形式」。（註：（美）格雷：《論財產權的解體》，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4年第5期。）這一權利形式就是知識產權。 在我國，有學者鑒於無形財產的大量出現並廣泛進入生產流通領域，提出了「財產所有權客體新論」。該學說認為，作為所有權客體的「財產」不僅包括有形財產，而且包括無形財產。按照其邏輯表述即是：無形財產屬於所有權客體的范圍，智力成果屬於無形財產的范圍，發明創造、注冊商標屬於智力成果的范圍。因此，智力成果屬於所有權客體的范圍，發明創造、注冊商標也屬於所有權客體的范圍。（註：楊紫煊：《財產所有權客體新論》，載《中外法學》1996年第3期。）這種將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既無形財產與有形財產一起劃歸所有權客體范疇的設想，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依現有民事立法體系和民法基礎理論，所有權客體是無法將非物質形態的知識產品囊括於其內的。這是因為，一旦價值形態的財產或無形財產成為所有權客體，傳統的所有權制度及其理論就難免捉襟見肘，「最直觀的事實是：所有權的權能及其行使方式無法圓滿地用於價值形態的財產或無形財產」。（註：顧培東著：《法學與經濟學的探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頁。）這即是說，關於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四權能」理論，完全是以實物形態的客體為基礎的，顯然不適用於非實物形態的精神產品。 精神領域里的智力成果不能成為傳統所有權制度的調整對象，而只能歸屬於新型財產權利客體范疇。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一種沒有形體的知識財富。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的最根本的區別。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利的根本區別在其本身的無形性，而其他法律特徵即專有性、時間性、地域性等皆由此派生而成。（註：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曾世雄先生認為，財產權之有形或無形，並非指權利而言，而系指權利控有之生活資源，即客體究竟有無外形。例如，房屋所有權，其權利本身並無有形無形之說，問題在於房屋系有體物；作為著作權，亦不產生有形無形問題，關鍵在於作品系智能產物，為非物質形態。（註：曾世雄著：《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 台灣 三民書局1983年版，第151頁。）嚴格地講，權利作為主體憑借法律實現某種利益所可以實施行為的界限和范圍，概為無外在實體之主觀擬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羅馬法學家到 現代 民法學家都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除所有權以外）稱之為無體物。因此，知識產權與傳統所有權的本質區別，不是所謂該項權利的無形性，而是其權利客體即知識產品的非物質性特徵所決定的。 二、知識產權的基本特徵 關於知識產權的基本特徵，教科書通常都有闡述。這些特徵的概括在各種版本的著述中多少不等，但其基本特徵主要是「專有性」、「地域性」和「時間性」。同時，這些特徵的描述，是與其他財產權利特別是所有權相對而言的，並非都是知識產權所獨有的。 1.專有性 知識產權是一種專有性的民事權利。相對債權而言，它與所有權一樣，具有排他性和絕對性的特點。關於知識產權的這一屬性，法國學者曾展開過純學術性的近乎刻板的「學究似的討論」。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產權」（所有權），意即「知識所有權」。但多數學者懷疑知識產權是否為真正的所有權。他們根據該項權利標的及內容的特點，將知識產權概稱為一種壟斷權或獨占權。（註：參見尹田著：《法國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頁。）日本學者與多數法國學者的見解是一致的。小島庸和認為，知識產權與所有權不同，是一種「全新的特殊權利」，它可以分為「獨占權」和禁止權。前者是指排他地、獨佔地支配其客體的權利，該類權利主要有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號權、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等；後者是指對違反不正當競爭義務進行制裁的禁止權，該類權利主要涉及商業秘密權、商品形象權、商譽權等。（註：（日）小島庸和著：《無形財產權》，日本創成社1998年版，第5－9頁。）其實，專有性即排他性和絕對性，是知識產權與所有權的共同特徵。兩者的區別並不在於前者為「壟斷權」，後者為「產權」，其關鍵性差異應是：前者是無形財產的所有權，後者是有形財產的所有權。 知識產權的專有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無形財產為權利人所獨占，權利人壟斷這種專有權利並受到嚴格保護，沒有法律規定或未經權利人許可，任何人不得使用權利人的知識產品；第二，對同一項知識產品，不允許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同一屬性的知識產權並存。例如，兩個相同的發明物，根據法律程序只能將專利權授予其中的一個，而以後的發明與已有的技術相比，如無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也不能取得相應的權利。 知識產權與所有權在專有性效力方面也是有區別的。首先，所有權的排他性表現為所有人排斥非所有人對其所有物進行不法侵佔、妨害或毀損，而知識產權的排他性則主要是排斥非專有人對知識產品進行不法仿製、假冒或剽竊；其次，所有權的獨占性是絕對的，即所有人行使對物的權利，既不允許他人干涉，也不需要他人積極協助，在所有物為所有人控制的情況下，且無地域和時間的限制。而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則是相對的，這種壟斷性權利往往要受到權能方面的限制（如著作權中的合理使用、專利權中的臨時過境使用、商標權中的先用權人使用等），同時，該項權利的獨占性只有在一定空間地域和有效期限內才發生效力。 2.地域性 一般認為，地域性是知識產權獨有的特性，其實，在 歷史 上民事權利的許多領域都存在過地域性。據國際私法學者研究，在侵權之債領域，侵權訴訟曾長期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在合同之債領域，也曾因法律的地域性造成法律適用的僵化和判決難以在域外執行。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當這些權利產生之初，各國大都處於封建閉鎖狀態，對外經貿往來稀少，偶爾發生的涉外糾紛可以通過其國內法解決，因此沒有必要訴諸權利的域外效力。（註：劉家瑞等：《知識產權地域性沖突法評述》，載《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8年第6期。）在這種情況下，上述民事權利不可能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知識產權的產生與上述制度有著相同的歷史背景。在歐洲封建國家末期，原始著作權與專利權都是君主恩賜並作為特許權出現的，因此這種權利只可能在君主管轄的地域內行使。這種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乃是封建法的地域性。隨著近代資產階級法的發展，知識產權才最終脫離了封建特許權的形式，成為一種法定的精神產權。但是，資本主義國家依照其國家主權原則，（註：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不僅源於各國主權的地域限制，而且在於知識產權授權的地域限制（如經過國家審查、國家注冊方能授權）。參見張乃根著：《國際貿易知識產權法》，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頁。）只對依本國法取得的知識產權加以保護，因此地域性作為知識產權的特點繼續保留下來。在一國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如果要在他國受到法律保護，就必須按照該國法律規定登記注冊或經審查批准。 從19世紀末起，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國際貿易的擴大，有關知識產權交易的國際市場也開始形成和發展起來。這樣，知識產品的國際性需求與知識產權的地域性限制之間出現了巨大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各國先後簽訂了一些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成立了一些全球性或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一套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國際公約關於國民待遇原則的規定，是對知識產權地域性限制的重要補充和協調。由於這一原則，使得一國承認或授予的知識產權，根據國際公約在締約國發生域外效力成為可能。但是，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沒有動搖，是否授予權利，如何保護權利，仍須由各締約國按照其國內法來決定。 到20世紀下半葉，由於地區經濟一體化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產權立法呈現出現代化、一體化的趨勢，由此，知識產權嚴格的地域性也受到了挑戰。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跨國知識產權的出現。地區經濟一體化，使得一組一組的國家聯合起來，實現了商品、資本、人員和勞務在統一大市場內的自由流通，從而推動相關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走向統一。為了實現經濟一體化目標，歐洲聯盟採取的重要行動之一，就是在 工業 產權與著作權領域建立一個廣泛的歐洲保護制度，即在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正努力實現著「歐洲共同知識產權的幻想」。（註：參見（德）阿道夫·迪茨：《歐洲共同版權是幻想嗎》，載《法學譯叢》1986年第4期。）歐洲法院在某一案件中聲稱，權利窮竭原則的地域限制必須在共同市場范圍內作出解釋，即在一個締約國內首次銷售的商品在整個共同體構成權利窮竭。（註：參見吳漢東等著：《西方國家著作權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這說明，知識產權跨出了一國地域限制，已在多國同時發生效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該項權利的地域性特性。（2）涉外知識產權管轄權與法律適用的發展。長期以來，涉外知識產權糾紛一般由權利要求地法院專屬管轄。由於衛星技術、 網路 技術、錄制技術的發展，涉及現代技術的侵權行為可能在幾個甚至十幾個國家發生，權利要求地也會相應增加，如果權利人依此在這些地方一一提起訴訟將會帶來極大不便。於是一種全新的管轄權理論應運而生，即一國法院不僅有權管轄其地域內的知識產權糾紛，而且有權管轄在其他地域發生的相關糾紛。與此相聯系，以權利要求地作為知識產權的准據法也相應發生變革。在一個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在幾個或十幾個國家同時發生的情況下，恪守權利要求地法，將會造成同一案件適用幾個或十幾個准據法的不合理現象。（註：參見劉家瑞等：《知識產權地域性沖突法評述》，載《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8年第6期。）因此，適用最密切聯系地法這種新准據法原則也許是最好的選擇。（註：本世紀初，國際私法學者華耶（Pillet）、尼波埃（Niboyet）曾主張在知識產權保護上應適用權利要求地法，而權利的產生和存續應受原始國法（即權利的最初授予國法）的支配。參見李雙元等：《中國國際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頁。）涉外知識產權糾紛的非專屬管轄與知識產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都會對這一權利的地域性特點帶來重大 影響 。總之，在當今社會，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依然存在，但已受

