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創新

1、金庸是如何把小說寫的這么好的?在金庸先生小時候是怎麼學習的？

金庸是書香門第，有學習的傳統。

金庸本身愛學習，愛思考，多讀書，從人物生平就能分析出來。

金庸首先是個新聞工作者，其次才是大家熟知的武俠著作家。

你如果是想寫小說，首先要讀中外文學名著，知道中國人在想什麼，外國人在想什麼。其次讀一些哲學著作，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再次，通讀下歷史書，史書不感興趣，傳說演義也湊合，知道發生了什麼。這一番讀下來，小說不知道寫的怎麼樣，個人氣質是拿捏的死死的。

首先是好好學習，掌握閱讀世界的方法，再去創作。否則如稚子伐木，勞百倍難成一事，歷千辛易傷一身。

人物經歷（摘自網路-金庸）

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袁花鎮 [1]  [12-13]  ，祖籍江西婺源（古徽州）。 [2]  家世系浙江海寧查氏，其家為書香門第，金庸本人是查升之孫查揆的後裔 [3]  。

1929年5月入讀家鄉海寧縣袁花鎮小學。1937年（另一說1936年），金庸從袁花龍山學堂（現袁花鎮中心小學）畢業，同年考入嘉興中學（現嘉興一中），離開家鄉海寧。 [2] 

1938年，日軍攻到浙江，嘉興中學千里南遷至麗水，金庸進入省立聯合中學初中部。 [2] 

1939年，讀初中三年級的金庸與同學合編了一本指導學生升初中的參考書——《給投考初中者》。這是此類型書籍首次在中國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書。 [2] 

1941年，因在壁報上寫諷刺訓導主任投降主義的文章《阿麗絲漫遊記》被其開除，校長張印通介紹他轉學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學畢業。 [2]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學畢業，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因對校內學生黨員行為不滿而向校方投訴，反被退學。後在中央圖書館掛職，閱讀大量書籍。 [2] 

1945年抗戰勝利後返鄉，曾在杭州《東南日報》暫任外勤記者。

1946年，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同年秋天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 [14-15]  。

1948年，畢業後調往《大公報》香港分社 [16]  。

1950年，《大公報》所屬《新晚報》創刊，金庸調任副刊編輯，主持《下午茶座》欄目，也做翻譯、記者工作，與梁羽生（原名陳文統）一個辦公桌，寫過不少文藝小品和影評（筆名姚馥蘭和林歡）。 [2] 

1955年，在《大公報》與梁羽生、陳凡（百劍堂主）開設《三劍樓隨筆》，成為專欄作家。並在同年首次以「金庸」為筆名擬寫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 [2]

2、金庸作品有哪些現實意義？

金庸的經典作品相信大家都是清楚的，在你這里不多做闡述，金庸的作品描寫的都是主角的江湖故事，但有主角都有濃烈的家國情懷，雖然說他的主角武功都很高強，在江湖中都是赫赫有名的一方，但是他們總是在關鍵時刻顯得非常優柔寡斷。因為他們總是在個人在國家，在民族，在江湖道義之間做出非常矛盾的抉擇，所以說看金庸的小說不如看古龍的小說，那麼快意恩仇，那麼舒服。

3、金庸當今社會需要俠義有哪些東西需要創新的

金庸的武俠小說引導世界各地華人走進中華文化的殿堂，不少讀者在他的小說伴隨下成長。金庸首先與讀者分享中國的俠義精神：「俠士是為人民做好事的。如今路上遇到有女子被惡人欺侮，很少有人願意挺身而出，現代社會很需要提倡俠義精神。」

4、金庸老先生是一代人的記憶，為何他的在中國的社會地位如此之高？

金庸是華人武俠小說家的泰山北斗，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最著名的武俠小說家。而他的小說被形容成「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人讀金庸的小說。」

雖然答主是古龍的粉絲，但是不得不承認，金庸應該是把武俠小說發揚光大，並且作品多，傳看廣的那個人。是他讓我們在浮躁的社會中，找到了另一片天地，一個快意恩仇，刀光劍影的世界。

