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陳錦川簡介

1、聽說法智金集團公司的核心團隊實力很強，有人知道都有誰嗎？

關於法智金集團我了解的應該算是比較早的，在2015年的時候，人民日報就以《大數據時代催生「事聯網」》刊載法智金集團創始人鍾山的專訪，還譽鍾山先生為「事聯網」創始人。從核心團隊上看，法智金集團實力還是很強的，團隊成員背景實力都很雄厚。
法智金集團的創始人鍾山先生是北京黨外高級知識分子聯誼會副會長兼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主任，深圳市知識產權金融聯盟副理事長，中國知識產權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是三十年司法、實業、金融、知識產權行業資深人士，被人民日報譽為「事聯網」創始人。
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杜平先生，原國家信息中心黨委書記、常務副主任，分管信息化研究部，兼任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應用管理中心主任，擁有豐富的數據及人工智慧運用經驗。
集團首席知識產權專家劉春田，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等。
集團首席數據科學家朱揚勇教授，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數據科學重點實驗室主任,《大數據》期刊編委會副主任、大數據協同安全國家工程實驗室副理事長等。
集團首席風險專家宿遲會長，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原院長、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
首席合規專家金克勝教授，現任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外交學院法學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等。
集團首席評估專家權忠光博士，十二屆北京市政協常委，現任中國資產評估協會副會長，中企華資產評估責任公司董事長兼首席評估師。

2、中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是哪個法院

中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是在北京市海淀區彰化路18號的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於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首任院長由20年前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首任庭長宿遲擔任。陳錦川、宋魚水、姜穎等全國知名的、知識產權審判領域的專家型優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任職。
知識產權法院是為專門法院。專門法院，也稱為特別法院，是指法律明確規定授予某類案件管轄權，即管轄范圍僅限於某一類或某幾類案件的法院。專門法院是法律現代化的產物，從一定意義上說，司法的專門化是法律現代化的前提。從國際范圍上看，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設置有正式的多樣化的專門法院，較為常見的有行政法院、商業法院，此外還有勞動法院、保險法院、家庭法院等。
知識產權法院的意義：
1、「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色彩，與整個司法改革的趨勢正好遙相呼應。
2、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一些企業知識產權意識淡薄，依靠模仿甚至「山寨」實現了快速發展。由「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必須依託堅實的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後盾。否則，就不可能有企業有強大動力搞創新，產業轉型升級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3、審判同意的要求。「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極強，但有權受理的法院分散在全國各地，不利於審判實踐的統一。另外，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還存在著損害賠償額偏低，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現象等。」
4、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對地方保護主義的三家知識產權法院，屬於跨行政區設立，將為我國司法機構設置與布局的調整，特別是為司法轄域與行政轄區的相對分離提供有益探索；
5、二審合一。在三家知識產權法院實行了「(民事、行政)二審合一」，這也屬於我國審判體制與制度上的一個較大變化和嘗試，由此形成的經驗，對於其他類型案件的審判也會有啟示作用。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法》第一條：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3、我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在哪個城市

我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知識產權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設審判機構，設在北京市，主要審理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上訴案件。

成立性質

新成立的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坐落於北京市海淀區彰化路18號，內設4個審判庭，技術調查室和法警隊，2個司法輔助機構以及1個綜合行政機構。集中管轄原由北京市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

人員編制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首任院長由20年前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首任庭長宿遲擔任。陳錦川、宋魚水、姜穎等全國知名的、知識產權審判領域的專家型優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任職。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的黨組成員集體亮相，他們是院長宿遲、副院長陳錦川、宋魚水、紀檢組組長吳久宏。院長宿遲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預測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年收案將達到1.5萬件，22名法官肯定是「超負荷」運轉。

知識產權法院的意義
1、「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色彩，與整個司法改革的趨勢正好遙相呼應。
2、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一些企業知識產權意識淡薄，依靠模仿甚至「山寨」實現了快速發展。由「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必須依託堅實的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後盾。否則，就不可能有企業有強大動力搞創新，產業轉型升級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4、2014年十一月六日我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在哪裡

2014年11月06日，中國第一家知識產權法院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正式掛牌成立，並於12月16日首次開庭；北京時間2014年11月6日下午，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專業機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掛牌並正式履職。北京。我國首家知識產權法院成立於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海淀區彰化路18號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首任院長由20年前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首任庭長宿遲擔任。陳錦川、宋魚水、姜穎等全國知名的、知識產權審判領域的專家型優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任職

