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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有沒有關於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的 法律條例？

山西省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和對策

【摘要】「十五」以來，山西省知識產權工作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然而，我們還應該清醒的認識到，我省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和不足。當前，面臨加入WTO以後的新機遇和新挑戰，山西必須從多方面積極採取應對措施，繼續加強和完善我省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加入WTO對中國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其後續效應持續發酵。山西作為一個經濟落後的省份，也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弱省，山西知識產權保護疲弱的成因直接源於教育、經濟、技術基礎和法律基礎的落後程度,還有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薄弱的原因。由於存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梯度差距,山西將面臨國外和國內發達地區的雙重知識產權「侵入」的尷尬局面。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山西必須立即行動起來，運用積極靈活的知識產權戰略戰術,去爭取主動,打贏新世紀的知識產權之戰。
一、山西省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
（一）專利權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自主創新是第一競爭力。加強自主創新，掌控知識產權，是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專利作為自主創新的利器之一，對企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我省目前的專利制度前景一片光明，具體表現如下：1、專利申請數量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據省專利局統計，全省專利申請量已由2001年的1475件上升到2005年的1985件，「十五」期間專利申請總量為8782件，比「九五」期間增長了55．2％。2、專利服務體系建設成效顯著。截止2005年，全省所有11個地級市以及太鋼、太重及太原理工大等企業和院校都設立了知識產權管理服務機構。此外，根據2004年底有關數據，我省共建立專利代理服務機構4所，獲得國家頒發的專利代理資格證的專利代理人90餘名。太原市成為國家知識產權試點城市。3、專利申請社會分布漸趨合理。專利申請分布中，發明專利連續10年保持增長態勢。「十五」前4年，全省申請專利6797件，其中發明專利1872件，占專利申請總量的27．54％，比「九五」期間提升了5個百分點。工礦企業的自有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明顯增強，工礦企業專利申請量占申請總量的比例由1996年的9．23％上升到2004年的19．04％。2004年與2003年相比，職務發明專利申請量有了突破性的增長，增幅高達43．9％。在職務發明專利中，大專院校申請數量增幅達120％，翻了一番；企業申請數量增長130件，增幅高達53．94％。4、專利技術實施環境不斷改善。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山西省第一批全國專利試點單位，2004年完成驗收。中國北車集團永濟電機廠和山西三佳煤化有限公司被確定為第二批全國企事業專利試點單位。這些數字都充分說明,山西省的專利事業正在走上一個迅速發展的新階段。
（二）商標權
隨著我省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發展，全社會的商標意識也在不斷增強。通過這幾年來努力加強企業的商標工作，促進企業實施商標戰略，鼓勵和支持企業爭創名牌商標，大力推行商標管理層級目標責任制，規范企業商標使用行為，,積極查處商標侵權、假冒等違法行為，保護注冊商標專用權，有力地維護了我省市場競爭秩序,促進了我省經濟社會發展。據統計，全省11個地級市工商局都建立了專門的商標管理機構，有87個縣(區)工商局設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其他縣(區)工商局以及基層工商所都有專職和兼職的商標管理人員。全省專職或兼職從事商標管理的人員有197人。
此外，我省在著作權保護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二、山西省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
「十五」以來，山西省知識產權工作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然而，我們還應該清醒的認識到，與知識產權工作做得較好的省份相比，我省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和不足。
（一）山西知識產權擁有總量與山西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不相適應。
就專利來看，山西是經濟弱省，也是專利小省。專利數少一直是制約我省企業自主創新的一個「瓶頸」。我省專利申請量僅居全國第23位，遠遠落後於其他兄弟省、市，與中部其它五省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商標方面，據中國商標網統計信息顯示，2002、2003、2004年全國共有商標申請527591件，我省申請商標注冊4998件，佔全國申請總量的0.95%，在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排名第二十五位。山西共有名牌產品9件，04年底在全國排19名。有中國馳名商標8件，分別是杏花村、奇強、天脊、屯玉、水塔、竹葉青、澳瑞特和冠雲，在全國排第20名。
（二）授權專利的技術含量不高，地區分布不均衡，結構極不合理。