我想，金庸在中國的地位這么高的重要原因，是給了我們另一個天地。

金庸總共寫了十五作品，發行量超過了3億本，平均下來，每本小說發售了2000多萬本，再加上現在的電子書的盛行，可以看出，金庸小說的傳看度是非常高的。無論是哪裡的華人，都或多或少地看過這位大師的作品。而答主在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父母，看過金庸的電視劇《射鵰英雄傳》，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電腦，父母是從鎮上的影碟機店裡租來的片子。而我也不會放，只能每晚偷偷地裝睡，然後醒過來看。就這樣我斷斷續續地看完了這個作品，我也記住了這樣一個了不起的作家。我想，我只是千家萬戶中的一個例子，有多少中年人，青年人，甚至小孩子，都沉醉在這么一個武俠的世界裡。

現在的小孩子很多都有網癮，我們那個時候，中的都是武俠的毒。而金庸，就是創造這個世界的人。

還有一點是比較重要的，在這里，答主要把金庸和古龍做一個比較，就能看出為什麼金庸先生地位在中國為什麼那麼高了。（答主其實是古龍的粉絲）

金庸先生的作品更正統，更符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金庸先生塑造的郭靖郭大俠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那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更是讓大家都認識到了這么一個新的武俠概念。武俠除了那些風花雪月的柔情之外，也會有家國天下的豪情。

而相反的是古龍小說，古龍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浪跡天涯的浪子，不受世俗的約束，不理塵世的紛擾，只追求內心的需要。我想，武俠世界中的浪跡天涯的俠客形象，就是在古龍這里發揚光大的。而這種心緒，或許不能被太多的價值觀所接受。

一個是家國天下的俠客，一個是劍走偏鋒的浪子，這也註定了他們兩個，一個是主流，一個是狹路。

今天，一代武俠大師金庸先生已然仙逝，但是他留下了的那十五本傳世的作品永遠不會消失，我心目中的郭大俠，楊過大俠也不會消失。

謝謝你，金庸大俠。

5、屢被翻拍的金庸武俠，創新到底有多難

他們翻拍是為了錢。
創新的題材也有，但是現在人們想像力豐富了，現在的小說拿去拍電視，拍不出作者、讀者想像的那種特效。拍差了還要被吐槽。
傳統的武俠已經有完善的製作技術，拍成什麼樣子都可以賺錢。
如果沒錢可賺了或許會想創新吧。