法律依據：
《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草案）》第二條草案的主要內容
（一）關於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
從審判實踐看，我國知識產權案件主要表現為專利、商標、著作權以及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等類型，其中，專利以及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等案件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更為密切。完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應充分考慮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專利類案件相對集中、審判工作基礎較好的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知識產權法院審判庭的設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和編制管理部門意見具體規定。
（二）關於知識產權法院的監督
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的審級與當地中級人民法院相同。知識產權法院依法定程序設立後，對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接受監督。根據法律規定，知識產權法院的審判工作，接受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的業務指導和審判監督；知識產權法院對案件的審理，接受所在地同級或者上級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
（三）關於知識產權法院的案件管轄
知識產權法院設立後，主要審理各類專利以及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等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兼顧審理其他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知識產權法院的案件管轄以專利技術類案件為主，是因為這類案件的專業技術性更強，審理要求更高，對於促進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更為重要，更需要進一步加強司法保護。決定（草案）規定，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對所在省（直轄市）的專利以及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等知識產權案件實行跨區域管轄，案件管轄的范圍將由最高人民法院規定。此外，知識產權法院還管轄所在市基層人民法院第一審著作權、商標等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判決、裁定的上訴案件。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將統一審理對不服國務院行政部門裁定或者決定而提起的第一審知識產權行政案件。對知識產權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案件，由知識產權法院所在地的高級人民法院管轄。上述管轄的規定，綜合考慮了我國知識產權法院的職能、編制、人員以及知識產權案件的分類、特點、數量等因素，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
（四）關於知識產權法院的法官任免
知識產權法院的院長，由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知識產權法院的副院長、庭長、審判員和審判委員會委員，由本院院長提請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根據人民法院隊伍建設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要求，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除具備法律規定的一般任職條件外，還應具備豐富的相關審判經驗。最高人民法院將對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選任標准提出指導性意見。

5、2014年十一月六日我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在哪裡

北京。我國首家知識產權法院成立於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海淀區彰化路18號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首任院長由20年前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首任庭長宿遲擔任。陳錦川、宋魚水、姜穎等全國知名的、知識產權審判領域的專家型優秀法官均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任職。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知識產權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知識產權法庭，主要審理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知識產權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設審判機構，設在北京市。知識產權法庭作出的判決、裁定、調解書和決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調解書和決定。

6、國內的知識產權權威有哪幾位

學術界的一般常說北鄭南吳，即中國人民大學的鄭成思（已故）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吳漢東。然後還有劉春田（人大）、張今（政法）、郭禾（人大）、馮曉青（武大）、陶鑫良（同濟）、張玉敏（西南政法）、李明德（社科院）等。郭壽康老先生現在差不多處於退隱江湖階段... 實務界的就不好講了，宋柳平（華為）和陳錦川（北京高院）這是我個人稍微了解一點的，另外專任知識產權局和商標局的相關專業高級領導，以及超大型和跨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主管，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應該也都能算是本領域的權威。