從我省專利的構成看!科技含量較低的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佔了大部分比例。2005年我省專利批准授權1220件，其中：發明280件，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合計1185件。我省專利的地區分布主要集中在太原、陽泉、長治、大同等地區。另外，就專利申請的主體來看，個人和工礦企業占很大比重，高校和科研院所則很少。2005年，在批准授權的專利中，個人852件，佔69.8％，工礦企業203件，佔16.6％，高校和科研院所合計165件，僅占總數的13.5％。（資料來源：山西省知識產權網）企業專利擁有量少對我省技術創新不利因為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的專利工作直接決定著其創新成果產業化的狀況。高校和科研院專利少的情況與我省在技術研發上長期重研究院而輕產業,把大量的科研撥款投入院校和科研機構嚴重不協調，究其原因，一是一些科研院所的研究與市場、與企業的需求脫節; 二是科技管理體制上存在問題。一些科技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形成的科研成果不是馬上申請專利, 而是急於參加評獎, 急於將其發表,使科技成果的經濟價值白白喪失。
（三）商標意識淡薄，商標遭搶注現象嚴重，造成嚴重經濟損失。
我省企業商標意識較為淡薄，爭創著名、馳名商標積極性不高，運用商標戰略開拓市場、參與競爭能力不強，在國內外市場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商標不多，形成了中小企業品牌意識不強, 大企業缺乏國際國內知名品牌的不利局面。目前山西商標還面臨著被搶注的厄運。1996年，汾酒集團就曾因商標被日本一家公司搶注，導致汾酒遲遲不能進入日本市場。副省長胡蘇平在2006年4月舉行的山西省著名商標認定大會上提醒山西企業看好自己的商標。繼05年底，「汾酒」、「冠雲」在香港被一公司搶注後，「東湖」商標最近在香港也遭搶注。最近幾年，圍繞山西的「清和元」、 「沁州黃」、 「大寨」、「 竹葉青」等商標被搶注的事件頻頻發生，有些至今尚未定案。此外，我省目前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屢打不絕，這不僅僅是立法問題，同時也有執法力度不夠，各部門協調配合不夠和地方保護主義干預打假等因素的存在。
（四）地方立法空白較多, 沒有體現出地方立法為知識產權法配套服務的靈活性。
以著作權方面立法為例, 山西盜版現象不僅嚴重而且呈公開化, 但卻沒有一部打擊盜版、宣傳維護正版的相應地方法規出台。網路技術的發展更對現有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乃至整個法律體系產生巨大沖擊, 以他人商標或商號搶注為域名、將他人的著作放入互聯網供公眾閱覽和下載等問題相當突出,由於沒有地方立法的支持, 在審理時產生了很大難度。
（五）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手段缺乏，力量不足，隊伍素質不高
在專利執法中，由於現行的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未賦予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凍結、查封、扣押等必要的行政強制措施，往往造成執法人員實際取證難或對違法物品無法控制，給案件的處理增強難度，造成對侵權違法行為打擊不力，對專利權人的保護不到位等現象。這個問題同樣存在著作權行政執法過程中，從著作權法及有關的實施條例看，著作權行政部門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進行證據保全，對證據實行先行登記制度而無強制查封、扣押等強制措施，行政執法手段同樣缺乏。另外我省各地市還普遍存在著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機關人員少、力量不足的問題。另外，由於知識產權專業性、法律性較強，對執法人員的素質要求較高，但我省知識產權行政執法隊伍中大部分執法人員均缺乏專業培訓，缺乏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系統學習， 隊伍素質總體不能滿足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的要求。
（六）審判案件的質量與效率有待提高
在案件的質量方面，集中表現為：一是對被侵權人的賠償數量偏低， 由於法律規定的計算賠償的兩種方法即被侵權人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非法獲利在實踐中難以操作，且我國對知識產權侵權仍實行的是民法「填平」原則，造成「十賠九不足」的現象時有發生；二是對案件的法律關系把握不清，造成錯判或被發回重審的案件仍不算少數。在辦案效率方面，知識產權案件的辦案周期普遍較長，從一審至二審終結， 普遍都達1 年以上，有些甚至達5-6年之久，對知識產權的權利無法明確，這種狀況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周期較短嚴重不相適應。造成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專利案件的中止程序， 按照最高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對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專利，被告在答辯期間向國家專利復審委宣告原告專利權無效的，法院一般要中止侵權案件的審理， 待專利復審委員會作出結論後再恢復侵權案件的審理，從而造成侵權案件遲遲無法下判。二是對知識產權案件事實判斷較難，由於專利訴訟的事實認定往往又帶有很強的技術專業知識，為了查明案件事實，法官往往藉助委託有關部門進行鑒定、向專家咨詢以便查明案件事實。
（七）行政管理部門與司法部門協調有待加強，司法保護的權威性未得到充分體現。
由於受傳統習慣的影響， 當發生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時， 受害方一般向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控告，行政管理部門進行查處後，即使發現構成犯罪的，卻也極少移送公安進行刑事立案偵查，結果是對許多構成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案件未得到追究。究其原因：一是行政機關在知識產權行政執法中都有投入成本，一旦移送公安刑事偵查，則喪失對案件的處理權，無法再科以行政處罰，執法成本無法收回。 二是行政執法的證據材料難以直接轉化成刑事訴訟的證據，主要在於行政執法相對簡便，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較大，證據的關聯性要求較弱，而在刑事訴訟中由於對證據要求高，取證較為困難。三是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案標准規定不明確， 對可能構成犯罪的在什麼條件下行政執法機關應移送司法機關法律沒有規定，也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