6、結合具體內容談金庸小說核心的認識

以合理、客觀的武俠小說本體認識為前提，本著創作出既好看又耐看、既能給人以娛樂又能使人感動的武俠小說的創作追求，於自己的武俠小說創作，金庸也有自覺而清醒的認識：
1．以人物為核心，寫出人的性格。金庸在創作之初就曾說過：「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總應當是可能的。……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人本來性格而定。」在多次接受采訪時金庸同樣強調：「我個人覺得，在小說裡面，總是人物比較重要。……我總希望能夠把人物的性格寫得統一一點、完整一點。」「我個人寫武俠小說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寫出的人物能夠生動，他們有自己的個性，讀者看了印象深刻。」而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依然認為：「小說是寫給人看的。小說的內容是人。……基本上，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也是寫人，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斗爭。」而且，既然是寫人，就應當寫出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復雜性，所以「我寫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壞人相當分明的，壞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壞人身上也會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壞的成分。作者當然希望寫人寫得真實，讀者難免誤會認為作者有時候把壞人寫得相當好，是否鼓勵壞人。我想作者不是這樣認為，他考慮的是真實不真實的問題。他有時反映社會上具體存在的事，並不是說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贊同的事。」可見，在金庸看來，塑造人物是武俠小說創作的核心，而要塑造人物，就必須寫出人物完整、真實、復雜的性格。
2．追求情節的曲折跌宕，但須與人物的性格相適應。金庸認為，「武俠小說基本上就是描寫沖突的，像兩種力量的沖突，兩種觀念的沖突，或是命運與人之間的沖突。『誤會』也是一種沖突。人類社會基本上是充滿沖突的，許多小說、戲劇也描寫它，武俠小說只是更適合描寫沖突罷了」。所以，武俠小說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斗爭」。也因此，「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同時，「偵探小說的懸疑與緊張，在武俠小說裡面也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寫武俠小說的時候，如果可以加進一點偵探小說的技巧，也許可以更引起讀者的興趣」。但是，小說家注重情節的曲折跌宕並不意味著可以任意而為。所以金庸同時認為，「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襯人物的性格。有時想到一些情節的發展，明明覺得很不錯，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犧牲這些情節，以免影響了人物的個性」。因為「人有怎麼樣的性格，才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例如「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鍾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淡泊，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
3．設定歷史背景，符合多重需要。金庸小說大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金庸對此主要有以下一些解釋：其一，文體需要。「武俠小說本來就是以中國古代社會為背景……既然以古代社會為背景，那就不能和歷史完全脫節。」所以「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中國古代的、沒有法制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不合理社會）中的遭遇」。其二, 作品需要。因為「我寫的武俠小說有的場面比較大，常有大的戰爭，這就必須要有所依據」。其三, 閱讀效果需要。「武俠小說多是虛構的，有了歷史背景，便增強其真實感，武俠小說不可能像神話那樣，要有真實感。歷史是真的背景，人物都是假的，這樣可以使讀者自己去想像一切的發生，一切都變得真的一樣。」其四，個人興趣需要。設定歷史背景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對中國的歷史很有興趣」。當然，金庸小說中也有沒有具體歷史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連城訣》等。沒有具體的歷史背景，不等於沒有歷史背景。因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時間很長，過去許多朝代的變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緩慢的。一個故事發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與政治牽連在一起，背景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這樣的作品雖沒有具體的歷史朝代，卻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朝代。這是對歷史本質真實的更深刻把握。
4．武功的產生想像化，招式名稱形象化，境界哲學化。對於自己小說中的武功描寫，金庸也有比較明確的考慮。其一，產生想像化。「大多數小說裡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看看當時角色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動作，就在成語裡面，或者詩詞與四書五經裡面，找一個適合的句子來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時找不到適合的，就自己作四個字配上去。」其二，名稱形象化。無論給武功起什麼名字，「總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須形象化，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據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動作想像出來」。其三，境界哲學化。「中國古代一般哲學家都認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與物，融成一體。所謂『無為而治』其實也是這種理想的境界之一。這是一種很可愛的境界，所以寫武俠小說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其四，集大成者。「如果我們希望男主角的成長過程，多姿多彩，他的武功要是一學就學會，這就未免太簡單了。而且，我又覺得，即使是在實際的生活之中，一個人的成長，那過程總是很長的。一個人能夠做成功一個男主角，也絕不簡單。」所以，男主角大都因有幾個師傅或較多的意外機緣而成為武功的集大成者。
5．力求創新，超越前人，突破自我。金庸具有非常明確的創新意識。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超越文類本身的限制。金庸認為，對於武俠小說創作來說，「作品不管寫得怎樣成功，事實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所以對他而言，一方面既注重武俠小說的傳統形式、娛樂功能，另一方面又強調「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希望藉這個形式表達出一些真實的，正確的社會意義，甚至呈現出某種永恆的藝術價值」。第二，超越前人。例如在回答何以在《神鵰俠侶》中將男女主人公處理成「一個殘廢的男主角，一個失貞的女主角」的問題時，金庸說：「我當初決定這樣寫，也許是為了寫武俠小說的人很多，已有的作品也很多，自己寫的時候，最好避免一些別人已經寫過的。一般武俠小說的男女主角總是差不多完美，所以我就試著寫男女雙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第三，突破自我。金庸在總結自己的創作之路時說：「我在創作這些小說時有一個願望：『不要重復已經寫過的人物、情節、感情，甚至是細節。』」「我喜歡不斷的嘗試和變化，希望情節不同，人物個性不同，筆法文字不同，設法嘗試新的寫法，要求不可重復已經寫過的小說。我一共寫了12部長篇小說，大致上並不重復，現在變不出新花樣了，所以就不寫了。」
在武俠小說中能夠以人物為核心，自覺致力於人物性格的刻畫塑造，力求把人物性格塑造的真實、完整，同時注重人物個性與故事情節的辯證統一，使情節因人物個性而產生、發展，人物個性又因情節的發展而得到顯示、強化，不僅因此塑造了一系列可以稱之為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避免了「庸俗鬧劇」的可能；在小說中以背景的方式出現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狀況，或者是表象描述，或者是本質揭示，既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感，又豐富、提升了「俠」的內涵，尤其是當金庸以當代視角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理性反思和批判時，不僅增強了小說厚重的歷史感，而且增強了小說深厚的文化感；想像的武功而非真實的拳術照搬，不僅避免了機械和一般，而且極大地拓展了表現空間，使金庸憑借其淵博的知識和豐厚的學養盡情揮灑成為可能，武功因此而具有哲學化、藝術化、性格化的品質，也更加增添了神奇性和觀賞性；自覺努力於超越文體、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創新追求，使金庸小說得以避免模式化、類型化、重復化。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金庸能夠全面提升武俠小說的品質，成為武俠小說創作第一人，絕非偶然。 參考資料：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wenxue/9411103.html