6、市場經濟下的知識產權保護論文開題報告應該怎樣寫

一、研究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做好知識產權涉外協調工作

（一）積極參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調整和制定。面對「入世」後的新形勢，立足於既要有利於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又要有利於世界各國分享科技進步帶來的利益的原則，加強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發展態勢和新動向的跟蹤、研究，及時准備應對預案，積極地參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

（二）拓展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合作，提高我國的國際影響力。繼續加強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及知識產權保護地區組織的合作，加強與歐洲專利局以及一些主要國家知識產權局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擴大與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局領域的合作，辦好中非知識產權高級論壇。制定並實施好與東盟十國和中日韓三國之間的專利合作計劃。積極開展與香港、澳門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三）切實加強與國內相關部門的協調，做好涉外知識產權統籌協調工作。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加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知識產權的政府職能，研究、掌握並積極利用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在國際知識產權競爭中維護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會同有關部門，建立技術和商品進出口中知識產權監控體系和預警機制。做好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六、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宣傳培訓工作

（一）全面提高社會公眾的知識產權意識。以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以「入世」與知識產權保護為主題，集中力量開展全國范圍的大規模宣傳活動，掀起宣傳專利法、宣講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規則和普及知識產權知識的新高潮。圍繞科技創新、經濟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革與知識產權保護的關系等重點主題，採取多種形式，擴大專利宣傳覆蓋面和影響力。

（二）抓緊培養懂業務、會管理、熟悉法律和國際規則的知識產權人才。充分利用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的辦學優勢，利用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加大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規則和新修改的專利法等有關知識產權法律的培訓力度。一要抓好專利戰線廣大幹部和從事科技及經濟管理的幹部的培訓；二要抓好各級專利管理部門後備隊伍和專利業務骨幹隊伍的培訓；三要抓好各級領導幹部的培訓；四要抓好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專利工作者的培訓。根據培訓對象的不同，培訓的重點要有所側重。經過幾年的努力，在全國培養一批懂業務、會管理、熟悉知識產權法律和國際規則的人才。

一、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有效發揮知識產權制度在推動科技進步與創新中的作用，為經濟建設服務

（一）增強主動服務意識，推動專利工作與經濟、科技工作的有機結合。積極主動地與各級經濟、科技主管部門協調配合，為經濟和科技工作提供明確、有力的知識產權政策導向，使專利工作切實納入到經濟、科技、外貿的管理工作體系中去。要積極配合科技主管部門，加強對有關政策的研究和調整工作，研究制定與科技計劃有關的知識產權歸屬與利益分配的政策，建立運用知識產權制度促進科技創新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進一步提高我國科技計劃項目的創新水平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能力。繼續搞好「城市專利工作試點」，提高城市專利管理工作的水平。採取有效措施，切實做好社會公眾的專利咨詢服務工作。

（二）實施「專利戰略推進工程」。進一步加強專利戰略研究與運用，並將其納入到國家、地方、行業發展戰略中去。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啟動實施「專利戰略推進工程」，指導和幫助創新主體，充分利用專利技術信息，正確選擇科技創新的重點方向和目標，培育和形成新的科技優勢和知識產權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提高我國科技、經濟競爭能力。通過實施該項工程，努力培育和發展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能力強的大公司、企業集團和科研院所。各地方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要結合本地的實際，積極組織和推進地方專利戰略的研究與運用工作。