7、《民法典》對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的規制

《民法典》《著作權法》《電子商務法》等法律是調整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的法律規范，此外，《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等行政法規，《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害信息網路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等司法解釋也對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有相應的規范。《民法典》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具有基礎性、「一般法」地位，對《民法典》中的網路侵權條款作出正確的認識、給出科學准確的適用方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本文在對《民法典》網路侵權條款進行梳理的基礎上，結合實際對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幾個重要規則展開進一步分析。
      《民法典》網路侵權條款確定了以下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的幾個重要規則。
      一、以侵權責任構成作為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歸責原則
      《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借鑒美國的《數字千年版權法》，從第20條到第23條為四類網路服務提供者規定了免於賠償責任的情形，又稱「避風港」。網路服務提供者只要符合《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的條件，將不承擔賠償責任。因此，《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第20條到第23條的規定是免責條款，「避風港」是免責事由。它們只是告訴人們網路服務提供者在什麼情況下可以避免侵權責任，但沒有明確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怎樣會構成侵權褲局責任。這種模式與我國傳統侵權法的原則和制度相沖突，帶來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1]《民法典》則繼續堅持我國侵權法的傳統，以侵權責任構成作為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歸責原則。《民法典》第1165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規定所確定的過錯歸責原則是統攝所有侵權行為類型的一般條款，對所有類型的侵權行為具有普遍適用性。《民法典》中的網路侵權條款第1195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後，未及時採取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該款以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否違反「通知規則」所要求的「及時採取必要措施的義務」作為確定其侵權責任的要件。第1197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網路用戶利用其網路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這些規定表明，《民法典》中的網路侵權條款沿襲或者遵循了大陸法系以及我國笑備《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的侵權法思路，以行為人「實施了行為、該行為造成了損害、行為與損害後果直接存在因果關系、主觀上有過錯」作為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網路服務提供者因過錯侵害他人著作權造成損害的，即應承擔侵權責任。
      二、網路服務提供者就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實施的侵權行為承擔過錯責任
      《民法典》第1165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條所確定的過錯歸責原則是適用於所有侵權行為類型的一般條款。「無論行為人侵犯的是何種民事權益(包括知識產權、人格權在內)，以何種方式實施侵權行為(通過網路實施侵權行為也包括在內)，原則上都應該基於《民法典》第1165條所確定的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來胡升讓承擔責任。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採取過錯推定，或者規定無過錯責任，否則《民法典》第1165條對所有類型的侵權行為具有普遍適用性。」[2]
      《民法典》的網路侵權條款將《民法典》第1165條所確定的過錯責任歸責原則具體落實到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確定上。《民法典》第1195條可稱之為「通知規則」，在被侵權人無法證明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時，向網路服務提供者發出通知，倘若網路服務提供者不及時採取必要措施，那麼網路服務提供者的這種不作為就可能導致其對於損害的發生或擴大存在過錯，因而與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民法典》第1197條是對網路侵權責任中「知道規則」的規定，如果被侵權人有證據證明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網路用戶利用其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無須向網路服務提供者發出通知，就可以直接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與實施侵權行為的網路用戶承擔第1197條規定的連帶責任。可見，「『知道規則』與『通知規則』是我國《民法典》規范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的兩項基本規則，二者都是確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就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時侵權責任的歸責事由，是過錯責任原則的具體體現。」[3]《民法典》第1195條、第1197條是並列關系，是兩個獨立的條款，不存在遞進關系，更非包含關系。那種認為發出通知是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承擔責任的唯一條件或者說只能以網路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而未採取必要措施來判斷是否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關於過錯責任，有兩點應該予以重視:
      一是過錯標准。判斷過錯的標準是「應當達到的注意程度」，即如果加害人實施加害行為時沒有達到所應當達到的注意程度，就存在過錯。該標准又是多元的，在一般情況下，對於他人的權益負有一般義務的人，應當盡到一個誠信善意之人的注意義務。對於他人的權益負有特別義務的人，應當盡到法律、法規、操作規程等所要求的特別注意義務。該標准對誠信善意之人還有職業上、經驗上、年齡上的要求。[4]因此，不同的情景下，注意義務是不同的。加害人所應當達到的注意程度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並沒有一個完全一樣的標准。