7、金庸當中最有創新思想的武功是哪一套

到了能夠創新武功的水平，已經是宗師級別了。
《天龍》里，縱觀全書，未見有宗師級別人物。喬峰三兄弟雖然厲害，但都不算是宗師，他們的武功都是通過學習得來的。
《射鵰》里，一代宗師挺多，王重陽（自創全真劍陣等）、黃葯師（桃花島各種武功）、歐陽鋒（蛤蟆功）、周伯通（空明拳）、洪七公（補齊降龍十八掌遺失的三招）都是。 五絕中南帝段智興武功雖高可惜乃家傳武藝，沒有創新，郭靖更不必提。
《神鵰》里，首當其沖就是林朝英，自創了招招克制全真劍法的玉女劍法，王重陽最終的破解之法竟然還是從九陰真經中參悟的，可見林朝英不僅是一代宗師，而且水平猶在王重陽之上！ 另一位準宗師級高手就是主角楊過（自創黯然銷魂掌），不過他的掌法借鑒了多位大師的武功，而且還得配合心情才能發揮最大威力，試想楊過與小龍女團聚後，每天笑逐顏開，估計這套掌法也會大打折扣。 此書中還隱藏著一位宗師，就是獨孤求敗，可惜未有此人的故事。
《倚天》里，一代宗師肯定張三豐，他能根據每位徒弟的特點傳授武功，讓每人都能發揮特長，更是自創太極劍法，關鍵時刻驅退強敵，令人神往。

8、為什麼金庸的小說這么受人歡迎？

其實很簡單的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的小說本來就很有意思，金庸先生的很多經典小說中塑造的人物都是無法超越的，他能夠很好地拿捏住人物的性格特徵。小說中很多人物都有著鮮明的性格特徵，比如豪爽大度的趙敏，深情溫婉的黃蓉，智勇雙全且專情忠貞的喬峰，清麗而不食人間煙火的小龍女，當然還有還多好多，這些人物總會在有意無意中戳中你內心深處的一個喜愛點。

二是一種情懷，金庸先生的很多小說其實都是有被拍成電視劇的。作為一個90後，表示小時候的娛樂方式並不多，可能每天最大的幸福就是守在電視機前面看定時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在選擇很少的情況下，優秀的作品往往讓人更難忘記。

還記得小時候總是一邊寫作業一邊抬頭看《天龍八部》，不過那時還不太懂得劇情含義，只是單純覺得段譽很帥。會趁著爸媽不在家的時候，把家裡的床單披在身上模仿小龍女和楊過的對話。也會不明白為什麼有這么美女喜歡張無忌。我想小說被拍成電視劇，在很大的程度上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金庸和他的小說，而這些電視劇陪伴著我們長大，所以也會讓我們多多少的有一些感觸吧。