（三）進一步做好企事業單位專利工作。要繼續抓好「專利技術產業化示範工程」、「企業專利工作試點工程」以及「專利工作示範園區」 的工作，引導企事業單位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制度，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提高科技創新的水平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能力，促進我國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化。要密切與相關部門的溝通，爭取盡早出台支持我國涉外專利申請的相關政策，以鼓勵將我國自主研發的具有國際市場前景的高新技術向外國申請專利，增強我國高新技術及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各地在設立各種專利申請、專利實施資金的同時，要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切實提高專利申請質量和資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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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計劃活動的中期計劃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構想與戰略方向

導 言

1. 每隔3年，總幹事必須提出一份「中期計劃」，涉及總幹事提出一份計劃和預算草案的兩年期後的4年時間。上一中期計劃是1999年向成員國提出的。

2. 本文件編制了一份WIPO計劃和活動的中期計劃，突出強調了涉及2004－2005兩年期後自2006至2009年4年期的WIPO構想與戰略方向。
構 想

3. 正象過去所表明的那樣，中期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始終如一的：這就是維護並進一步發展全世界對知識產權的尊重。這意味著，應該防止對現有保護的任何侵害，同時也意味著應使保護的獲得以及保護獲得之後的實施，變得更加簡單易行、費用更低並更加安全。

4. 《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亦把上述目標作為工作使命，公約第7條明確指出：
「(i) 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並在適當情況下與其他國際組織配合，促進世界范圍內的知識產權保護；
「(ii) 保證各聯盟之間的行政合作。」

5. 21世紀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紀，這些挑戰包括彌合日益擴大的知識鴻溝；減貧以及為全人類實現繁榮。在應對這些挑戰中一個國家的成功將取決於其開發、使用和保護本國創造和創新的能力。與積極主動決策密切相關並側重戰略規劃的行之有效的知識產權(IP)制度，將有助於這種國家推廣和保護其知識產權資產，推動經濟增長和財富的創造。

6. 在這方面，為使本組織更好地援助成員國應對這個日新月異世界的種種挑戰，人們普遍認識到需要推動和發展《WIPO公約》所規定的各項目標。

7．因此，WIPO為新世紀制定的目標就是與成員國和所有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並使之彼此之間開展合作，在全世界范圍內促進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和利用。實現這一目標需創造有助於深入認識知識產權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對人類生活所作貢獻的環境和基礎設施；特別需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其能力建設以便在更大程度上獲得並使用知識產權制度。作為負責在知識產權領域實施有效國際合作舉措的重要國際組織和聯合國專門機構，WIPO尋求繼續提高它在這方面的作用。

8．憶及1999年9月成員國滿意地注意到文件A/34/3「WIPO構想與戰略方向」的內容，這份文件載有2002至2005年中期計劃。進一步憶及該中期計劃列述了本組織確定的幾個需優先考慮的領域，這些領域對於應對成員國面臨的挑戰至關重要。它們包括知識產權非神秘化；增強能力；集體領導；協同作用；促進創造與創新活動；國際知識產權法律的漸進發展與編纂；全球保護體系和服務以及全球合作體系。為更加有效地滿足成員國在上述和其他領域的需求， WIPO已使其基礎設施實現現代化並改進了它的管理工作，並在過去4年中還採取了一些新的舉措以處理與知識產權相關環境的不斷迅速的演變。目前已取得很大進展，特別是在知識產權非神秘化運動方面，這場運動使全世界的領導人和決策者了解了知識產權作為各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政策手段的重要性。

9．鑒於這一背景並為鞏固已取得的成績，建議下一中期計劃（2006至2009年）應繼續體現「知識產權作為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和創造財富重要手段的核心作用」（文件A/38/3）。本組織還力求提高全球對知識產權是「人類存在和共處的基礎，」它「與所有文化息息相關並對所有民族而言是天賦的權利」 的認識（文件A/38/3）。因此，我們可以說WIPO的主要目標是使知識產權「更加貼近承認文化、來源和制度多樣性的人們」（文件A/38/3）。
政策框架

10．為對上述問題有所認識，根據在本中期計劃期間制定的原則將確立政策框架。即：

(a) 知識產權是促進創造和發明的重要因素，它是知識經濟的驅動力。

(b) 應鼓勵每個國家發展一種適合其需要的知識產權文化，包括一項有所側重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最適宜的國家知識產權制度，並在全國范圍內（既在政策規劃層也在基層）提高對知識產權作為促進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強有力手段的認識。

(c) 知識產權制度，包括其法律和體制基礎設施以及人力資源能力，都應符合國家的政策目標。它還應當是行之有效，價格為用戶所能承受並且容易為個人和中小型企業(SMEs)等所有利益相關者所獲得的。

(d) 知識產權制度應當兼顧知識產權(IP)持有人與廣大公眾之間的利益。在牢記國家政策目標的同時，還應使之符合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和國際協定。

(e) 應繼續使WIPO全球保護體系和服務（即PCT、馬德里、海牙和里斯本體系）以及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的服務有效、高質、並符合包括創新者、研究人員、企業家、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以及學術機構等用戶的需求。

(f) 作為負責知識產權工作的聯合國專門機構，WIPO的活動，包括為增加與其他聯合國機構之間的合作並為提高這些機構以及廣大公眾和決策者對知識產權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框架內的作用的認識而在該領域實施的領導舉措。

(g) 應進一步加強WIPO與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以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和向市場經濟轉軌國家的技術援助。其中包括在能力建設和發展適宜的基礎設施並加強人力資源方面提供必要的支助。

(h) 計劃、預算和會計工作的現代化將確保各項活動的管理和實施具有更大的開放性、透明性和有效性。
戰略目標

11．為實現WIPO的構想，制定了如下戰略目標：

(a) 促進形成知識產權文化；一方面，鼓勵創造者和創新者獲取、使用知識產權及知識產權資產和發放使用許可證；另一方面，尋求公眾進一步尊重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資產。這包括提供資源和專門知識以便通過與政府、政府間組織和私營企業的夥伴之間的合作幫助各成員國為發展知識產權文化所進行的努力。