      二是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普遍審查義務。網路服務提供者不承擔對於網路上可能發生的侵權行為的預先審查義務或普遍審查義務。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害信息網路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第2款「網路服務提供者未對網路用戶侵害信息網路傳播權的行為主動進行審查的，人民法院不應據此認定其具有過錯。」的規定就是網路服務提供者不承擔普遍審查義務的具體體現。《民法典》延續了該規定的精神，沒有賦予網路服務提供者普遍的注意義務。「在審判實踐中，應當謹慎認定此類網路服務提供者『應當知道』網路用戶利用其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如果判斷標准過寬，可能會使網路服務提供者實際上承擔了普遍審查義務。」[5]
      實踐中有必要區分普遍審查義務與具體的注意義務。在「廣電偉業訴酷溜網提供視頻分享服務」案中，雖然酷溜網存儲的視頻文件數量巨大，酷溜公司客觀上確實難以對每個視頻文件之權屬狀況進行詳細審核，但法院基於酷溜網將電影、電視劇和原創等設置為並列頻道一節，認為酷溜公司明知酷溜網存儲的視頻文件中包括大量的非原創的電影、電視劇視頻文件，酷溜公司在此種主觀狀態之下應對此部分非原創的電影、電視劇視頻文件承擔相應的審查義務。[6]在本案中，法院是基於酷溜網將電影、電視劇和原創等設置為並列頻道帶來的較高侵權風險，認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對非原創的電影、電視劇視頻文件負有相應的注意義務，是妥當的，並非是賦予網路服務提供者普遍的注意義務。
      2019年歐盟通過《版權指令》第17條把在線內容分享服務商履行「版權過濾」義務作為免責情形。美國版權局於2020年推出的《「避風港」第512條條款研究報告》指出:隨著數據及過濾技術的發展和完善，我們認為指紋過濾技術會成為網路服務提供商的一種可行性解決方案，無論其規模如何。「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美國在時機成熟時，有可能採納歐盟第17條的類似規定。」[7]這些組織和國家的做法及建議值得關注，但是否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負擔「版權過濾」義務，涉及各方面重大利益，也是重大的經濟政策、產業發展戰略選擇，需要我國立法者作出決策。
      三、網路服務提供者對網路用戶的侵權行為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當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網路服務從事侵權行為時，後者是否需要承擔責任?承擔何種責任?對此《民法典》作了明確規定。《民法典》第1195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後，未及時採取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第1197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網路用戶利用其網路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前者適用於「通知規則」適用的場合，後者則適用於「知道規則」的場景。這兩個條文所處理的都是網路服務提供者幫助侵權的責任承擔問題。而幫助侵權，是民法中共同侵權的一種形態。幫助侵權者承擔侵權責任的前提有三:首先是對於他人實施侵權行為提供了幫助;其次是他人從事了侵權行為;最後是幫助人主觀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從事的行為是侵權行為，卻仍然提供了幫助。
      對於以幫助侵權來確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對網路用戶的侵權行為承擔侵權責任這一規則的把握，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該規則以共同侵權制度為框架，以共同侵權中的幫助侵權為具體的規制形態。主要借鑒自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的《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中的「避風港」建立在「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分類的基礎上，而且基於美國侵權法的「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與我國侵權法中的幫助侵權客觀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並不完全接榫。故在具體案件的法律適用中應以共同侵權、幫助侵權為邏輯路徑，拋棄「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分析框架。
      二是通知與必要措施及侵權責任的關系。有觀點從《民法典》第1195條「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後，未及時採取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的規定出發，認為網路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有義務立即採取刪除等必要措施，不採取必要措施的，即承擔侵權責任。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過錯是網路服務提供者承擔侵權責任的基礎，網路用戶侵權行為的存在是網路服務提供者構成幫助侵權的前提。只有在網路用戶的行為構成侵權、網路服務提供者存在過錯時，網路服務提供者才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另外，通知的功能之一在於告知網路服務提供者其網路中有侵權的存在，是用於認定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否有過錯的重要因素，但通知有可能是惡意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基於惡意的或錯誤的通知自然不能導致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的產生。
      四、「通知規則」適用於各種類型的網路服務形態和各種網路服務提供者，也即「通知規則」對所適用的網路服務形態和網路服務提供者不做限制
      《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僅規定了自動接入和自動傳輸、自動緩存、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等四種網路服務提供者，其規定的「通知規則」僅適用於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服務提供者，即自動接入、自動傳輸和自動緩存服務提供者不受「通知規則」約束;而《民法典》的網路侵權條款規制所有的網路用戶和網路服務提供者，第1195條規定的「通知規則」也並不限於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服務，而是針對廣泛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類型，即「通知規則」既適用於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服務提供者，也適用於自動接入、自動傳輸和自動緩存以及其他網路服務提供者。