9、為何金庸小說能夠受到如此好評與流行

嗯，個人感覺金庸小說成功的的原因一是創新，二是時代。正如笑傲江湖中所述，令狐沖曾瞎編「自創刺蠅劍法」一事來奚落田伯光，而在不明就裡的眾高手耳中卻是驚為天人，因為在前人的基礎上繼承是一回事，創新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不是在某一領域達到一定高度，是沒有辦法自創的，更何況創新，金庸先生就是如此，在他之前的武俠小說都有著很多不好（有的低俗，有的晦澀）的地方，吸引的人群也不多，金庸的小說加入了很多新元素如宗教，哲學和西方小說寫作手法等等，或許我們現在看來金庸的小說模式已經很常見了，但在當時，如此的創新不禁讓人眼前一亮，於是金庸先生以自己對武俠小說的獨特理解寫出的新武俠，就成了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吧。關於時代呢，金庸小說問世之時，正式信息開始變得發達，娛樂元素卻不夠，大眾精神放鬆方式很少的時代，這樣的時候出現了那樣好看的小說，自然是瞬間紅透大街小巷咯，試想時間提前一些，或許金庸寫了小說卻傳不到大陸的各地，時間延後一些，各種新型娛樂元素又進入中國，那麼金庸小說應該也只是在眾多娛樂休閑方式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已。
於是乎，新穎的小說與寂寞的時代給金庸小說一個流行如此長時間的理由，然而我覺得不能忘了的是，這一切的基礎，是金庸先生深厚的文字功底，廣博的見識，獨特的觀點和扎實的知識。
謹在此小小表示一下本人對金庸先生的敬意。