(b) 發展均衡的國際知識產權法律，使之：符合新出現的需求；有效鼓勵創新和創造；在兼容國家政策目標方面具有充分的靈活性。

(c) 向成員國提供發展法律基礎設施、體制框架和人力資源等國家/地區知識產權制度的具有連貫性和針對性的援助。

(d) 強化全球保護體系，使所有利益相關者更容易獲得這些體系並可以承受其費用。

(e) 進一步簡化WIPO組織內部的管理和行政程序，集中努力取得更大效益；啟用經改進的監督和評價系統以檢查預期成果的落實情況。

執行計劃的運作原則

12．在每一計劃領域，根據下述的運作原則將提供確定具體計劃重點的指導方針：

- 將根據WIPO戰略目標和成員國確定的需求以及WIPO在提供這些計劃活動的專門知識，確定計劃重點；

- 每項計劃旨在確保充分的靈活性以滿足成員國不斷形成的需求；

- 計劃活動應具有成本效益並有可實現的具體目標；

- 在可能的情況下，與成員國磋商對計劃進行逐一調整，以促使計劃成果具有可持續性；

- 鼓勵盡可能地與其他機構開展合作，以在最大程度上實現成本效益。

計劃評價指標

13．納入2004－2005兩年期計劃和預算草案所有計劃活動的效績指標（文件WO/PBC/7/2），考慮了下述一個或多個廣泛的指標，這些指標將被用於評價WIPO計劃的成績。這些指標涉及到活動對下述方面的影響：

- 成員國的知識產權政策；

- 把知識產權政策納入成員國的文化－社會－經濟政策；

- 提高和發展成員國國民獲取的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資產的數量與質量；

- 加入或批準的數量、地理覆蓋面和有效使用WIPO管理的各項條約；

- WIPO全球保護體系的用戶數量和范圍；

- 與知識產權相關機構的情況和職能（工作有效的知識產權局和版權集體管理協會；負責知識產權執法的主管法院和海關，等等）；

- 從WIPO各項計劃中受益的人數，其中包括政府官員、創新者、學術研究人員、知識產權從業人員，等等。

可實現的戰略目標

14．正如總幹事2003年5月在有關成員國重新選舉他擔任總幹事的講話中所概述的（文件A/38/3），將把WIPO的活動合並為5個方面，每一領域如下所述均有具體的可實現的目標。

(a) 管理現代化

- 加強計劃和預算程序和計劃活動的有效實施；

- 強化信息技術手段並發揮其杠桿效用；

- 提高PCT、馬德里和海牙體系工作的效益。

(b) 知識產權的推廣與支助

- 更好地理解知識產權相關問題中的文化和社會層面；

- 制定相應手段/方針以幫助增強公眾的知識產權意識並加深對知識產權及其作用的了解並使之更廣泛地尊重知識產權；

- 推動中小型企業使用知識產權。

(c) 合作促進發展

- 加強知識產權在國家政策發展中的作用（輔以對知識產權的經濟影響的分析）；

- 增強國家人力資源能力，培訓知識產權專業人員（例如對培訓員的訓練）；

- 通過WIPONET為小型知識產權局部署在線工具；

- 進一步發展針對地區/國家需求的行動計劃；

- 繼續為知識產權局自動化提供援助。

(d) 知識產權問題和國際知識產權法律的漸進發展與編纂

- 通過WIPO專利議程（包括目前在《實體專利法條約》草案方面正在進行的工作），使用戶更容易獲得專利體系；

- 進一步發展商標和工業品外觀設計法律的統一原則和程序及實質內容；

- 針對新技術制定對案，在實施《WIPO版權條約》(WCT)和《WIPO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WPPT)方面，尤其要這樣做；

- 繼續就廣播權進行磋商並繼續談判以制定一項保護音像表演者的國際文書；

- 繼續知識產權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學藝術政府間委員會的工作，以加強保護框架；

- 在必要時針對某些問題採用「軟法」解決方案。

(e) 全球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服務

- 循序漸進地改革PCT體系並實施有關成果；

- 擴大馬德里和海牙體系；

- 拓寬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的服務以將更廣泛的知識產權爭議問題納入其業務范圍。

15．2004－2005兩年期計劃和預算草案（文件WO/PBC/7/2），對預計將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的活動以及實施目標擬採取的程序提出了詳細建議。政治想像力、信譽以及成員國、私營部門和秘書處之間的協作，乃是WIPO使命取得成功和實現本組織構想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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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知識產權是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組成部分，是促進科學、技術和文化事業繁榮發展，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制度。為適應國際科技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加快恢復我國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客觀要求，近年來，我國加快知識產權立法步伐，先後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並且已初步與國際標准接軌，對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我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的時間不長，全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還比較薄弱，有的地區和部門對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缺乏足夠認識，一些嚴重侵權行為不僅損害了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而且損害了法律的尊嚴。為了切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保障法律的貫徹實施，特作如下決定：
一、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切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是當前深化科技、經濟配套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也是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基本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要充分認識知識產權制度在推動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意義，正確處理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到科技、經濟、文化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綜合運用法律的、經濟的和行政的手段，引導企業、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以下稱企事業單位）採取有效措施，切實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推動全社會樹立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風尚，為公民和企事業單位的發明創造、文學藝術創作以及對外科技、經濟、文化合作與交流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二、保護知識產權是一項涉及立法、司法、執法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綜合性工作，各有關部門要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以形成統一、協調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審議通過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以增強制止和處罰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力度。國務院將抓緊研究、制定對知識產權實行邊境保護措施的行政法規。
各級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機關要強化職能，充實力量，提高效率。當前要重點加強各級著作權行政執法機關的力量，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有效實施。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需要取得其他行政執法機關或者行政管理部門的配合，有關機關和部門都要大力協助。對一些影響比較大的重要案件，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機關可以會同科技、經濟、文化、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公安等部門進行查處。
要支持人民法院對知識產權案件的依法審判，支持有關人民法院根據需要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切實加強審判力量，保障各類知識產權案件得到公正、及時的處理。
在司法和行政執法工作中，要打破地方保護和部門分割，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嚴格貫徹執行法律法規．依法查處並制裁各類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侵權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切實維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為了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加強知識產權的宏觀管理和統籌協調，國務院決定建立國務院知識產權辦公會議制度。各有關部門要在機構改革中加強知識產權的管理機構並理順關系，在我國形成行政管理和司法保護兩套體系「雙管」齊下、並行運作的體制，以增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
三、要大力加強對知識產權法律實施的監督、檢查工作，建立日常監督和重點檢查相結合的機制。國務院將不定期地組織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機關和科技、經濟、文化、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公安等有關部門，對各地區、各部門貫徹實施知識產權法律的情況進行聯合大檢查，重點查處一些重要的、有影響的知識產權侵權大案，督促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執法不嚴和對侵權行為處罰不力的現象。這項工作要逐步形成制度，以切實保障知識產權法律的有效實施。
當前，監督檢查工作的重點是清理整頓音像製品市場和計算機軟體市場。各級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密切配合，加強檢查，嚴肅處理非法復制音像製品和計算機軟體的盜版行為。
四、為了履行我國參加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的有關規定，加強對外經濟技術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要強化海關在保護知機產權、制止侵權產品進出境方面的職能，採取必要的邊境措施，有效地制止侵權產品的進出口。海關要加強與有關部門的聯系和配合，依法嚴格實施知識產權的邊境保護措施。
五、要加強新技術、新產品進出口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從國外引進技術或進口產品時，要全面了解有關技術或產品的知識產權狀況，避免發生侵權糾紛或引起其他損失；向外輸出新技術、新產品時，也要做好有關知識產權查詢工作，防止技術或產品出口後被他人仿製或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
要加強對來料、進料定牌加工和合資製作、發行國外音像製品的審批及管理工作。企業在接受外商委託從事上述活動時，應當通過有關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或者知識產權服務機構查明外商是否為該項知識產權的合法擁有者、是否有權使用，在合同中應約定企業履行合同所進行的定牌加工或製作、發行音像製品活動被第三方指控侵權時的應訴責任以及指控成立時的賠償責任。
六、各行業要把加強知識產權工作作為推動行業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要針對本行業科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積極開展行業知識產權戰略和管理的研究工作，指導全行業的產品結構調整和科研生產工作。對於自主研究開發能力比較薄弱的醫葯、化工和計算機軟體等行業，要採取傾斜政策，增加研究開發經費的投入，提高自主研究開發的能力和水平。
七、各項科技發展計劃的主管部門要把知識產權工作作為計劃管理的重要環節，要針對計劃的實施和發展制定統一的知識產權戰略，特別要加強與計劃有關的領域中的知識產權調查、分析及相應的對策研究，使知識產權工作貫穿於計劃項目的立項、成果的法律保護以及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的全過程。
八、企事業單位要把保護知識產權作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科研院所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增強知識產權意識，遵守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納入本單位的研究開發、生產經營和內部管理工作並形成相應的制度。
企事業單位的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研究開發和技術改造應當與知識產權工作密切結合起來，利用知識產權信息制定正確的研究開發和生產經營戰略，確定恰當的研究方向和技術路線，提高研究開發的起點、水平和效率，避免在科研和生產中出現不必要的重復開發或者發生侵權糾紛。
九、科技、經濟、文化領域的各類行業協會以及專門的知識產權社會團體和社會化服務組織，是推動知識產權法律實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要鼓勵和扶持這些組織的發展，引導其利用自身的靈活機制，面向社會開展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法律咨詢和服務。要建立一批知識產權法律服務機構，協助當事人對侵權行為進行調查，收集證據，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有關糾紛。政府有關部門要充分調動這些組織的積極性，使其成為行政管理部門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有力助手。
十、當前，要大力加強培養知識產權專業人才和對廣大領導幹部以及人民群眾宣傳普及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的工作。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和科技、經濟、文化等部門要結合第二個普法五年計劃的實施，深入開展知識產權宣傳工作，加強知識產權法制教育。新聞單位要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加強報導，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監督工作。企事業單位要把知識產權法律納入本單位的普法教育計劃。要通過深入、持久的宣傳教育工作，逐步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法制觀念，形成有利於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社會環境。
十一、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根據本決定製定加強企事業單位知識產權工作的具體辦法。