      隨著技術和商務模式的發展，網路服務形態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存儲、接入、緩存、定位、搜索、設鏈等，比如位元組公司在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的同時提供了信息流推薦服務，已經不是單純的信息存儲空間服務提供者;出現了類似微信小程序、雲存儲服務等新技術類型，還包括了提供網路交易場所，協助進行網路交易等更加復雜的形態;網路服務提供者(ISP)與網路內容提供者(ICP)二者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日益模糊，因而很難再簡單適用類似《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設定的與單純的存儲、接入、緩存、定位、搜索、設鏈等服務相適應的規則。這就要求必須針對案件中的具體網路服務形態確定行為性質、過錯、必要措施等，難以整齊劃一地適用某個統一的標准。
      五、基於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採取必要措施的規則
      根據《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的規定，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應分別採取刪除、斷開鏈接的措施;而《民法典》第1195條雖然僅列舉了刪除、屏蔽、斷開鏈接這三種必要措施，但不限於此，還包括對制止侵權行為是必要的其他措施。因此，《民法典》對網路服務提供者應採取的必要措施不做限定，而是採取開放性的態度。
      對具體案件中什麼措施才是必要措施，法律不給出明確規則，沒有採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由網路服務提供者根據其掌握的證據以及提供的服務類型自主判斷，自主決策，只是要求採取的必要措施「所取得的效果應當是在技術能夠做到的范圍內避免相關信息進一步傳播」。在「愛奇藝訴位元組跳動」案中，法院認為，位元組公司雖然確實開展了刪除、屏蔽等工作，滿足了應當依法採取相應措施的形式要求，但從實際處理效果看，其在當時採取的措施，並不符合有效制止預防明顯侵權的實質效果，應當認定其在本案中所採取的相關措施尚未達到「必要」的程度。[8]法院顯然是認為，位元組公司採取的措施沒有預防和制止住他人利用其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沒有達到「必要」的要求。
      根據《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電子商務法》及《民法典》等法律規定，結合司法和行業實踐，可以將必要措施分為以下兩大類:
      第一類是收到合格通知後，網路服務提供者應當採取的能夠及時阻止侵權行為的措施，包括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接到權利人的通知書後，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服務的網路服務提供者，應當對侵權信息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足以阻斷侵權行為的措施;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對相關商品或者服務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終止交易和服務等必要措施。
      第二類是收到合格通知後，網路服務提供者基於其服務類型的特殊性質，不需要也不能夠採取刪除等措施，而是可以採取其他措施來避免侵權的進一步擴大。「必要措施」應遵循審慎、合理的原則，根據所侵害權利的性質、侵權的具體情形和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技術條件、能力等來加以綜合確定。「雲存儲服務」案中，被告提供的雲伺服器租賃服務對雲伺服器中運行的軟體系統和存儲的具體信息內容無法直接進行控制，在技術上不能針對具體信息內容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的措施，能做的只能是「關停伺服器」或「強行刪除伺服器內全部數據」。而「關停伺服器」或「強行刪除伺服器內全部數據」措施不符合審慎、合理之原則。故法院認為，被告可以基於通知內容所能提供的信息及根據該信息所能作出的一般性合理判斷，採取與其技術管理能力和職能相適應的措施......。轉通知體現了網路服務提供者「警示」侵權人的意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防止損害後果擴大，可以成為「必要措施」從而使得網路服務提供者達到免責條件。[9]對於自動接入、自動傳輸、自動緩存以及其他類似網路服務提供者而言，如果採取的措施會使其違反普遍服務義務，也可以將轉通知作為必要措施。
      注釋:
      [1] 陳錦川:《著作權審判原理解讀與實務指導》，法律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253-274頁;薛軍:《民法典網路侵權條款研究:以法解釋論框架的重構為中心》，《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4期。
      [2] 薛軍:《民法典網路侵權條款研究:以法解釋論框架的重構為中心》，《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4期。
      [3] 程嘯:《論我國網路侵權責任中的通知規則》，《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4] 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第2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頁。
      [5] 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7月版，第2321頁。
      [6] 參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14025號民事判決書。
      [7] 宋海燕:《「避風港」原則何去何從——論歐盟及美國對在線內容分享服務商侵權責任的立法改革及趨勢》，《中國版權》，2020年第6期。
      [8] 參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9421號民事判決書。
      [9] 參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7)京73民終1194號民事判決書。

8、2014年我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在哪裡

我國首家知識產權法院成立於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海淀區彰化路18號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首任院長由20年前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首任庭長宿遲擔任。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正式履行法定職責，這標志著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部署的司法體制改革邁出重要一步。

法律依據

《知識產權法》第一條 為了加強商標管理，保護商標專用權，促使生產者保證商品質量和維護商標信譽，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特製定本法。

《知識產權法》第一條 為了加強商標管理，保護商標專用權，促使生產者保證商品質量和維護商標信譽，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特製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