10、金庸創作小說任務及背景分析

自五十年代中期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問世以來，此後十餘年，他筆耕不輟，總共發表了十五部作品，其中十二部是長篇，另外三部是中短篇。四十多年來，金庸的作品廣泛流傳於華人社會，先是在香港，繼而是東南亞、台灣，七十年代末在大陸出現了金庸作品的盜印本，九十年代有了全套的三聯版正式授權本在大陸發行。毫不誇張地說，金庸的作品擁有最多的讀者。香港著名紅學研究專家林以亮說：「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據不完全統計，大陸、台灣及海外的金庸讀者超過了一億人。與此同時，金庸的作品也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北大嚴家炎教授撰文指出，金庸作品「實際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學所獲得的成功。」並認為是繼「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殿堂的另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陳平原教授說，金庸「把儒釋道、琴棋書畫等中國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入門書來讀。」紅學專家馮其庸先生說：「金庸小說的情節結構，是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我敢說，在古往今來的小說結構上，金庸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金庸本人在一九八八年獲香港大學名譽博士頭銜，被聘為香港大學文學院名譽教授，一九九四年被北京大學聘為名譽教授，一九九九年被浙江大學聘為文學院院長。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中，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王一川更是將金庸列於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位列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金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確實是個震憾。本文試圖從人物塑造、文化修養、語言風格及創作心態四方面對金庸作品作一探討，以分析金庸成功的原因。一金庸的寫作相當自覺地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並在新的環境下進行了努力的探索與創新。因此，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方面具有悠久文學傳統所造就的獨特趣味；另一方面，他又有許多創新的地方，特別突出的是他注意刻畫和表現人性，因而全面提升了武俠小說這一類型作品的品味，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境界。在人物塑造的過程中，或者說在刻畫人性的過程中，金庸既堅持了善惡是非分明的價值傳統，又為表達分明的具體價值觀念帶來了新的時代內容。中國傳統文學價值的核心是求善，講究善惡分明，揚善懲惡，讀者也期望在作品中體會到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心理快感。作為傳統文學模式之一的武俠小說，其價值取向自然不能例外。在金庸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到很多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倒退的對決場面，其結果大都是善戰勝了惡，正義壓倒了邪惡，如此寫作滿足了人們的心理期望，符合大眾的審美情趣。如僅止於此，那麼金庸的小說與別人作品就沒有太大的區別。但事實是，金庸在堅持傳統的是非分明價值觀的同時，又對其進行了充滿時代感的改造，這突出表現在對人物刻畫方面的求真上。於是，在金庸的筆下，善人身上同樣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而從惡人的表現上也照樣能看出人性的閃光點。其實，人性本是復雜的，多側面的，用正、邪，善、惡這樣簡單的標簽去概括活生生的現實中的人，是不真實的。進而，真實的人生，也往往不是我們想像和期望的那樣簡單和完美，沒有那麼多的大團圓結局，真實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既大義凜然、旗幟鮮明地反清復明，充滿英雄之氣，在對個人感情的處理上，又表現出對霍青桐、喀絲麗的自私與狹窄胸襟。《神鵰俠侶》中的楊過，既行俠江湖，又處事偏激，性格乖戾。《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天生仁厚，但缺乏臨機決斷的領袖氣魄，所以不能擔當大任，不得不讓出明教教主之位。金庸小說里，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人生歸宿，「拔劍四顧心茫然」而退隱江湖的人也不在少數，如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狄雲、令狐沖等。從金庸的小說中，我們體會到了人生的歡樂與悲涼，事業的成功與迷茫、情與仇、愛與恨交織在一起。金庸的小說雖無一例外地寫古人古事，並且也確實寫出了歷史的情境與古典風貌。然而，在精神里卻又與眾不同且出人意料地寫出現代人生的神韻，表現出個人的人文情懷及現代人生的深刻品味，並以此與現代的讀者產生廣泛的共鳴。正是因為金庸利用武俠小說這一傳統的載體形式，詮釋了現代人情感，或曰用現代的手法改造、提升了武俠小說這一傳統文學類型的層次，才使他真正跨越了古今，溝通了雅俗，從而贏得了絕大多數人的喜愛。二人們普遍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中國文學，最突出的成就是語言形式的變革，即運用白話文來打倒文言文，推進了自清末以來的語體文運動，使得白話文在教育領域迅速普及，擴大了新思潮在知識階層的影響力，構建了新的白話文學的語言體系，從而徹底改變了千百年來中國文學言文分離的不良傳統。但事實上，「五·四」文學革命所造成的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白話文，而是新體白話文，它與當時的啟蒙思想有密切的關系，其明顯特徵是採用大量音譯或意譯新詞、歐化的語言表達、新思潮的價值觀。由於新文學在文壇的絕對主流地位，這種歐化的白話成了書面語言的主流，加之新文學採取新詩、話劇、短篇小說等外來的文學形式，它的歐化程度更加嚴重。即使是提倡新文學的人，也不滿意新文學的白話文上存在的問題。實際上，中國的白話文源遠流長，自宋元時代起中國就有了白話文的傳統，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就將白話文學的源頭追溯到宋元話本，且長期以來，白話文學的讀者一直是社會的普通民眾。