7、吳漢東的學術觀點

綜述
經過二十多年的學術探索與追求，吳漢東教授在知識產權法和民商法領域均作了諸多開拓性的研究，在不少問題上為後來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礎，開拓了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基礎理論、無形財產權理論、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終處於學術前沿。
知識產權基礎理論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法學評論》、《中國法學》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識產權理論范疇，對知識產權基礎理論進行體系化研究，其觀點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
（一）知識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財產所有權的最根本的區別。對於這一新型權利，在理論上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學說加以闡釋，在立法上，也不能簡單搬用有形財產的權利保護方法。基於平等精神，知識產權主體制度在原始取得、繼受取得及國民待遇方面有別於一般民事主體制度。此外，吳漢東教授倡導在知識產權法領域建立知識產品范疇，以概括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各類權利客體。同時，他對前蘇聯法學家將此類客體統稱為「創作活動的成果」與我國法學家關於「智力成果」的傳統說法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並以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的學說為基礎，對知識產品的概念、特徵與分類進行了描述、說明與概括，認為其種類主要有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與經營性資信。
（二）知識產權的法律定位
吳漢東教授對知識產權法進行了細致的定位分析，探討了知識產權法與民法的關系，認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結果，屬於民事權利的范疇。通過對各國立法體例的考察，他認為在立法史上，凡是範式民法典都沒有知識產權編，凡是規定知識產權編的民法典都不是範式。他指出，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但是考慮到現代知識產權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規范內容以及其權利范疇不斷變動、發展的狀況，因此該類制度可單行立法，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而不必整體納入民法典。吳教授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則規定，但同時保留民事特別法的體例。
（三）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
關於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問題，我國理論界一直未予足夠的關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形財產權的定性分析。但是，關於知識產權的這種認知仍是不完整的。吳漢東教授以《知識產權協議》與《世界人權宣言》為依據，以經典學說觀點為參照，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在諸多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中，《知識產權協議》第一次明確界定了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即以私權名義強調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代表的主要國際人權公約都賦予了知識產權的人權意義。這種權利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創造者對自己的智力創造成果所享有的權利，其次是社會公眾分享智力創造活動所帶來利益的權利。吳教授認為這一規定揭示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均衡保護思想，即知識財產獨占權的保護與知識財產利益的合理分享，它們構成了現代知識產權法的完整內容。
吳教授主張，私權與人權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就人權體系而言，私人財產權即是人權的基礎性權利；就知識產權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權屬性，同時又直接構成基本人權的內容。在私權與人權的統一范疇中理性把握與認知知識產權，有助於全面考察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價值理念和社會功能。
無形財產權理論
在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推動下，非物質財富成為社會重要的財產類型，非物質財產的法律制度處於不斷的變革之中。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撰文提出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基本理論問題，並在《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一書中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論證，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一） 無形財產權基礎理論
財產是民事權利的重要客體，是社會經濟運動的基礎，吳漢東教授認真考察了財產制度從古羅馬到現代的萌生及發展變革的過程，著重探討了當代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四大發展和變化：傳統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新型知識財產陸續出現；經營標記的財產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納入知識產權體系。
物、財產以至無形財產在我國法學及經濟學著述中被經常使用,且多在轉換意義中使用,因此,學者們多存歧義。吳漢東教授就財產與物這對術語作了仔細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內涵上（即權利的對象性），財產與物具有客體的同樣意義；而在外延上（即客體的指向范圍），財產與物所包容的要素並不是等同的；物為一切財產關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之客體，因此對物的概念不宜作過於狹義的解釋。吳漢東教授並不贊同將智力創造性成果概稱為無體物，剖析了作為客體的財產權利是一種制度產品，而作為客體的智力成果是一種精神產品。在對知識財產、無形財產與知識產品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品不僅概括了知識形態產品的本質涵義，明顯地表現出客體的非物質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商品屬性和財產性質，因而應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表述為知識產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為近代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無形財產權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的一項新型民事權利，因而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理論加以闡釋。吳漢東教授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對無形財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體的非物質是無形財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傳統意義的所有權的最根本區別。他概括了無形財產主體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徵：一是無形產權的原始取得，從創造的身份資格為基礎，以國家認可或授予為條件，二是無形財產權的繼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製取得，從而產生數個權利主體對同一知識產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無形財產權制度對外國人的主體資格，主要奉行「有條件的國民待遇原則」，以有別於一般財產權法所採取的「有限制國民待遇原則」。
通過對無形財產權的利用、限制、保護、管理、經濟分析以及它與反不正當競爭之間的關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吳教授成功地構築起無形財產權的基礎理論體系。
（二） 無形財產權具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以知識產權名義統領下的各項權利，並非都是來自知識領域，亦非都是基於智力成果而產生，「知識」一詞似乎是名不副實。從權利本源來看,主要發生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從權利對象來看,則由創造性知識及商業性標記、信譽所構成。因此,「知識產權」一詞在眾多無形財產面前已顯得力不從心。由於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財富形態的變化，財產越來越多地變為「無形的」和「非物質的」，因而應當對傳統上並不被認為是財產或財產權利的權利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和保護。有鑒於此，吳教授主張，在民法學研究中，建立一個大於知識產權范圍的無形財產權體系，以包容一切基於非物質形態（包括知識經驗形態、經營標記形態、商業資信形態）所產生的權利。具體包括：
1、創造性成果權。包括著作權（含著作鄰接權、計算機軟體權）、專利權（含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含技術秘密權、經營秘密權）、植物新品種權等。
2、經營性標記權。包括商標權（含服務商標權）、商號權、原產地標記權、其他與制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識別性標記權。
3、經營性資信權。包括形象權、商譽權、信用權、特許經營權。商業人格利益泛指經營領域中諸如商譽、信用、形象等各種資信。資信類財產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體，其無體性指向的是一種商業人格利益。這種商業人格利益在產權制度創新的過程中，被賦予無形財產權基本品格。
吳教授對商譽權、信用權和形象權提出了新穎的見解，他認為，商譽是一種非物質形態的特殊財產，由此所生之權利當為財產權。商譽權雖然屬於知識產權的范疇，但與傳統的知識產權相比，又具有非確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時間性、非恆定的專有性等顯著特徵，並建議在我國民法中規定商譽權為一項獨立的知識產權，並採取直接保護的方式，即直接確認商譽權及其侵權責任；吳教授通過信用制度的歷史考察，從經濟學與法學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語義，並將其界定為償債能力的社會評價，他認為在民事權利體系中，信用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資信利益，是一種與所有權、債權、知識產權與人身權相區別的無形財產權，並建議在民事立法中確認信用權的獨立地位。吳教授關注到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知識形象的某些特徵具有「第二次開發利用」的價值。這種利用的目的，並不局限於該形象的知名度與創造性本身，而在於該形象與特定商品的結合而對消費者帶來的良好影響，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過程中，產生一種特殊的私權形態，它已不是人格意義上的一般形象權，而是具有財產價值的（商品化）形象權。形象權與知識產權關聯性極大，但真實形象不是著作權的保護對象，虛構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專利權、商標權的保護條件，形象權是一項獨立的無形財產權。
財產權體系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財產權類型不斷涌現，舊的財產權制度漸次嬗變，從而對傳統的私法制度帶來重大的沖擊，也給民法學界如何重新構建財產權體系提供了認真反思的空間。吳漢東教授在總結無形財產權理論的基礎上，主張對當代財產權體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一）財產權類型擴張與制度變革
財產權、人身權的兩分法以及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是傳統財產制度體系構建的基本范疇。吳漢東教授精闢地指出，盡管財產權的基本分類與體系構建的一般理論有著其合理意義，但也不能將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應當適應財產權類型擴張的時代需求，對財產權制度進行創新與變革。