大眾使用的語言、大眾喜愛的形式、大眾認同的趣味，與白話文學保持著最密切的關系。金庸承繼了中國傳統白話文的優點，進而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使傳統的白話文閃爍出耀眼的光輝。金庸小說的語言表述，初期的《書劍恩仇錄》從雅，其中有大量諸如「麗若春梅綻雪，神如秋蕙披霜，兩頰融融，霞映澄塘，雙目晶晶，月射寒江」之類的駢體文言，中期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是從新，內有許多所謂的「新文藝腔」，自《射鵰英雄傳》開始趨向成熟，至《天龍八部》、《鹿鼎記》而臻化境。總體來看，金庸小說的語言真正做到了口語化，明白流暢，言文一體；語言優美，生動活潑，繼承了古典詩、詞、曲、賦的優秀語言傳統並將其融入小說的敘事語言之中，發揮了漢語特有的詩化優點；語言豐富多彩，將成語、方言、俗語全部歸入現代化的口語之中。清末民初之時，傳統文學的白話文雖然也有少數比較清新自然，但大多數市井氣味較濃。至三十年代，出現了張恨水，他的小說非但能流暢地敘事，也可以自然地描寫，使白話文的市井味稍減。金庸小說中的白話文，繼承了白話文接近大眾的特點，並且消除了它在早期艷俗的弊端，豐富了白話文的表現力，從而造就了一個現代白話語言的寶庫。橫向比較，金庸小說中的語言沒有新文學所造就的白話文的歐化腔及各種各樣的政治腔，純粹是地道的白話，因而更能為大眾所喜好，被大眾所接受。在思想文化陣地西風勁吹的今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受到嚴峻挑戰的時代，金庸重振民族文化價值的語言選擇對我們不無啟迪。三武俠小說與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等其他通俗文學類型的重要區別在於，武俠小說具有極大的兼容性，它可兼容政治與社會、文化與歷史，有足夠的空間供作者縱橫馳騁。武俠小說的這一特徵，對作家的學識和修養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金庸在其武俠小說中，向人們展示了他淵博的歷史知識與豐厚的文化修養。以致於馮其庸先生稱：「一個小說傢具備如此豐富的歷史、社會知識，而且文章如行雲流水，情節似千尋鐵鏈，環環相扣，不可斷絕，而且不掉書袋，不弄玄虛，平平敘來，而語語引人，不可或已，這已是十分難得的了。」嚴家炎說：「我們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象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金庸的武俠小說，簡直又是文化小說，只有想像力極其豐富而同時文化學養又非常淵博的作家兼學者，才能創作出這樣的小說。」金庸的小說縱橫萬里，其中人物南來北往，東奔西走，跟隨其後，可令人們暢游萬里江山，領略千種風情。金庸對祖國的名城故都、古跡名勝、名山大川、沙漠戈壁、草原海洋等各種各樣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進行了准確、細致、生動的藝術描寫。使人坐擁山水、神遊乾坤。金庸的小說不但有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醫卜星相，而且有佛經道藏、儒墨之書，及至摩尼教等奇異教派的經典習俗。至於文章典故更是信手拈來，俯拾皆是。除此之外，金庸最為突出的是對中國歷史的整體把握。金庸的小說上下千年，對遼、金、宋、元、明、清歷朝歷代的歷史線索、民族矛盾、政治體制、典章文物以及野史典故、神話傳說均有涉獵。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在朝代更替之際，如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而此時往往聚集著激烈的民族矛盾。金庸在處理民族矛盾時，充分利用了其淵博的歷史學識，表現了不凡的才情與見解。表現在：他突破了嚴守華夷之辨的正統觀念。金庸在其作品三聯版序中如此說：「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王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史學家持此觀點不足為怪，作為小說家，能做到這一點，實屬難能可貴，而這恰恰可說是金庸小說成功的一大關鍵。因此，在描寫國家、社會、歷史時，金庸用現代意識突破狹隘的民族———國家界限，消解了大漢族主義，質疑了通行的本質化了的「中國人」定義，使得金庸的小說成為全球華人的共同語言和共同夢想。四缺少自由精神是中國傳統寫作中的痼疾，無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作家大都受「文以載道」觀念的制約。多了救世之心，少了創作真文學之意，無怪乎陳寅恪當年為精神的淪亡而感嘆。縱觀歷史，包括文學史，可見精神的獨立、思想的自由乃是大學問形成、大作品出現的先決條件。金庸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他如同自己筆下的大俠一樣，無拘無束，敢愛敢恨，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他頂住了商業利益、大眾趣味的誘惑，寧願放棄巨大的商業利益，在創作的鼎盛時期時毅然封筆，繼而費時十年，全面修訂已發表的作品，此舉在武俠小說史上可說是前無古人，金庸對文學執著的信念可見一斑。還有一點不能不提的是，金庸本人以武俠小說的創作為副業，主業是為《明報》撰寫政論文章，對中國大陸六十年代因三年自然災害發生的難民潮，文革中的左翼思潮與作法等，他均逆流而上，持批評態度，而成為眾矢之的，可見其勇氣。此種勇氣，不僅體現於行事，也體現在他的小說寫作之中，作家的作品總是與其人格緊密聯系的。金庸的自由精神，使他獲得了創作心態的鬆弛，從而達到了心理境界和藝術創作中的本質回歸。使其於有意無意之間，兼具了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共同性，綜合了兩者之長，揚棄了兩者之短，在雅俗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金庸小說中的許多人物和情節，在一般人看來是匪夷所思的，所謂的雅文學作家更是難以想像。他的小說有時比現實主義更講究細節的真實與可信，有時比浪漫主義更講究虛構與誇張，有時比古典主義更加古典，有時比現代主義更加現代。故事、傳奇、神話、歷史、寓言，他的小說兼而備之，令人耳目一新，擺脫了傳統中國文學平庸乏味的局面。在審美內涵上，突破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只有國家、社會、歷史的單維現象，增加了神奇世界的內容。同時，在沖破了前人規范和禁忌之後，金庸並未忘乎所以，而是注意了探尋和創造自己的藝術規則，把握住藝術分寸。金庸的小說是傳奇的故事，但並非一味的為奇而奇，恰恰是奇而求真，他的奇幻荒誕的情節構成了一種藝術與哲學的本真的世界，成為現實世界的藝術寓言。以自由心態看待藝術，以嚴肅的態度從事創作，將游戲與藝術真正統一起來，將游戲的自由愉悅與藝術的求真求美結合起來，於是，便造就了金庸小說。