他關注到由於所有權各項權能的分離,產生了與所有權迥異的財產權――股權與信託權；考察了在客體物利用途徑不斷擴展的情況下,他物權制度得以重新規制,出現了環境物權、區分地上權和空間役權等等新型用益物權；把握到債權的「物權化」與「證券化」使得物權與債權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賃權與票據權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屬性;分析了知識形態的各種新財產不斷涌現,從而導致現代知識產權體系不斷擴充;探討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業人格利益的逐漸演變,從而在現代法的框架下構建了與傳統人格權有別的商事人格權。
（二）財產權體系的理論建構
吳教授認為，在進行財產權的法律構造時，既要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要注重內在邏輯的聯結關系，即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在構建財產權體系時可以遵循大陸法系的傳統，繼續採用物權、債權的稱謂，但不必堅執所有權絕對中心的理念，也無須恪守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現代的財產權體系，應是一個開放的制度體系、多元的權利范疇。
他主張，我國的財產權體系包括以下三個部分，即是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有形財產權制度、以知識產權為主體的無形財產權制度、以債權、繼承權等為內容的其他財產權制度。在有形財產權范疇中，除所有權外，還應包括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空間利用權、典權、居住權、相鄰權以及抵押權、質權、留置權等擔保物權；在無形財產權范疇中，除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號權、地理標記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等知識產權外，還應包括商譽權、信用權、形象權、特許經營權等非物質性權利。其他財產權包括債權、繼承權以及一些具有獨立意義的財產權，如股權、信託權、票據權利等。該類權利有些是請求性財產權，有些則是兼具物權、債權屬性的特別財產權。
（三）財產權立法與民法典編纂
自羅馬法以來，經過眾多立法者和法學家的培育，財產權制度已經形成成熟的概念構成，並產生了具有不同風格的制度體系。吳教授認為，我國的財產權立法，必須採取融經驗與理論於一體的建構方法，遵循嚴格的邏輯概念與體系要求，將各類財產權制度整合於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陸法系有兩種民法典編撰模式，即法學階梯式與潘德克吞式，它們關於財產權體系的構建，在19世紀的範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經典的表現，但是，它們各有其弊端。吳教授認為，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可以考慮借鑒20世紀的範式民法典——荷蘭新民法典的做法，設置一個財產法或財產權總則。他主張首先應當對財產進行定義，為建構開放的財產權體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構成；其次，規定「物權一般規則」，以抽象、概括不動產物權和動產物權、所有權與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共同適用的總則規范；第三，規定「債權一般規則」，以統領單獨設編的合同法和侵權法，並涵蓋不能另行歸類的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第四，規定「知識產權一般規則」，既解決知識產權制度「入典」的問題，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別法的單行體例。吳教授認為，到目前為止，民法典不專編系統規定知識產權，已為多數學者為共識。知識產權制度雖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規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後規定其他財產權，以包容物權、知識產權、債權、繼承權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財產權利。
知識產權的發展戰略
在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後，吳漢東教授就審時度勢地指出知識產權戰略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是中國實施市場競爭的戰略重點，是中國進行對外貿易的戰略舉措，成為當時最早提出戰略的學者之一。新國際貿易體制的形成，新技術革命的產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現，都對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他指出知識產權法應當不斷修改完善，順應歷史潮流，逐漸步入國際化、現代化與法典化的戰略發展道路。
吳漢東教授指出，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特徵表現了這一制度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則在全球范圍的普適性。但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並不等於在保護內容、保護標准、保護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規范的統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護」原則，各國立法提供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得低於國際公約規定的標准，這即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的一般要求。中國既是一個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的進程中應當針對我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規定不同的戰略措施；既要考慮現實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國際公約規定，保護外國的高新技術，也要推動國際合作，保護本國的傳統知識。
他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的現代化特徵，表現這一制度與時俱進的時代性。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法律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相互作用、相互創新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差異，實質上反映了國家間科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因此，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必須保持其時代先進性，即通過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去推動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立法體例的選擇，不僅是一種法律傳統、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規則的運用，還應受制於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因素的影響。基於各國立法例的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以及對於知識產權制度定位的認識，吳教授認為，無論何時採取何種途徑，法典化將是中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吳漢東教授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率先對著作權領域的重大難題——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統、具體的深入研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學界首位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專題性研究的學者。他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綜合運用法歷史學、法哲學、法經濟學、比較法學、憲法學等研究方法，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和研究，並且兼顧了實踐性的應對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書，得到學界的高度稱譽。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學科研究
追求方法創新、理論創新一直是吳漢東教授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學術要求。他從其發展歷史的探索、哲學基石的構建、經濟品性的透視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論框架，動態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內容，全景地體現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學科研究軌跡。
吳教授認真發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創設的立法動因——平衡精神，探討了該制度從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創制歷史；將價值法學理論首次導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賦予其哲學意義；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價值——「理性的公平正義原則」，指出該原則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諸原則構成，並且得出了結論：「合理使用的價值目標，在於協調創作者、傳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關系，通過均衡保護的途徑，促進文化、科學事業發展」；將經濟分析納入著作權研究也是吳教授研究方法創新的大膽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領域，效益價值與正義價值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信息——公共產品理論表明，著作權的設定使得信息的產生者通過市場交易得到成本補償；而根據不相容使用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構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於合理劃分創作者和使用者的權利區域，減少額外交易成本，實現信息資源優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時，吳教授採用帕累托標准、市場均衡狀態、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論，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諸規則即正當使用、公平誠信使用、有限使用規則的經濟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憲法學研究
吳教授開拓性地將憲法學探討導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認為，合理使用與公民憲法權利緊密關聯，是公眾利用作品進行信息交流與傳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實現表現自由權利的基本條件。他發現，西方國家在相關問題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是對新聞作品進行有限的權利保護，從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滯；二是賦予合理使用以准憲法權利的意義，對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權益以優先保護。通過探討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礎，也凸現出吳教授對該問題研究的嶄新視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實證研究
通過對合理使用相關制度的比較分析，吳教授在內涵上准確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對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斷標準的悉心研究，進一步為合理使用制度的確立和構建提供理論上的標准，從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這一最為艱深的難題的基本解決途徑。此外，吳教授還前瞻性地探討了現代傳播技術對合理使用制度的影響，具有理論開拓意義和實用參考價值。

8、中國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論文

給你個資料吧 這個很難寫
雀巢狀告英特兒多美滋奶粉商標侵權獲賠20萬元
雀巢狀告英特兒多美滋奶粉商標侵權獲賠20萬元3月12日下午，兩大知名奶粉廠商雀巢公司和多美滋奶粉生產商英特兒公司之間的商標權糾紛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落槌。依法判決英特兒公司停止在其生產的多美滋嬰兒奶粉上使用侵犯雀巢公司「盾形」商標權的標識，並賠償雀巢公司經濟損失和訴訟合理支出共計20萬元，判決華堂商場西直門店停止銷售上述侵權奶粉。
2001年12月11日，雀巢公司就「盾形」商標申請國際注冊，並基於此向中國提出領土延伸保護申請並獲得商標局核准，有效期至2011年12月11日，核定使用的商品包括第5類商品上嬰兒食品等。英特兒公司在其生產的多美滋嬰兒配方奶粉產品的包裝上使用了含有盾牌圖形的「金盾組合標識」，還在網站上對多美滋嬰兒奶粉進行宣傳時使用了「金盾組合標識」和盾牌圖形。華堂商場西直門店在其營業場所銷售了上述侵權奶粉。
2007年9月，雀巢公司以英特兒公司侵犯其注冊商標專用權和構成不正當競爭為由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英特兒公司和華堂商場西直門店停止侵權，並請求法院在人民幣50萬元的法定額度內酌定賠償金額。
北京市一中院經審理認為，英特兒公司生產的「多美滋」嬰兒配方奶粉與雀巢公司「盾形」商標核定使用商品中的嬰兒食品屬於類似商品，其使用的「金盾組合標識」與「盾形」商標相近似，故英特兒公司的行為侵犯了雀巢公司「盾形」注冊商標專用權，應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因雀巢公司未提交證據證明其損失和英特兒公司的侵權獲利，故法院根據英特兒公司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主觀過錯、侵權持續時間以及雀巢公司為制止侵權支付的合理開支等因素酌情確定英特兒公司應予賠償的數額為20萬元，華堂商場西直門店亦應承擔停止銷售的民事責任。
另外，雀巢公司在此案中還主張「金盾」為其嬰兒奶粉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因其提供的證據不足，未得到法院支持。
此案宣判後，各方當事人均未明確表示是否上訴。(

9、關於知識產權法的論文

淺析知識產權法與公共利益

【摘要】知識產品不僅是一種個人財富，更是一種社會財富，知識產品的推廣和應用關繫到社會公眾的切身利益。這就要求我國在進行知識產權立法時要兼顧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達到兩者的平衡。

【關鍵詞】知識產權；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

「私權」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知識產權作為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但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客體——知識產品，是一種信息，具有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雙重性質，而由此帶來的權利義務的分配，不僅關繫到知識產權人的個人利益，也關繫到社會公共利益。因此，知識產權立法在確認和保障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同時也需要兼顧對公共利益的保障。近些年來，國際上的一些知識產權公約明確地對知識產權法中的公共利益問題作了規定。確保公共利益已成為各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宗旨。本文僅結合知識產權專門法中的著作權法、
專利權法、商標權法的相關法律規定，分析知識產權法對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

一、知識產權法在賦予專有使用知識產品的基礎上激勵知識產品的創造活動
知識產品作為無形財產與有形財產不同，知識產品一旦被公開就很難由原來的知識產品所有人專有地控制。競爭者可以通過研究、模仿市場中的知識產品生產同類產品，而不需要付出大量的智力勞動和研發成本，並承擔相應的市場風險。因此，競爭者可以以更低的價格在市場上出售同類知識產品，與知識產品所有人展開競爭，這使得知識產品所有人很難從其智力活動中收回投資，更談不上收益，極大地挫傷了知識產品所有人進行智力活動的積極性。知識產權法賦予知識產品所有人以專有使用權，排除他人擅自使用，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可以憑借這種壟斷地位收回自己為進行智力活動所進行的各方面的投資，這種制度設計激勵著知識產品的創作活動，例如，著作人身權財產權的賦予激發對智力作品的創作和傳播、專有實施權所帶來的巨大收益激發人們從事發明創造活動、商標的專有使用促使廠商改善商品質量，創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所以說，知識產權法反映了賦予有限的壟斷權刺激革新目的的動態效率，它通過授予有限的壟斷權利刺激了知識創造活動，報償在創新上的投資從而刺激對創新者在時間、精力和資金方面的投入，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知識產品，不斷地滿足社會對知識產品的需求。

二、以壟斷換「公開的機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公共利益
知識產權法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激勵將知識產品向盡早社會公開，可以說公開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公共利益。它不僅保障公眾正當地接近原創者的知識產品，為後續創新提供充分的「養料」，促進技術創新和文化創新；而且避免了對同一客體的重復創作和研究，節約了社會資源。這一點在著作權法和專利權法中表現的尤為明顯，著作權法賦予了權利人專有復制發行權換取了對作品的公開，為後續性創作提供了大量的資料，雖然限制了對作品的自由接近，特別是帶有贏利性質的利用和傳播，在獨創性的層面上刺激更多的合乎社會需要的新作品的創作，最終促進了文化繁榮和文明進步。專利法更是如此，專利法通過專利的「充分公開」要件確保所授予的專利公開，這些以公開的專利成為重要的信息來源，為後續發明和研究提供了技術信息和知識，避免了對同一客體的重復投資，研發者將節省的時間和經費來進行其他的研發，不斷促進新發明更多的被創造出來，以滿足社會對技術進步的需要。

三、適當的限制知識產權人的權利以達到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
國內外相關法律，都將公共利益作為知識產權人行使其權利的前提，如我國《著作權法》第四條第2款規定，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再如美國，其立法和司法都強化了「知識產權是為了實現社會目標的有限的權利」的觀點，堅持「對知識產權人的報償是作為第二位考慮的」。因此，知識產權都具有有條件的獨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時間性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知識產權法對知識產權保護做了時間和范圍的限制。如我國現行《專利法》對於發明專利的保護期規定為20年。經過20年後，發明專利就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其次，知識產權法還規定了一些「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以及「強制實施」條款。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為個人學習、研究或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專利法》規定：專利權人製造或者經專利權人許可製造的專利產品售出後他人使用或銷售該產品不構成侵權即專利權人權利用盡後的使用不侵權。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對知識產權作以必要的限制是為了在保護私權的前提下維護公共利益，尋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正所謂權利的限制，應是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的必要限制；權利的保護，應是在實現社會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護。

四、促進公平競爭，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
對有效競爭的促進是知識產權法的一種重要的公共利益。通常，生產者可以使用市場中任何可以獲得的手段，針對他們的競爭者來獲得優勢，但是這種手段必須正當、合法、體現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在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下，企業可以立即復制被改進的技術與改進者展開競爭而沒有必要投入時間和精力進行技術改造；廠商可以採用「搭便車」，「傍名牌」的方式展開市場競爭而不是在提高產品的質量上展開競爭。這些都是違反市場競爭規律的不正當的、不公平的競爭，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相反，在賦予專利權的情況下，競爭者意識到他不能隨意地復制、模仿專利發明，因此，不得不進行獨立的研究和開發，形成替代發明和改進發明，因為他們知道擁有一個合乎社會需要的、具有廣闊市場的專利是企業佔領市場和開拓市場的重要砝碼，是取得巨大經濟效益、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手段，這一種競爭是在不斷開發新技術的基礎上展開的公平競爭。商標權的賦予使得商標作為一種識別性的商業標記，商標權人有權禁止他人在核定使用的同種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與自己的注冊商標相同或相似的商標。通過制止市場中商品的商標被混淆而維護競爭秩序，促使廠商在提高產品質量的基礎上展開市場競爭。

五、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知識產品作為公共財富，最終要進入流通領域，成為消費者手中的消費產品，所以，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也就成為知識產權法的立法目標之一。知識產權法是通過兩方面的機制來保護消費者利益的：一方面，賦予知識產品所有人以專有使用權，這使得不同知識產品所有人所創造的知識產品得以區分，也使得假冒的知識產品不能進入市場流通領域，從而保證消費者可以購買到自己信得過的、高質量的產品。如商標法保護商標權人的商標專用權，從而區別產品或者服務來源，確保了消費者能夠憑借商標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購自己需要的產品。商標不僅具有區別商品來源的作用，而且具有標識商品一致質量的作用，一旦消費者習慣於將一個特定的商標作為特定商品質量的符號，他就會確信其購買的這種商標的商品具有質量的一致性，逐漸形成一種 「品牌認知」， 並且願意為此商品支付較高的費用。廠商便可藉助商標贏得消費者對其商品的青睞，這樣就能獲得較大的利潤，激勵了廠商提高產品的質量以便利用商標實現更大的利益，最終保證了消費者可以獲得高質量的產品。

所以，知識產權法在以法定形式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人利益的同時，也兼顧了對公共利益的保障。雖然知識產權的取得意味著權利人獲得一定程度之壟斷地位，這是社會公共利益所做出的讓步，以鼓勵技術創新，權利人在行使權利時也要注意與社會公眾之間實現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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